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斯诺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红区的消息，中华苏维埃也敞开了自己的神秘之门，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学者、医务工作者，走进那块黄土地。
紧随斯诺到达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是个风风火火的女性，她在延安立足之后，立即劝说在上海的所有美国记者、朋友，务必到延安来，希望他们亲自与“红色分子”交朋友，而且说明，进入陕北红军控制地区，并不太难。
她的这一呼吁，对三名美国记者和一名德国女性产生了预期的作用。可是，不论是她的信，还是三名记者的旅行愿望，都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感到不快。当三名记者在上海机场要乘飞机往西安去时，特务出现了。特务说，很遗憾，如果没有进入陕西省的签证，是不能乘飞机到那里去的。话虽然客气，但警告的口气是很明显的。
三名记者中的两名，只好一耸肩膀，既愤慨又失望地取消了延安之行的计划。还有一人并不死心：既然飞机不能乘，为何不去坐火车试试呢？结果他和那位德国女性都成功了。
他们就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和跟随周恩来搞外事工作的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
他们到达西安后，按照史沫特莱的指示，马上与红军的代表接触，商议继续完成前往延安的旅程。王炳南正在西安，王安娜还要在这里待几天，她对第二天早上５点就要启程去延安的维克多不无担心：“你从延安回来后，打算怎么办？”
维克多满不在乎：“那一点也用不着担心。我在延安的见闻，都装在脑袋里。
即使是那些特务，总不能从我脑袋里取出记事簿吧！我只是担心在延安拍的胶卷，一定要想个好办法，不让他们发现，安全带到上海去。”
维克多真是“雷厉风行”，十天后，他已从延安返了回来，从旅馆给朋友们打电话：
“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吃一顿便饭吗？见面时，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们。
你们看着吧，今晚我多半会被捕的，”他兴致盎然地补充说，“那些先生们，正等着我哩。不过，现在还没有对我采取行动。”
维克多返回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访问记，又引起极大反响。滞留西安的王安娜再也坐不住了，况且史沫特莱又来了信：“请你尽快来！我的房间的炕很宽，够你睡的。”王炳南也劝她：“要去延安的话，最好快一点走。３月初路还好走，过了月初，下起雨来路就变得泥泞不堪了。黎明（儿子）交给杨妈照顾，而且我又在西安，你就放心去好了。”
３月初，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厄尔·列夫要去陕北拍一部《红色麦加》。他的行动是得到南京政府许可的。大概是南京政府的官员们发现，禁止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好奇心吧。
列夫的确很好奇。虽然路途上的荒漠平淡无奇，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宽棉裤，上下不是清一色的蓝就是黑，只有女人的绣花鞋是鲜艳的。这并不妨碍他以罗曼蒂克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因为他一路上冥思苦想，要为他的延安之行的报道取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
“埃德加·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他想了想，说，“我的书就叫《苏维埃月下的爱情》，怎么样？”
王安娜大笑。列夫还挺认真：“你别笑。我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既然有男有女，那么要收集两三个爱情故事的素材，大概不成问题吧！”
“请告诉那个外国人，该睡了，”汽车司机打断列夫的话，“我们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要是顺利的话，只要车子能挺得住，明天傍晚就可以到达延安。”
他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７年的十年间，延安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在延安做出的种种决定，包括对外的各种声明，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而且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也有影响。
“欢迎你到延安来！”今年１月来到延安的史沫特莱像主人一样迎接王安娜。她的脸已被阳光晒黑了，她穿着棉制服的奕奕神采是王安娜从未见过的。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就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在这之前，她曾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对广泛流传的关于朱德的故事早已耳闻。首次见面，她便为朱德的“农民老大爷”般的外貌和“大丈夫气魄”所吸引。交谈过程中，油然产生了为朱德写一部传记的念头。她向朱德当面表示了这一请求，朱德请她先到各地了解情况后再做决定。她在走访了苏区许多人物后，仍然坚持她的想法。于是从３月开始，朱德向她叙述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道路。３月１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和史沫特莱谈到西安事变。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亲日派分子极力挑拨内战。如果不是共产党和各方面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兵连祸结，必然会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驳了“‘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说法，完全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王安娜就和史沫特莱住一个窑洞。
当天傍晚，同斯诺一道加入红军行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最早来看望她；看来，这中国式的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马海德把自己的住处腾给了列夫，自己挤到李德的窑洞里去了。
王安娜也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她知道，他也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极少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的人很少。他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到达江西苏区。由于他固执地过分地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到延安后，李德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张挡风尘的毛毡，盛夏时就换上竹帘。炕烧得很热，李德就坐在炕上，靠着一张矮矮的小炕桌，接待王安娜他们。
