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99年五六月份，我正在山东出差，代表处的一位负责人向我透露说：“李总，华为内部盛传你买了竞争对手中兴公司的股票。”我听完大吃一惊。
中兴通讯是华为在国内最直接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两家企业这么多年暗地里较着一股子劲儿。据《中兴通讯》这本书说，华为的市场计划今天刚刚敲定，第二天就会出现在中兴相关部门领导的案头。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华为对中兴的防范以及对抗倒是一直存在的。谁买了中兴的股票，就无疑于叛徒之嫌。
看我的脸色变了，那个人说：“已经盛传好久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说：“不是不知道的问题，我压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最后他说：“你最好核实一下。”
用段永基的话说，我这个人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干活累死累活，怎么样都好说，甚至报酬的高低我也不是特别在乎。但是，谁要是对我不信任，甚至拿一些根本没有的事情来侮辱我，伤害我的名誉，我断然难以接受。
我非常重视此事，回深圳后有意核实了一下，果然有人告诉我，任正非的确在高层会议上说过此事。我一听火就蹿起来了。第一，任正非没有核实就在会上说，给我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第二，他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想不想让我干下去？
我当即就写了个报告：
任总、孙总：
最近公司内盛传我买中兴通讯股票的事，我以人格担保，本人平生从来没有买过社会股票，更不要说什么中兴的股票。我曾有过两种股票，一种是四通在香港上市分配给我的，另一种就是进入华为之后公司配给我的员工股票。除此之外，我绝无其他股票，不仅如此，我们全家都从未染指过任何股票。请调查此事，还我以清白。如果发现我有这件事，马上辞职。
任正非很快批复回来：“我们相信你的话。”
这是对我的又一个刺激（此时的我越来越敏感了）。难道在我未写此报告之前，你们是相信这个传言的吗？退一万步说，我买与不买股票，买谁的股票（包括中兴的）你管得着吗？
一个对这样一类合法之事神经过敏的公司，包括为对付竞争对手还成立专门应对小组的公司，会让人从中看出一个“小”来。
保持个性
企业里，一般来说，除了一把手，其他人都活得小心翼翼，唯恐得罪人，做错事，挨骂，被批评，扣奖金，或者被处理。尤其在领导人强势的企业，用战战兢兢来形容一些人的工作状态恐不为过。
在华为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一讨论问题，总有人会提醒，老板会同意吗？或者，老板会不会骂呀？弄得很多人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意见。时间长了，个人的思想被禁锢了，个性失去了。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我在孙亚芳面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任总无缘无故羞辱我、骂我，我会拂袖而去。”在华为敢说这种话的不知还有哪个？
在华为，后来有一个规定，两口子都在公司里，只给其中的一个人配股票。
很多夫妻因为这一规定，只好让待遇低的一方离开公司。后来竟演变成两口子同时在公司不受欢迎的地步，再进一步，谁把两口子引进公司也成了罪过。人力资源部还专门拟了一份名单交给任正非。我亲眼看到在这份名单上有任正非的一些批示，其中有一对夫妻的后面任正非用他特有的字体注明：这二人是李玉琢介绍进来的。
一次在电梯里，只有我和他，我说：任总，有一件事我得说明一下。那两口子进公司前并没有结婚，是进公司几年后才结婚的。另外，那个男的当初是我引荐的不假，那女的是你女儿孟婉舟的同学，是她介绍进来的。任正非“喔”
了一声，没说什么——他是从来不会说“搞错了”这样的话的。像这一类并非事实的误解，别人也许忍了，我是一定要说清楚的。
大概是在1999年年中某个周末，海外市场部的人打来电话，说他们的领导星期天都有事，能否请我帮助接待一下利比亚大使一家三口，我说可以。一会儿又来电话说，能否到机场接一下，显得重视。我说可以。当我到机场接完客人，送客人去宾馆的路上，与我同一辆车的市场部接待人员，给他们的领导打电话：徐总，客人接到了，快到宾馆了，您过来吧。我问：怎么，一会儿徐总来宾馆？他说，是。
徐直军是海外市场部总裁，一位年轻的博士。原来，他们说“领导们都有事”是假的，他们让我这样一位50多岁的副总裁到机场接来客人是交给他接待的，我立即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到了五洲大酒店，我把客人送上楼，马上叫来司机送我回家。市场部人员大惊：李总不能走，一会儿陪客人吃饭。我说：对不起，我帮你们的领导把客人接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路上，徐直军、孙亚芳都打来电话百般解释，但我还是走了。
在华为，接待客人对我来说是经常的事，因为家不在深圳，待着也是待着。
