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斗争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造反。全部“五反”资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违法的问题，而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它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一个爱国的阶级，就很难设想会在今天造反，眼看着祖国的前途光芒万丈，它应该是更加爱国，怎么会造反？“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绝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交出了它的生产资料，作为一个阶级，它已经处于基本消灭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从而消灭自己的阶级，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了。应该是教条主义者深刻检讨自己的时候了……
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积极潜力可以发挥；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大力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而且还要为他们设置发挥积极性的条件。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革命谋利益，才能算得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玩弄革命词句、不计较革命利益的教条主义者，是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
在１９５７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和夏天，章乃器发表的言论和文章自然要比上述摘录的文字多何止几十倍，够得上当时“右派”言论标准的也远不止上述那两条。然而仅仅从本文摘录的这几段话，已可以看出章乃器不仅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与他心目中的“教条主义者”如何不屈地辩论和抗争，而且在争辩和论述中还涉及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理论和形势估计诸问题。倘若从今天的认识来回视章乃器的这些言论，虽然不能说都那么准确、完善，但他的鲜明立场和观点，其执着的态度和勇气，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然而在那场新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急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中，章乃器却成为几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中的一员，而且还冠以“资产阶级辩护士”之名。在这场风暴中，章乃器虽然节节后退，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
他在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６日的《我的检讨》中仅仅承认：“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
周恩来约章乃器谈话。章乃器表示：撤我的职，倒没有什么，给我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宁死也不能承认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８日，周恩来总理约章乃器在西花厅面谈。
周恩来对他说，要撤销他和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部长——笔者注）、罗隆基（时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笔者注）的职务，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章、罗二人，而且不让他们二人出席会议，但可以让章乃器出席会议，还允许本人申辩。
章乃器听罢沉默了一小会儿即问：“事已至此，撤职的事情是否已最后决定了？”
周总理答：“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章即说：“党中央既已决定，我还有什么可申辩呢？周总理，我愿意放弃出席这次国务会议的权利，请接受我的请求。”
周总理说：“那也好，会议就不出席了，你还有什么想法？”
章乃器长长吸了一口气，说：“撤我的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对我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背事实的，我是宁死也不能承认的。”
周总理严肃地说：“你至今还是这么认识，你可以保留你的思想，我们党是允许犯错误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的。几天前我同罗隆基谈话，对他说，如果愿意，他可以出国，包括到美国去。他反问，这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我答，不是，去了你还可以回来，时机你自己选择。他没有表示要出国。你对自己的今后有什么打算？”
章乃器最后陈述：“我从来是全力投向党的怀抱，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再一次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有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党所了解，那就请党再看我五年吧；五年不够，还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才７０岁，我现在开始就更加好好地锻炼体格，潜心学习，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
章乃器还表示：“我是永远不会反党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我要做的是以自己的行动使那些诽谤我的流言，最后在事实面前彻底地破产。”
一年多以后的１９５９年４月，全国人大、政协换届，章乃器因为拒不认错而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他没有再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使章乃器意料不到的，是他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周恩来总理面前表过的誓言，并没有如期实现。五年以后的１９６３年，他被加重处分，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大幅度地减低了生活待遇；八年以后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至３１日，他被北京的一所中学红卫兵“专政”了一周，受尽种种凌辱、威胁、拷打和酷刑，曾以绝食抗议，已至死亡的边缘却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一直到１９７７年章乃器病危期间，经陈云同志批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宣布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章乃器同许多１９５７年被错划“右派”的同志一样，得到了甄别、平反、昭雪。
戴着“右派”帽子的章乃器仍然敢于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
章乃器被划为右派，继而又被撤销了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为何于１９６３年又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呢？这要从１９６２年说起，在国家遭受三年经济困难之后，１９６２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济工作失误的经验教训。“晚上看戏，白天出气”。党内的会议开得空前的活跃，党中央的领导人都纷纷自省，作了检查。全国人大政协的会议上，也自然出现了畅所欲言，讨论热烈的局面。章乃器的肚子里自然也有许多话要说，但他知道自己头上戴着“帽子”，不能如一般代表委员那样不受约束，因此他把自己的一些话放在全国政协科技工作组平时的小型座谈会上说。他所说的内容涉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其中分量比较重的是在一次座谈会上，章乃器叼着大黑烟斗，颇为激动地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产生，非一日之寒。我看了最近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很有感慨！当然，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但我以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
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章乃器放了这一炮，正值阶级斗争“一张一弛”的“弛”的时期，除了向上反映，并没有人马上理睬他。很快，风云变化，１９６２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召开，阶级斗争这根弦再一次绷紧。短暂的１９６２年的早春天气至此寿终正寝。而再一次跳出来发表“反党”言论的章乃器，一下子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成了在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注脚，这就是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主要根据。
笔者以为引用着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和经济学家马洪对章乃器高度评价的话，肯定要比笔者的长文更有分量。９０年代初，荣毅仁副主席评价道：“章乃器同志是我国着名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爱国，期望中华民族腾飞发展，为祖国建设和民建中央的创立、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待人诚恳、热情，性格秉直，受到了人们的尊敬。”马洪同志为１９９７年３月出版的《章乃器文集》作《序》指出：“章乃器先生生于忧患频仍的清末，少年时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工商界，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银行练习生成长为中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精通银行实务和财政管理，是我国近代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货币专家和理财家。”“新中国成立后，章乃器先生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参与党和政府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对于粮食价格的政策性补贴，他反对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经过他和各方的不懈努力，确立了经济核算制，使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他的管理经验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章乃器先生的预见性思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培育我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建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利用外资以及廉政建设等等，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仰着脸，没有见他笑过
笔者二十多岁时曾有机会见到章乃器先生。１９６３年，当我刚刚跨进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的时候，就有一位顶头上司向我介绍：“……近几年来，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就有一些人对阶级斗争也反映到思想领域的问题不理解、不赞成，极少数人甚至坚持自己一贯的反动观点，公开反对我们，章乃器就是一个。你知道章乃器这个大右派吗？他不亚于章伯钧、罗隆基，尤其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他的态度比章、罗还要恶劣。”“他在私下写了这样四句诗：“身败名未裂，家破人未亡。钢筋铁骨在，冷眼看豺狼。”这是何等反动、何等刻骨的仇恨！”
就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在政协工作组工作时，已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
他听别人发言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颇明显的自负的派头。尽管他头上戴着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也常常有不少人批驳他的观点，看上去他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
他是我青年时代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颇有“硬骨头”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我敬佩像他这样的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身上具有的人格力量。
我带着眼疾在灯下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早已逝去的大起大落的沉浮岁月，了解历经磨难而终于得到历史肯定的诸如章乃器先生这样的平凡而了不起的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