蒋介石被扣之后，自忖生死难卜，想方设法打听外面的消息，想收买看守的副官，未成之后，便要求见省主席邵力子。邵力子也被扣押。张、杨也想借邵向蒋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同意邵去见蒋。
蒋介石关在新城大楼。邵力子走进蒋的卧室，看见骨瘦如柴的蒋介石脸色青紫，神情颓丧地蜷曲在床上。
“他们的事，你预先知道吗？你现在是否自由？”蒋介石焦急地问。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几年我从不过问他们军队里的事，事前我也没有看出什么迹象。现在，我自己也在被监禁中。”邵力子回答，“不过，事已至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要求停止内战，各党派团结抗日，释放爱国领袖、一切政治犯，遵守总理遗嘱等主张，我看委员长似乎是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呼地坐起来，两眼怒逼邵力子：“你和他们一起这么久，在平日交往言谈中，就一点也看不出两人的思想变化？你怎么不把他们两人的情况告诉我？你，汉卿，有负党国，未起到我希望起的作用！”
邵力子忍着，等蒋介石发完火，又劝道：“张汉卿，杨虎城，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他们的政治主张，我看可以接受。”
蒋介石一扭身，腰痛得龇了一下牙，又火起来：“让他们杀死我好了，杀死我好了！”
邵力子扶扶眼镜，说了些安慰的话后要告退。
“等一等。你把这封信给我转交。”说着，蒋介石挪到桌边，给宋美龄写了份“遗嘱”。
蒋在新城大楼住了几天，张、杨决定把蒋转移到西安玄风桥高桂滋的房子去住，命令孙铭九、宋文梅执行。这天晚上，孙、宋去见蒋，要他搬家。蒋介石一见孙、宋表情严肃，腰插手枪，以为今晚要杀他了，立刻上下牙托相击“咯咯”作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死，就死在这里，我……绝不搬家！”一边说，一边向后退，退到床边坐下，又往床里边退，把被子拖过来压在身上，闭上眼睛。后来由张、杨亲自来劝，他才狐疑地搬到高宅。
蒋介石时常闭目养神，脑子却一刻不停地转。他见张学良总是一个人来见他，想到是否张、杨意见不合？于是要求见杨。杨虎城到来后，蒋介石问：“你事前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杨虎城说不知道，蒋介石就有空子可钻。可杨虎城直言不讳：“知道。”
蒋介石的最后一丝希望落空了。他本来就对杨抱有很深的成见，到西安从不住在杨的防区之内，后来认为这次事变也是上了杨虎城“这个土匪”的当，没斗过他。他又闭上眼睛，任杨虎城说什么都一言不发……蒋介石自忖生还的可能性小，又摆出一副“可杀不可辱”的架势。
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４时，西安上空出现一架飞机，盘旋几周后投下一个掷信筒。
警戒部队把它交给张学良。张打开一看，是英人端纳写给他的。信上说他（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乘飞机来西安希望与张一见。如同意，请在机场燃一堆烟火。张派人点了火，飞机徐徐降落下来。
端纳是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属于保守派人物，新闻记者出身，和英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在中国的活动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前，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在热河失陷后，下野出国，端纳随行。此后，端纳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颇受宋美龄的信任。由于这层关系，宋美龄才让端纳飞往西安，以探明虚实。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致张的信中，她是希望张能顾全蒋介石个人和国家的两重关系，不要乱来。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说：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是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直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
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样的事情。
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最后附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
蒋介石看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这几句话，当着宋子文和端纳的面，呜呜地哭了起来。
宋子文到西安时，没想到周恩来已来西安，心里十分不安，对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和他同来的郭增恺主张他去见周恩来，因为周是个关键人物。但宋子文顾虑会被南京的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一说，宋子文大喜过望，第二天就飞回南京报告。
２２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在飞机即将着陆时，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交给端纳，请求他在军队企图抓她时，就把她打死。走下飞机，她冷淡而有礼貌地向少帅问候。然后她转向迎接的官员，不许他们检查她的行李，她说她不能容忍把她的衣服弄皱；并提出要带茶叶，要求在见蒋之前先梳洗一番。
蒋介石一见宋美龄走进来，大惊失色，如在梦境，他喃喃道：“我不是嘱咐你，叫你万万不可来西安，你怎么敢冒这个风险而入虎穴呢？”说完，惆然摇头，泪潸潸而下。
宋美龄强抑着感情，保持常态：“我来看看你。”她知道蒋一直不肯同张、杨谈判，一谈就要寻死寻活，宋美龄便理智地劝道：“你呀，以后不应该再随便说寻死这类话，你的责任是在救国，为此更应珍惜生命。你好好合作，事情会马上解决的。”
蒋介石脸上顿时轻松了许多，两手叉在脑后，说他今天清晨偶翻《圣经》旧约篇，其中一篇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妻子果然到来，要不是受宗教信仰极深，绝不可能……
宋美龄随即会见了张学良。张向宋透露，他当前的苦衷是蒋怒气冲冲，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从中做一些工作。宋美龄一口答应：“我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可以代他见。”
宋美龄、宋子文马上又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开始还是不情愿，宋美龄急了：
“你现在不要过虑，最重要的是你要取得自由。”
蒋介石这才同意谈判，愿意改组政府，重新联俄联共，但又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我本人不出面，由你兄妹代表我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但我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宋美龄啧嘴：“你不签字，人家怎会答应？让我同他们讲讲看。”
对方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同意了。２３日上午，双方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仔细听完最后一个条件，说：“我个人同意，回头转达给委员长。”
下午，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犯、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宋美龄也到场，她的注意力还在蒋的问题上。她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
周恩来说得很明白：“只要蒋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当然可以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张将军的说法，中国除蒋先生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做领袖。”
宋美龄听到这点，特别欣慰，和宋子文交换了个眼色，如释重负地将后背靠在椅背上，微笑着点头。
第二天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情绪颇高，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我等皆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该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子文也愿出面重组政府：“委员长也同意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不再剿共。一切政治犯将分批释放，具体办法由我与美龄再商。抗战将全面发动，共产党也可公开。”
“蒋先生不签字，由你们代达，是可以同意的。但委员长回去后，要发表通电自责，以示诚意。行政院既拟改组，蒋先生应辞去院长一职。”