系统工程部的人对我的接待都特别满意。但让我到机场接人，这还是头一回。
让我接人再交给另一位副总裁，更是闻所未闻。别说一个海外市场部的总裁，即使任正非本人也没这样做过。
一个人被人严重误解了，也不知申辩，或者不敢说清楚，那是窝囊。一个人被人耍了，骂了，人格受到侮辱，还能忍耐着，那是缺乏骨气。什么都可以放弃，利益、官职、地位、身份，只有一个东西无法放弃——人格尊严。
形同儿戏的职务安排
早期，华为公司的副总裁分常务副总裁、执行副总、副总裁。各大系统或子公司的领导人居然也叫总裁、副总裁。我在莫贝克时也被任命为总裁。市场部、中央研究部也这样任命的。因此在华为，职务任命比较混乱，不明白的人常常搞错。
后来，又在公司执行副总裁中提拔了一批高级副总裁。而执行副总裁呢？
实际上就成了一般副总裁。在华为的辞典中，“原地不动”就是“落后”。后来发现，执行副总裁中，唯一没有改做高级副总裁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这无疑是对我的否定和羞辱。我一辈子没有伸手要过任何职务，自认为工作水平也不在一般人之下，大家差不多也就算了。唯独把你一个人晒在那里，任正非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不便猜测。
1999年上半年，我和任正非到杭州出差。在西湖边散步时，任当着好几个人的面突然跟我说：“李玉琢，你没有市场经验，我把你派到杭州办事处做行政助理吧，你觉得怎么样？”
在一个办事处，一把手是办事处主任，然后是副主任，接下来才是行政助理，我这么大岁数，而且是执行副总裁，他不是想着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而是如此来“培养”我，让我怎么想？我一言不发，但是心里很难过。
说实话，当我1990年在四通OA本部任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之时，华为还初出茅庐。说我不懂市场，那只能说任正非不了解了。
第二天一早，我陪他继续在西湖边上散步，他说：“我想了想，看来你这个人自尊心太强，就不派你来这儿了。”
从这些事情上，我感觉到，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任正非太过随意了。想怎样就怎样，是对别人人格的不尊重，让人缺乏安全感。
1999年9月28日，主持生产系统的副总裁周劲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做生产部副总裁。我一听这是明显地把我下放了，而且绝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即予以回绝：对不起，在四通时我就主管过生产系统，那是一个体力活，我年龄大了，做不了。
到了1999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更意外的事。任正非突然发布了一长串的干部任命名单。我一看其中居然有我，他任命我为市场总部新设的终端部的副总经理，并兼任下面一个小部门的经理。
这次任命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未经我同意。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刚刚拒绝生产部的安排，为什么紧接着进行这样的任命？华为的终端部门是一个三级部门，堂堂副总裁再兼做下面一个小部门的科长级的工作，这同当年安排我到西乡办公一样，是对我的极大贬斥和侮辱。把我像垃圾一样随意抛弃，对此任命说什么我也不能接受。
于是我装着不明白发电子邮件给市场总部有关领导，说明了我对新任命的看法。我写道：终端部的部门经理我是兼任还是全职？如果是全职，请把我公司副总裁的职务免去。让我当部门经理却拿副总裁的工资，公司似乎有点儿吃亏吧？
我仔细反省自己，感觉并未做错什么。如果说有错，可能是我的一些想法和建议让任正非不满，感到我太多事了。他需要我像其他干部一样，言听计从，不要在大事上动太多的脑筋。可惜，我做不到，企业管理并非任正非一个人的专属区域。他没有权利限制我思想的自由，思考的权力。
市场总部没有任何人答复我。我离开华为之后，王诚副总裁来北京劝我回华为工作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当时市场部这个任命很不合适，我们已经向任总解释清楚，这是我们的错误。
我这样一位公司副总裁，市场部怎么可能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随便任命？
任命名单上有任正非的亲笔签名。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是任的直接安排，市场部当时对我的质问才不好回答。
一个企业什么问题都可以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人的不尊重。有时人们问我，你遇到的事情，别人也有遇到的，甚至更严重，都忍了，不也都很好吗？我回答，这也许正是我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吧？
一件接一件这样的事情不断逼我。离开华为已势在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