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存在一种从来都不说“不”的人。这种人除了他自己以外，与全天下的人都是朋友，因此他没有敌人，但是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这种人会很迅速地花完自己的钱，然后就找到朋友，向朋友借钱或者作贷款的担保。当他把最后一分钱花光的时候，就是他离开人间的时候。而他所留下的只有那些虽无恶意却是十足愚蠢、令人耻笑的名声。
这种人将“对所有人都有求必应”作为他的人生指导原则。但是究竟是他一定要与别人同呼吸共命运呢，还是害怕得罪别人呢？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少被别人要求签一个申请书，或答应投一次票，或借钱，或开一张支票，因为事实上他根本做不到这些。可是他又不肯说“不”，那些熟识他的人经常讽刺地说，他没有说“不”的勇气。
还有一个事例，一位父亲死后为儿子留下了一小笔财产。当儿子刚继承了这笔财产时，那些想趁机占点便宜的人就立即把他包围了。现在正是他勇敢地说“不”的时候，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早已经养成顺从的习惯，不喜欢被别人讨厌，也不忍心拒绝别人的要求，并且对于那些生拉硬拽的强求更是心软，几乎完全满足于那些看中他钱包的人的要求。一旦他打开钱包，他的朋友就会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他到处做调节人——成为每一个人的保证人。“请在这张纸片上给我签个字吧！”常常有朋友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他只会很温和地问一下，“这是什么？”由于他的单纯，竟以此为荣！他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人的要求。三个月以后，一个长长的欠款账单会落在这个人——不会说“不”，并且是所有人的朋友——的头上。
紧接着一个由他做担保人的麦芽商——和他仅仅有一面之缘，在生意上突然栽了跟头，原因是他在基金和股票上严重地投机倒把导致经济瓦解，最终彻底垮掉了。这个时候，这个不会说“不”的人被招去承担这份沉重的偿还责任。这对于他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他一夜间变成了一个穷人。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仍然是别人寻求帮助的对象，每一个有需要的家伙都能在他身上无情地捞一把，他就像每一个口渴的人都能接水喝的水龙头，就像每一条饥饿的狗都能啃一口的腌肉，就像每一个无赖想骑就骑的驴子，像一个无私地给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人磨面的磨房。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终生都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好心人”。
如果一个人想要生活在平静、顺利、快乐的环境中，那么他就应当在恰当的时候，勇敢地说“不”。许多人就毁于不能说或没有说这个“不”，而使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也正因为我们没有鼓起说“不”的勇气，导致罪恶横行于世。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我们竟需要如此大的诚实与勇气才能说出口。公务在身的人不敢随便说“不”，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开”除。当一个十分富有的蠢男人向美女伸出手的时候，她很难开口说出一个“不”字，因为她的前途要依靠这个“财产”。阿谀奉承的人不会说到这个字，因为他必须时刻面带微笑，对别人说的一切都会热情地答应下来。
当一些享乐的诱惑出现在你面前时，一定要有勇气立即说“不”。然后当你稍微回头看看发生的一切时，你就会感到你的决策是多么的正确。人类的美德会随着实践的增多而更加稳固。当放纵、享乐诱惑你的时候，你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立即说“不”。如果不这样做，而是默许或屈从，那么美德就将离你远去，你的自主性也会随之受到重创。第一次说“不”是要付出一些努力，但实践得越多，你就越不费力气。对付无所事事、自我放纵、做傻事、坏习惯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决、果断地说“不”。真正的美德就体现在恰当的时候所说的“不”字里。
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量入而出，那么他就一无所有，最终死在负债累累之中，在他进入坟墓以后，“社会”还将会继续控制他。他必须像“社会”要求的那样下葬，举办一个时尚的葬礼。最后，他一定要作为格兰蒂太太权力的见证人才能离去。葬礼上用的盖棺布、镶边的帽子、围巾、送葬车队、镀金的灵车，还有雇来的送葬队，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取悦于格兰蒂太太。然而，当事人伤心欲绝的表演，还有那些为钱而来的受雇的送葬人和柩夫们假装的悲痛，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毫无价值，又那么的奢侈浪费！
