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该怎样将这座山移走呢？谢里曼可没有耐心将这座50英尺高的小山从上向下一层一层地发掘。他需要发明一种考古挖掘的新方法。最后他决定开掘一条30英尺深的垂直通道。
这项工作既繁重又危险，而且通道内壁经常发生崩塌。谢里曼不得不一批批地增加人手，支使他们一铲一铲地把大量泥土和石头掏出来，然后在通道的内壁支上木板……挖掘工作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871年。
令人遗憾的是，在他大刀阔斧向底层鲁莽地发掘时，谢里曼无情地破坏掉了这座遗址上面几层具有考古实证价值的地层。谢里曼对此的解释是：“我的目的是掘出特洛伊，我估计它是较低地层遗址中的一个，我不得不破坏并放弃较上面的地层中许多有趣的遗址。”作为一名学过考古的专家，他的做法和说法都难令人相信。
30英尺深的垂直通道完工之后，谢里曼在遗址下面只找到了一些被鉴定为石器时代的遗物。失望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这里肯定不是特洛伊，他的发现令他费解。
谢里曼对这样结果感到越来越困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失去了寻找特洛伊的全部希望。谢里曼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吗？他的财产足够他快乐逍遥一生，但他却在野外挣扎。
时间又过了大半年。令人沮丧的挖掘工作仍无大的进展。这时候温湿的天气使热病在挖掘队伍中迅速蔓延。他向人们发放奎宁药，给拉车的牛马打泥罨剂，但他自己也病倒了，挖掘工作不得不缓慢下来。
幸好这期间有索菲娅在。她悉心地照料他，并把《伊利亚特》牢记在心，不断鼓励着谢里曼。
病愈之后，谢里曼决定改变挖掘的方向。他在遗址的另一处又开挖了一条垂直通道。几天之内，金属物件就开始不断出土，这又唤起了谢里曼的希望，因为他从荷马作品中得知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都佩有宝剑、长矛和战车。
如今，即使是发现诸如钉子、门闩或者刀刃之类的小金属物品，也会令谢里曼欢欣鼓舞。他充满了期待。随着工程的进展，一些金属器皿和陶罐陆续出土，特别是一种带有枭（猫头鹰）图像的罐子，令他倍感兴奋。枭是献给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祭物，所以它一定与雅典娜有着某种联系。谢里曼甚至认为枭是特洛伊的保护神。
1872年春天，谢里曼返回工地。他让人们每天早5点就开始艰苦而危险的发掘工作。这时候，他雇用的工人已多达120人。他扩大挖掘规模，在遗址上开凿了一条贯穿整个遗址的80码长，50码宽的壕沟，这条壕沟每天都在往下进展。
谢里曼当时和工人们一起每天工作14个小时。当信奉基督教的工人在周日离开的时候，他会让信奉伊斯兰教的工人接替他们继续干。
他渴望发现特洛伊的心情已经到了疯狂程度。其实他一直都很疯狂。
谢里曼对待工人和对待自己一样严苛。他要求所雇用的工人都必须尽心尽力地工作。有一件事是他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吸烟。谢里曼认为吸烟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也常常是工人们偷懒的借口，所以他禁止吸烟。当工人们抗议时，谢里曼会毫不犹豫地开除他们，然后又去别的村庄雇人。谢里曼有自己的原则。
当时，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视着谢里曼。他定期向英国和德国的报纸报告工作进度。人人都想知道：他会找到普里阿摩斯国王的特洛伊吗？他会找到宝藏吗？
8月初，谢里曼在向下挖掘40多英尺之后，发现了极有规律的石基，他认为这是城堡的墙基。他立即宣布他找到了高塔，即荷马所描述的赫克托耳的妻子站在上面观看平原战争的高塔。但谢里曼的希望再次破灭。他们只挖出了两堵平行的墙，这显然不是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又一次，谢里曼判断失误。而这时天气愈加恶劣。谢里曼只能等到第二年再继续他的搜寻之旅。
特洛伊考古遗址对于理解欧洲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由于它对荷马的伊利亚德创造性艺术两个多世纪的深刻影响，使特洛伊更具有了文化上的重要性。
特洛伊以其四千多年的历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
用科学的话说，它广泛的遗存物是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重要最实质的证明。特洛伊于公元前13或是12世纪遭到来自希腊的斯巴达人和亚细亚人的围攻，这一史实由荷马写进史诗而流传千古，而且从那时起它还启发了世界上众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楔形文字
古代文明之乡是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边界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希腊史学家们的著作和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这种文明都被谈及过。那些老于世故而又颓废的巴比伦人和凶猛好战的亚述人的故事使欧洲人如痴如醉。那么这个古老的文明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
这也许要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发现。那么又是如何发现和破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呢？
