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梭罗沟这个点的命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呢，在1：20万区调工作中，是廖远安等同志检查异常时发现的一处长约六米、厚约两米的露头，采了一个拣块样标本，品位三四克吨，当时以这里有个牛场叫白里米，命名为白里米金矿化点。1982年编写区调报告时，我和他商量，我说白里米这个名字不好听，显得小气，这一条沟叫梭罗沟，不如以这条沟命名，他同意了。在我的心中，以前有这样一个神话，就是月亮上的阴影是神仙张果老砍娑（梭）罗树，这个名字有意思，从此该点即以梭罗沟命名。为什么选上梭罗沟呢？通过这个点的重砂、化探异常、成矿地质背景，我与甘孜嘎拉金矿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同属优地槽变质火山——沉积岩系列的火山热液矿床，而且同属一个甘孜-理塘成矿带，在矿点上的围岩蚀变也有利于找到类似的矿床，可能会有突破，于是把我的意见向时任党委书记的郭达玖同志和队长张建明同志作了汇报。书记和队长当时决定，派徐志明、万全礼同志前去工作，出发前，我和小组的同志们还讨论了有关技术问题。
找矿小组不畏严寒，踏冰卧雪，先后两次上去工作，第二次出去时，还有副队长汤开明同志带队，可见大队领导是十分重视的。
因为当时没有立项，就没有项目经费，一切有关开支由大队自有资金开支，为了立项，我在室内编写立项论证报告、填表、作图，上报四川省地矿局。
经过小组的艰苦努力，找到了原来的矿化小露头，对区内的地层构造及矿化等作了初步研究，经过试验，浸出率还可以。队领导可高兴了，说喝庆功酒，我说还早呢，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待将来开发成功了，才说得上庆功，于是酒也没有喝成。
在1997年底，我退休了。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由于氧化矿难找，我还对找氧化矿的问题提出过口头建议。
找矿是艰难的，找一处可供开发的矿就更难，好在经过徐志明等同志和广大职工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认识了梭罗沟，走进了梭罗沟，融入了梭罗沟，评价出了梭罗沟大型金矿床，使区调队的梦想成真并期待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七绝
李世林纵横高原三十秋，地质矿产眼底收。若问功绩在何处，羊拉耳泽梭罗沟。
注释一：羊拉指云南省羊拉斑岩铜矿，1976年检查异常发现，现为大型铜矿。据地勘导报记载，2008年一期选厂建成后年产值十亿。2012年二期选厂建成后年产值将达30亿。
注释二：耳泽金矿发现于1979－1980年间，当时经简单工作计算金储量约20余吨，后经详查计算金储量十几吨，也为一大型金矿。
注释三：梭罗沟金矿于1997年经资料筛选，确定此处有大型金矿的可能性，遂建议单位去工作。经单位多方努力，成功开采，为单位带来很好效益。实现了我心中多年理想，吾心足矣。此诗为李世林于2000年所作，注释为2008年11月于华阳石油医院病床上口述，女儿代笔补充完成。
“岩羊”又回来了
程松
大凡上过高原、抑或到过“滑山”之巅的人，都知道有一种长年生活在海拔近5000米左右的食草动物——岩羊。不论刮风下雪，它们多活动在“滑山”上或沿刀刃似的山脊转移，只是在黄昏临近、夜幕降落时，才带着倦意来到水草丰茂的沟谷饮水食草、栖身过夜。
在四川西北边陲石渠县城南渣陇沟一带曾生活着一群岩羊，因其肉质鲜嫩，被众多猎手视为野味佳肴而不断遭到猎杀，才迫使幸存者游居它方。今年6月我们渣陇项目普查组一行六人来到这里时，仅工作了几天，便被当地牧民戏称为“岩羊”又回来了。初听有些奇怪，可细细品味，却才为憨厚的牧民给我们这种最质朴的称谓而深为感动。是啊！我们虽不是岩羊，却实实在在拥有岩羊的那种本领。因为我们工作的路线几乎就是岩羊走过的“路”。我们行走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刃脊、山巅，不是登高俯瞰为了防范，但的确是为了生存在探寻。因为我们与岩羊之间有着相似的命运，不同之处在于面对凶残的猎手，岩羊可过游居生活，而我们面对无情的市场经济，却没有后路可退，只有走“勘开一体化”的路才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希望之路。为这希望，我们也只能在黄昏临近、夜幕降落时拖着被雨雪侵袭的疲惫身躯来到沟谷栖身过夜。