宋子文：“一定转告。南京亲日派势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也吁请中共，请你们做我反亲日派的后盾。你们也派出专人驻沪，好与我秘密接洽。”
“没有问题。”周恩来答应。秘书进来在他耳边小声报告，说叶剑英、博古、李克农三位谈判“高手”已到，并把一份电报递上。电文并不长，但周恩来看了好一会儿才一声不响地递还秘书。这个细节被与会的杨虎城看见了。他在会上发言不多，不像少帅那般潇洒，心中却很有路数。与周恩来几次交往，十分钦佩他的办事效率，回到公馆，一摘军帽，向部下长叹一声：“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我本已佩服，今日见周先生一举一动，乃知其为‘圣人’也！”
２４日晚，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说周恩来先生来了。蒋介石一惊，立即摇手：
“不见不见！”
张学良莞尔一笑：“还是见一见吧。你们是老交情，我们是近年新交。”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焦躁不安。还没等他再次拒绝时，周恩来已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走进屋来。窘迫不安的蒋介石想从床上坐起来，可摔伤的腰不给劲，只好半靠着，向周恩来伸出手。
周恩来上前握了握，脸色颇为惊讶：“蒋先生，我们十年不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摇头：“能不老吗？你看……你看这些事情。”他竟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稍稍平静之后，他又端起架子：“在我们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你，即使在内战期间，我仍然回忆起你曾经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再次一起工作。”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这番表白从心里赞同，握着手绢拭着眼窝，不住点头。
周恩来稳稳地坐着，只是眼中的锋芒一闪：“我们多次要求停止内战，可你为何不停呢？”
蒋介石惊了一下，顺口答道：“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两手交叉在胸前，干咳了两声，又回到老话题：“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不满地瞥了一眼蒋介石，蒋介石顿时收回目光。周恩来说：“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十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头颅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他一说，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又从激流转入平缓：“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实在无话可说，垂下眼帘：“我后悔，杀人太多了。”
宋美龄见气氛不对，连忙打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不要‘剿共’就是了。”
周恩来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摒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去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账，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
宋美龄拿胳膊碰碰好像睡着蒋介石：“周先生和你商谈救国大计，你听清没有？”
她不等蒋介石开口，又转朝周恩来说道，“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见面，要互相谅解。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亲自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和蒋介石拉起家常：“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
蒋介石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最挂念的要数经国、纬国两儿。周恩来一说，蒋介石马上鼻子一酸，要落下泪来，许久不说话，最后压低嗓音说了句：“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来找我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困顿不堪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蒋介石连连说好好。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蒋介石望着窗外射进来的朝阳，禁不住笑了。这是他被扣留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后来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１９３６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
这一段，周恩来睡得很少，所有预定的交谈进行完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向延安的毛泽东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毛泽东担心放蒋放出毛病
毛泽东得知要放蒋的消息，不免担心起来。虽然他与蒋介石打了几年仗，但是直接谋面的机会极少，所以对蒋介石个性方面的了解很少。他只有去电询问周恩来：
“蒋说话算不算数？”周恩来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回电说：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毛泽东接到电报，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电报拿给张国焘看，张国焘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毛，一个周，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何等默契！他惊奇：毛氏能如此彻底地向周吐露心中所想及所盼；周又哪来的那么大本事，竟能根据外面如此复杂的实况，逐一实施……毛泽东也感慨：“恩来同志办外交所受的气，比我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事变以后，在广州受的气还要多。”
可是周恩来并没料到张学良会如此快捷地把蒋介石送走，并由此酿成了张、杨的历史性悲剧！直到１９４６年国共再次和谈，周恩来对此还是耿耿于怀：一天下午，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刚说了几句，降旗的时间到了，响起“达达”的立正号音，全场肃静，礼毕后，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他在发言前先感慨万千地长叹一声，然后以动人的感情说出下面的一段话：“在刚才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
周恩来回公馆不到十分钟，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急匆匆来找：“少帅到机场送委员长回京，你知不知道？”
周恩来大惊：“不知道，几时走的？”
“有十来分钟了。”
“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
“我也是刚刚从卫士那里知道的。”
周恩来抬腕看看表：“走，快到机场。”
赶到西郊机场，已是下午４点多钟，飞机早已消失在高天深处。这位颇具燕赵豪情的张学良发动了引擎，亲自驾机送走了蒋介石。
“晚了。”周恩来感叹不已，“汉卿中了‘连环套’了，窦尔墩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呢。”
“这件事杨虎城知不知道？”周恩来问孙铭九。
“不清楚。”
原来蒋介石下午３时要去机场，张打电话请杨去，等杨到达时，张只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杨虎城虽感突然，但他向以张学良的意见为主，当着蒋的面更不便争执，只好陪同张到机场去送蒋。蒋到飞机场后，在上飞机前对张、杨还说：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蒋介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最后说了句：“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
放蒋的消息传遍了西安，人人惊讶。十七路军总部军法处长米暂沉将信将疑，去问杨虎城：“蒋介石走了吗？”杨嘴皮一嘟囔：“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
周恩来急电毛泽东：我们只认为在（蒋）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等人飞往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