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诸多政客一样，“失败”二字只能由蒋介石自己口中说出。一旦别人来说，他会暴跳如雷。一向实用、利己的美国决不会在此时听信宋美龄的如簧巧舌，而把宋美龄的鼻子评为世界最美，大约是颇具讽刺意味的“碰壁”。
最后一次军事大会
陈诚住院后，正在美国痛感前途无望的何应钦，却意外得到蒋介石两次催他回国的电报。被冷落了近两年的何应钦，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叫来夫人王文湘和女儿何丽珠一同祈祷上帝，希望耶稣降临福音。
蒋介石在内战中已输掉了大半本钱，人一下子老了许多，也变得爱忘事了。一心指望的陈诚不但没有创造奇迹，反而一败涂地。他又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何应钦身上，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5月31日，何应钦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同时，以顾祝同接替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免去了陈诚本兼各职。陈诚嘴上没说什么，可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冒，脸色蜡黄，他的胃病一下加重。6月，他不得不在上海国防医学院将胃部割去三分之二，医生说至少要半年以上的休养。陈诚那颗不肯安分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这时，在华北一连打了败仗的陈继承，命运却比陈诚好，不但当了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而且又得一枚一等宝鼎勋章。1948年2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召开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傅作义提出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的问题，受到奖励的陈继承口出狂言，坚持中央军的行动必须由他批准。气得傅作义三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辞职，蒋竭力挽留。
7月5日，东北流亡学生到东交民巷请愿时，陈继承怂恿青年军第二○八师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学生8人，伤48人，造成“七五血案”。事发后，陈继承推卸责任，傅作义只好出面接见学生代表，流着眼泪向学生检讨。国民政府监察院派员调查并写《检举书》，称“傅作义一再命令不准开枪，不准打学生，陈继承有措置失当之责”。为了平息舆论，蒋介石遂将陈继承调离北平。10月底，陈继承又到南京就任卫戍总司令。
而南京已闹得不可开交。
7月下旬至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七天的军事会议。当时，他还没有料到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面军事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到会的有高级将领120多人。蒋介石、何应钦和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会议。
开幕时，蒋介石一脸沮丧，目光早已失去了早年的明亮，变得浑浊起来。他用手帕擦了擦已隐约长出一些白胡茬的嘴唇，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敲起桌子，痛心疾首：“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
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也许，这是蒋介石讲话中最清醒的一次，最有预见的一次，也是最无奈的一次。
可是，这些话只能由他自己口中说出，一旦别人来说，他又会暴跳如雷。会议开到第三天，便出现了最紧张的一幕。那一天，由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他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并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300余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约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1000余门，迫击炮、小炮共15万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弹药。何应钦的意思很明白，即这两年的损耗都是由挤走他的陈诚造成的。
蒋介石自己平时并不到会，而由蒋纬国（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与会，并由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轮流到会，记录每一个人发言的内容和会场情况。蒋介石在官邸听了这天何应钦的报告和一般情绪的反映，气得满脸涨得通红，连胡子都翘了起来，两手撑着腰，在室内走了许久。第二天，蒋介石穿上军装，挂上自己发给自己的一枚最高勋章和美国杜鲁门总统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势汹汹地走上讲台，把面孔绷得紧紧的，用凶狠的目光向会场扫视一周，开始发言：
“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是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这番话本来是针对何应钦而发的，可何应钦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听着，如和尚打坐，入定得没有任何激动和不安。
蒋介石也没有办法，最后扯了一通：“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他还讲了一大段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扫平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历史，勉励诸位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
会议的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
这几个兵团应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方案获得了全场一致的同意。
闭会后的第二天下午7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参加会议的人。席间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了一篇标题叫“为什么要剿共？”的印刷品，叫大家带回去对官兵讲解。
蒋一听“和”就火
张治中是11月2日被蒋介石电请，于4日回到南京的。电报上特别注明：行动要保持机密。同日到的还有傅作义。当天下午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到徐州去了，来的除了他俩，还有何应钦、林蔚、刘斐等。国防部的战况报告是用一种低沉的调子宣读的，会场里充满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会后，这伙人都到蒋介石那里吃晚饭，饭后谈平津问题，何应钦主张撤退平津兵力，全部南下，或部分撤到察绥，部分南下。那一晚傅作义的表情给张治中的印象最深。傅老是紧皱着眉头，脸上露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色。蒋似有觉察，问他有什么意见。傅作义连说：“很困难，很困难！”再问，便一言不发了。张治中因事不关己，更是一声不响。蒋介石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只得说：“好了，你们今晚回去想想，明天再谈。”事隔三年，张治中和傅作义都到了北京，又谈起这件事，傅作义说：“我从那天就转变了念头，只想和而不想战，特别是你给我的启示很大。”张治中不解地问：“那天我一言不发，怎么给你启示？”傅作义笑了：“你大概忘了，进门的时候，你不是一定要让我先走，并说你们主战的请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吗？这个话对我刺激很大。
我想我应该走在后头……”
临散时，蒋介石特意关照张治中：“你明天上午来谈。”
第二天上午11时，蒋介石来电话叫张治中去谈话。
“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蒋介石开头第一句就问道。
“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份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不打怎么办？”