我赞美岩羊这种能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求生存的精神，同时也为我们项目组能拥有这种精神而自豪。我深信：在领头“羊”的带领下，通过我们共同努力踏遍渣陇矿区所有的滑山、刃脊、山巅，走完所有的羊肠小道，定会有一个丰硕的成果，供我们这群“岩羊”生存、发展。
1997年6月25日石渠
战斗在藏北羌塘无人区的区调队员
贾保江
在今天我国地质矿产事业欣欣向荣，地质队装备大大改善，地质队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在那个年代里，地矿事业萎缩，任务严重不足，经费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大量人员闲置，相当一部分同志提前退休或退养，一些同志甚至买断工龄，另谋生路……成都地矿所和区调队的领导、群众都在为本单位的生存而挣扎，在改革开放的阵痛中寻找出路。
一个机遇让成都地矿所和四川区调队走到了一起，成都地矿所的科研人员和四川区调队的地质队员共同承担起青藏高原羌塘盆地的石油天然气地质调查任务，成为这个历时数年有数亿元投资的大项目的骨干队伍之一。成都地矿所在1994-1998年的几年里，争取到一千多万元的工作经费，稳定和锻炼了一支专业队伍。承担的1：20万石油天然气总成调查工程和1：10万石油天然气区域测量工程以及综合研究项目均获优秀评价。青藏项目经理部的同志称赞：“从这支队伍中看到了‘三老四严’的作风。”这是对成都地矿所的赞誉，也是对四川区调队地质队员的赞誉。
“羌塘”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北方高地”，这里处于青藏高原的腹地，雪山耸立，丘陵起伏，湖泊遍布，平均海拔达5000米，气压低，严重缺氧，寒冷干燥，风大雪频，日温差巨大，紫外线辐射强等特点。被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根据我们自己的测量，5月上旬上午8点的气温为零下15℃。在气候极端恶劣、交通极端困难、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成都所和区调队的同志们用顽强的意志战风雪斗严寒，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情同手足，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娴熟的工作技能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当年冒着风雪艰难行走定点打标本，半夜里被冻醒坐起身来点烟吹牛，生病了同志们关怀备至问候的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
由于历史上行业关系等方面的原因，由中国石油总公司勘探局新区勘探事业部成立的青藏石油勘探项目经理部不能使用地矿部的队伍。成都地矿所只能以“成都环境地质与资源开发研究所”这一名义去承担项目，而四川区调队的同志除了在各个工程报告的参加人员名单里列有名字外，并无其派出单位“四川地调院”的名字出现。藏北油气调查的光辉业绩已被记载于成都地矿所的发展史上，它也同样应该反映在四川区调队的历史记载中，使四川区调队及其派出人员的历史贡献得到客观体现。
让我们记住区调队参加藏北羌塘无人区油气调查野外工作的同志吧，他们是技术人员罗健、何扬、尹涛、冯学成、李庆祥、杨大勇；驾驶员王旭、李金山、何守忠、薛东、王福银、吴和平、张德林；地质工王建勇、王瑞清、叶华彬、冯勇、易广科、夏进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同志能够参加成都地矿所羌塘项目的工作，除了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外，还得益于原四川区调队一分队技术员，时任青藏项目经理部副经理的殷利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原四川区调队一分队技术员，时任青藏项目经理部特聘质量监督员的马最良同志。