有几次，他们都是过了深夜１２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
“我们好像还是在上海或柏林，而不是在延安，”史沫特莱突然有所感悟，“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地生活，是极为严肃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喝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兵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几个外国人面面相觑。
海伦把４２年前的信交给邓小平
不久，王安娜就见到了毛泽东。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很有兴趣，他经常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阐发一个“大道理”。当史沫特莱问起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问：“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王安娜想不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看来毛泽东余兴未尽。
“接近中国人的肤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感慨道，“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来说，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王安娜听得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毛泽东却平静地吸着香烟，望着远处想着事情。
王安娜问起“大事”：“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泽东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王安娜陷入沉思。
“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在对日政策方面，较前有所进步，比如‘抗战’二字，在国民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对王英、李守信等汉奸行动，也加以指斥。在国际上，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虽然说得没有这样明显，意思还是的。”
毛泽东一旦提起一个感兴趣的话头，便会长时间地探讨。
没过几天，３月２３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更加细致地表述了中共中央的观点。他在报告中说，国民党三中全会不论在对内、对外、对民主、对群众方面，都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了转变。再看会后的事实：南京政府部分改组，张群的外交部长由王宠惠接替，交通部长换上了俞飞鹏等，都多少对抗日派有利，给了亲日派一个打击。传说熊式辉、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等也要调动，最近孔祥熙又去英国，这些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对于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的追悼，以及孙科最近对中日外交的谈话，都表示对日态度比较强化。西北问题一般的已得到和平解决，对红军前线上没有进攻的布置。与我党还是继续谈判，所谓“剿匪”基本上是停止了。这些事实，都说明南京国民党方面正朝着抗日方向前进。虽然它的前进很慢、很慢，在决议中缺乏具体的明确性，但不可否认是在前进……这一转变，会使国际国内的形势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国际方面，将更加巩固和平阵线。南京与英、美要更加接近，与日本的冲突会增加，与苏联会更密切些……这样，逼得日本最近在对华外交的方法上不能不做重大的改变。现在日本正在大放和平空气，鼓吹其所谓新政策，即所谓佐藤外交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用各种方法来和缓中国；另一方面却在这种和缓的掩盖下积极准备侵略战争……
５月，斯诺的第一夫人海伦也来到延安。
海伦非常自信，她认为史沫特莱和卡尔逊由于某些原因都对毛泽东了解较少。
卡尔逊在他的《中国的双星》里，曾把毛泽东写成一个“谦虚的、善良的、稀世的天才，在茫茫黑暗中努力为人民找出一条和平的生活道路”。
海伦为斯诺而自豪。她认为除了斯诺，了解毛泽东的外国人就是她。他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出来了。这是一部杰作，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区。我丈夫希望我从你这儿得到最后一章的材料。”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笑了笑，点了点头。但他的脸很快严肃起来，拍了一下桌上的一叠文件，好像是跟什么人争吵：“如果与南京政府合作，我们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合作，中国就会灭亡！”他愤慨地把最后一句又重复了一遍。
“我确有同感。”海伦站起来点头表示赞同，“中国必须以任何可能的办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有一种组织总比没有强。”
海伦当年见过４０多位中共领导人，遗憾是没有见到任弼时和邓小平。当时这两人都率部队前往云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海伦不甘心，请求毛泽东帮她想办法。
毛泽东稍一思考，挥笔给任、邓二人写了一封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礼
毛泽东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
但当海伦赶到云阳镇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又率部开拔了。对此，海伦只好感叹：
“难找！”
任弼时已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病逝，邓小平则几度沉浮。对此，海伦仍不灰心，始终期待着能把这封介绍信当面交给邓小平。机会终于来了。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来到华盛顿后，海伦喜出望外，当即从家乡康涅狄州赶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会见邓小平的要求，她终于如愿以偿了。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您真是难找啊！”
邓小平握住海伦的手，亲切地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于是，海伦兴奋地把４２年前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交给了它的收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