“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张治中回答。跟着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气加以分析，认为现在应该马上放弃“戡乱”的主张，恢复和谈。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蒋介石始终紧盯着张治中的面孔，注意听着每个字。有时会提起精神，有时又萎靡不振。但这几句却是发自内心。
张治中逼了一句：“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
“革命党人是不怕失败的！”蒋介石突然梗起脖子，像受了莫大屈辱似的，尖声喊了一句。
张治中依然想说服蒋介石：“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但是我们纵然失败，也要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代。”
这一说，蒋介石更火了，冲着张治中吼道：“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
“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张治中脸色也阴沉下来。
“你愿不愿意担任行政院院长？”
“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况下，我实在没法担任！”
“那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好了。”
“我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张治中口气很硬，表明意志不可改变。“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蒋介石脸色铁青，加重语气说了一句。
两个小时的谈话毫无结果。蒋介石要打的信念不可逆转。到了8日，他又在总理纪念周上痛斥主和者：“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的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响应共匪的谣言攻势，而主张向共匪投降，这不但是他们自己甘做共匪的奴隶，而且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永远做异族的奴隶牛马。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坚决负责到底；尤其三十余年来对任何战役在发动以前无不郑重决定，一经发动则无论经过任何挫折困难和失败，必须奋斗到底，贯彻到底！”
淮海大战使蒋乱了方寸
张治中把以上的情况跟杜聿明一说，杜聿明心情顿时沉重起来。看看“官邸会报”时间已到，就赶往黄埔路去了。
蒋介石在会报会上，又是骂这个，骂那个，直弄得会场里鸦雀无声。他听完了郭汝瑰的报告后，说：“一定要解黄伯韬的围！”又问顾祝同：“墨三有什么意见？”
还没等顾祝同答话，蒋又去问杜聿明：“光亭还有什么意见？”
杜聿明踌躇了一下，答道：“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伯韬之围。”
这正合蒋介石的心意：“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伯韬的围。我已经替你把飞机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蒋介石下了这道口谕，会报就算结束了。
蒋介石一走，顾祝同拉住杜聿明说：“你们两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叫刘经扶到蚌埠指挥，好吧？”
杜聿明说：“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杜停了一下又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伯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
顾祝同明白杜的意思是不相信郭汝瑰的计划，但此时只要杜早些去徐州，别的都好说，于是连说：“可以可以，你怎样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杜聿明于当晚带上幕僚人员飞往徐州。说也奇怪，南京徐州间，飞机是常常飞的，可这一次竟迷失了方向。驾驶员发出警报：“再飞一小时还找不到的话，油就完了！”
杜聿明在天上连连叫苦：“真是天亡我也！情况这样吃紧，飞机竟找不到徐州！”最后，在油料快要耗尽时，机翼左侧发现了灯光，等到飞机降落时，已是11日凌晨1点多钟了。
其时，徐州“剿总”一片混乱。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对解放军的意图还不甚明了。杜聿明认为解放军的直接目标还不是徐州，而是黄伯韬兵团，应抽邱清泉兵团解围。刘和李听了杜的意见，很表怀疑，不敢同意，亦不敢抽调邱清泉的兵力。于是直接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
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作战。我军作战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伯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
蒋介石接到刘峙的电报，气得吹胡子瞪眼，骂刘峙怕死，一心只顾徐州安全，立即回电加以批驳：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前电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
正当刘峙调动邱兵团时，解放军不但对黄兵团的正式歼击已经开始，而且远程炮已对准了徐州，炮弹落到了徐州机场附近！
在这紧急关头，黄伯韬围中苦等，东攻部队泥足难前，而顾祝同、刘峙还在对外宣传，说黄伯韬守碾庄守得“固若金汤”，解放军在碾庄阵地前“伏尸遍野”。何应钦在南京闻此更是拍案大叫：“黄伯韬真是英雄！”叫飞机把勋章给他送去。
顾祝同坐上飞机，亲自飞到碾庄上空，向黄伯韬喊话，慰语有加。
黄伯韬知道外援无望，就回答顾祝同：“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
对空通话完毕，黄伯韬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
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着惬意吗？不如在此一个换一个找够本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也对得起党国和总统、总长，叫黄埔看看，也好叫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是我们的贡献。”
黄伯韬突围不成，又不见邱清泉救援，顾祝同急了，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把眼睛一瞪，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
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
“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
“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
“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顾祝同气得面孔发青，但终无办法调动邱清泉。只好回报蒋介石。蒋介石专机飞徐，在飞机上以电话命令邱清泉出兵援黄。邱仍以徐州危险为辞，拒不从命。蒋介石亦无功而返。
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弹尽援绝，全军覆没，黄伯韬本人在绝望中拔枪自戕而死。
黄伯韬兵团被全歼后，刘峙把杜聿明请到办公室去，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两人在军事地图上反复研究后，杜觉得刘似乎太泄气，便说：“目前还不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他的话，嘴唇动了几动，好像很为难，一直沉默无语。
很快黄维兵团又被围。
蒋介石又电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杜飞到南京后，照例又到黄埔路官邸。顾祝同一见到他，马上把他拉到一间小客厅中，讨论如何挽救蒋军的危机。
杜聿明问：“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的，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有增加呢？弄到现在，已成骑虎之势。”
顾祝同直摆手：“你不知道，到处牵制，调不动啊！”
“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致使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兵团的唯一方法，就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
“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