虽然曾经一度辉煌，但是自16世纪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就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由于受到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主的极大忽视，它事实上已沦为了帝国的一块充满邪恶的死角。在这里，土匪抢人，酋长好斗，地方官员受贿，政府官员腐败；沙漠灼热，狮子四处觅食；霍乱、痢疾一类的传染病到处流行；美索不达米亚危机四伏，去那里旅行简直就是冒险。
然而，仍有一些胆大好奇者冒险探索了这块历史上有口皆碑的胜地。最早的一位探险者是一位名叫凡勒的意大利人，他于1616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安全返回了欧洲后，凡勒带回了许多巴比伦遗迹中的纪念品。在许多纪念品上刻有一些文字，这是一种欧洲人从来没有见到的新的文字。由于这种文字呈楔形符号，刻在陶碑上，所以后来被称为楔形文字。
1756年，丹麦国王派遣了一个六人科学考察队去中东地区，其中五人暴病而亡，但是剩下的那个人设法到达了玻塞玻利斯—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波斯人的首都（如今的伊朗境内），他返回欧洲时，还带回许多在该地找到的楔形碑文，1772年这些碑文被发表，这为后来奋力破译楔形文字的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研究者发现，碑文中使用的一种语言是古波斯文。19世纪初，研究者们开始翻译古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此同时，欧洲势力决定与奥斯曼帝国建立更近一步的贸易与外交关系。1802年，英国正式在美索不达米亚设置了称为领事的代表。六年后，二十二岁的克利奇接任这个位置，利奇既是学者，又是外交官；他对古代史和古遗迹也极感兴趣。他就任领事期间，英国在巴格达的官邸成了考古活动的中心。
利奇描摹了巴比伦遗迹的素描，收集了楔形文陶碑，出版了关于巴比伦研究的学术论文。然而，利奇的兴趣并非只在巴比伦上，他还梦想能寻找到消失了的尼尼微城。1820年，他考察了巴格达以北、莫索城外、底格里斯河两岸的两座土丘。在一座叫库羊吉克的土丘顶上，他发现了破碎的陶器和一些刻有楔形文字的陶砖。可是利奇还未来得及发掘土丘就不幸去世—他是在波斯照料一个霍乱病患者时不幸被感染而亡的。
利奇的遗孀将他的楔文陶板都卖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很快就开始就其中一些苦苦钻研。然而，对楔文突破性的破译发生在波斯的岩石山峡中，发现者是罗林逊，一位由士兵和运动员转而从事考古的学者。
罗林逊对楔文的兴趣始于1835年，那时为了尽军人之职他去了波斯小镇比里斯屯。在那里，他听说附近有石刻，出于好奇，就跑去瞧了瞧。这一瞧可使他惊讶不已，面对一面三百四十英尺高的巨大悬崖石刻，罗林逊惊得目瞪口呆。
石刻描述了古波斯国王达林斯准备惩罚那些诸侯的故事。人物像四周及下方用三种楔文语言描述了故事，大约有一千二百行字。罗林逊意识到，这些石刻文字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关键，于是冒着生命危险，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抄写石刻文字；而最难到达的部分就只好出钱雇了个库尔德男孩，用绳索将他吊上悬崖去代抄。
19世纪50年代初，亚述古城尼尼微的遗址出土后，英国人勒亚德从尼尼微发掘了两万四千多块楔形文字碑，并把它们运到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花了多年时间，对这些碑文进行分类翻译，其中一位最成功的翻译人员叫乔治·史密斯。
史密斯是一位热情的亚述学学者。一天，在考察一堆破碎的石碑时，他偶然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碑文记载了古巴比伦时期，上帝派大雨和洪水来惩罚邪恶有罪的人类时的情景。在那次大灾中，一个名叫尤特拿比利姆的人造了一只木船，载上家人和许多动物，在洪水中幸存了下来。史密斯意识到，碑文记载的故事非常像《圣经·
创世纪》一书中描述的《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
史密斯的发现引起了轰动。有些人声称那段碑文证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另一些人却争论说，碑文表明《圣经》故事是依据更古老的神话而写成的。可是那块有关洪水故事的碑已破碎，史密斯也因此无法提供巴比伦故事的全文。
于是一家叫《每日邮报》的伦敦报纸派史密斯去尼尼微找回破裂碑文的残余部分。有史以来的奇迹般的巧合出现了，史密斯竟然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就碰上了那遗失碑文其余的部分。然而新恢复的碑文全文并没有增添什么有关洪水的内容，而希望继续发掘的史密斯两年后也因痢疾死在了叙利亚。
自从发掘尼尼微的波塔和勒亚德时代起，我们对古美索不达米亚已有了大量的了解。甚至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发掘和楔文文献翻译外，我们还填补了有关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以及亚述人问题的诸多细节。
随着巴比伦文字的破解，美索不达米亚的秘密正在被慢慢揭示开来。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碑文的内容是否反映了诺亚方舟故事的真实性呢？这个未解之谜有待人们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