记得在那几年里，每年3月份我都以成都地矿所羌塘油气项目负责人之一的身份代表成都地矿所到队上，与区调队副队长谭庆鹄同志共同协商确定人员并签订合同。因此，这些同志应属区调队的派出人员。他们是在四川区调队主力部队为区调队的生存和发展而艰苦奋斗过程中的另一支重要技术力量，对区调队的发展有过贡献。
2008年12月22日于成都作者系原四川区调队二分队技术员、成都地矿所研究员
我的丛林日记
李忠东
一、上山之前
5月9日，九龙县湾坝乡洛洪堡子。早晨，浓浓的雾将连绵的群山罩得只剩下半截，远远望去，犹如被刀拦腰斩断一段，天空也被大雾压得低低的，扁扁的。我们住的洛洪堡子显得尤其狭小。尽管天气不好，我们仍然决定上山。清晨5点，负责后勤的杨叔便在帐篷外弄得窸窣作响，他已经在为我们准备早餐了。7点钟的时候，他向着帐篷喊道：“诸位，起床了，要蹲点的快去蹲点。”何谓蹲点？古谓出恭，今谓解大便，俗称屙屎矣。在野外，干什么事都比平常麻烦，解手尤其如此。没有厕所，离帐篷稍远的树丛，乱石堆，河漫滩便是我们如厕之所。每天早上须在天将亮未亮之时（天太暗，难以行事，天太亮则怕有行人突至泄露春光，丢了斯文），寻一隐蔽藏身之处，宽衣解带，把取之于自然之物复又还于自然。此隐蔽藏身之处还得有一番讲究，行人罕见自不待言，此处还得稍微平整，蹲前要用木棍拔弄荒草以免暗藏蛇、草虱子、旱蚂蟥等，如此一番之后方可蹲下，一泄为快。遇到下雨，则处境更惨，要么披一身雨衣，要么高拿雨伞，远望去，倒真像摇曳在雨中的巨型蘑菇。
走出帐篷，杨叔早将茶杯中昨日的陈茶倒掉，沏上新茶，饭菜也正在高压锅里呼呼冒着热气，一切都完美周到。
吃饭时，杨叔不停地劝大家吃肉，他的理论是越能吃肉，越能爬山，肉很肥也很大，每片足有四指宽三寸长，几乎看不到瘦肉，不过山里人喂的猪，吃玉米长大，尽管肥，味道都不错。
准备上山的背包繁琐而细致，地形图、记录本、罗盘、放大镜、文具盒、高程仪一样也不能少。中午的干粮是每人一包萨其马，两把生花生米和几块大白兔奶糖，用样品袋装了塞进了背包。蛇药、创可贴、膏药以及杨叔用塑料布精心包裹的一盒火柴也同样用口袋装了塞进荷包。雨衣既可避雨又能御寒，万万少不得，因此杨叔每天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提醒。末了，每个人还要在后面裤子上吊一个装有雄黄的小袋子，用以驱赶毒蛇。《白蛇传》里的高招被我们学到了，据说还相当灵验。戴上草帽，拿上地质锤，全副装备才算是齐全了。
后勤工再一次叮嘱了安全事项后，我们终于在杨叔的祝福中踏上一天的艰苦行程。
二、折耳根
没有新鲜蔬菜已经很长时间了，天天吃洋葱炒猪肉，大家都喊腻味得慌，不觉怀念起吃青菜萝卜的日子。负责后勤的杨叔每天看着高压锅里剩的饭一筹莫展。
偶然，杨叔和喻工在回帐篷的路上看到荞麦地里零星长着的折耳根，绿油油的还抽叶呢。想此物在内地也能登大雅之堂，况穷凶极恶的野外，大伙一定喜欢。便放了背包遍地去找。果然，还真不少，半刻钟，已将样品口袋塞得满满的。
回到帐篷，倒在地上，蓬松松的一大堆，大伙一见，乐了，有人当即宣布今晚“过节”，节日大餐便是凉拌折耳根。
洗净之后，拌上盐、味精、豆油、红油辣子，端上桌（一块稍平的大石头），看着碗里绿油油的叶子，白白肥肥的根，红红的辣子，闻着它独特的清香，大伙夸张地纷纷做陶醉状，大有垂涎三尺之感。
吃饭时，大伙的思路也空前一致，完全一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战略思想，洋葱腊肉动还未动，此物已吃得精光。今天的饭量也陡然增加，一口气吃了个锅底朝天。
吃完饭，齿颊、帐篷里还残留着折耳根的清香，我躺在帐篷里，想起曹操的一首诗中的几句，篡改如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馋，唯折耳根。”
199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