在生活富足的上流社会里，这种毫无用处却价格昂贵的葬礼闹剧所产生的不幸要比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略少一些。人们将隆重的葬礼视为“身份的象征”。中产阶级的人们努力争取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能够列入那些死后会有送葬队和柩夫们送葬的富有的人的行列。像那些“地位更高的人”一样，他们最终成为承办者的牺牲品。这使得其他人更加追随这种风尚，“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大多数人都愿意花这份钱。他们让朋友、仆人或自己亲自去服丧，这样的葬礼才算是体面的。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承受能力的家庭来说，这项奢侈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如果负责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人离开了人世，留下的所有事情就要由葬礼的承办者负责。一个悲痛、伤心欲绝的寡妇，或者一个失去父母关爱的孤儿，为了丧服、黑手套和令人悲哀的“寿衣”，怎么能不与商人讨价还价呢？因为每一分钱都与他们今后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们必须把积攒下来的一点现钱花在这种庸俗、浪费、虚伪的丧葬上。难道把钱花在死去的人身上，要比花在活着的人身上更好吗？
一种恶习，无论在社会的哪个阶层都有生存的空间，哪怕是那些生活拮据的中下阶层。按照收入水平的比例来说，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遭受了同等的损失。在英格兰，商人的葬礼平均约花费50镑，而一个靠出卖体力的劳动者的葬礼只需5～10镑。但是在苏格兰，葬礼的花费相对地就要少一些了。劳动阶级十分愿意为那些永远离开他们的亲戚举办体面的葬礼，因为这样做可以为他们带来荣耀。他们不舍得将钱花在其他的事情上，可是他们却乐意把钱花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工人俱乐部实质上是丧葬俱乐部。一般情况下，为丈夫举办一场葬礼需要10镑，为妻子举办的葬礼需要5镑。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机械工的葬礼费用会多达15、20、30，甚至40镑，其原因是他同时是几个葬礼俱乐部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主丧者要接待并“安排”这几个俱乐部的成员或会长参与葬礼的事宜。在几个丧葬俱乐部同时为孩子投保是出乎预料的事，但它是事实。就像我们听到过一个人在曼彻斯特买了不少于19个不同的丧葬俱乐部的人寿保险！
当不属于任何一家丧葬俱乐部的人家中有人去世的时候，死者的葬礼仍然要由这些俱乐部来举办。但是死者的家属必须向俱乐部交纳重税，当做人力和物力的使用费，这样俱乐部可以为死者的妻子或儿女完成一个受人尊敬的葬礼。如果死者是一家之主——父亲，情况也许会比较糟糕，因为他一生的积蓄大概都要被妻子或儿女在服丧期间花光。人死后，为了举办一场令人尊敬的葬礼而花掉家里的全部积蓄，这不仅是对生活的一种破坏，而且也是一种不合理的生活恶习。
难道只有穿上那些特定颜色的礼服才算是真正的哀悼者吗？难道我们不是用内心的悲伤而仅仅是靠虚伪的外表才能抒发我们的哀悼之情吗？宾厄姆在谈到早期的基督徒时说：“他们对这种丧葬习惯即不表示谴责，也不表示赞成，只是把它当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留给人们一些采取任何方式的自由。值得称赞的是那些完全将它忽略，或者把它不轻易地放在一边的人们，具有基督徒的勇气和思想。”
约翰·卫斯理在他的遗书中这样写到：在我死去的时候，把我抬进墓穴的6个穷人每人可以得到20先令。“因为，”他解释道，“我特别希望在我的丧礼上没有灵车，没有送葬队，也无须盖棺布，更不要那悲壮的场面，我只要爱我的人的眼泪，让它陪伴着我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的恳请我的葬礼执行人，遵照我的决定，完成我最后的心愿吧。”
这种习俗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改变这种风俗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急于去改变它，可通常我们会遇到几个问题，例如：“别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上会有怎样的波动？”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会不情愿地退回来，和那些唯唯诺诺的人一样，变成胆小鬼。然而，通过一遍一遍的宣传，也会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社会风尚终将会改变的。就像阿德莱德女王，在她临终前她要求葬礼的承办者免去送葬队；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同样摒弃这种奢侈的恶习，要求葬礼承办者不要举行大规模或者豪华的葬礼；他们的这些举动应该说对社会的风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并且，那些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模仿他们的中间阶层的人们也因此受益。同时，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能够抑制这种毫无意义的葬礼的增长势头。我们只需坚持不懈地宣传新思想，增强知识和对事物的分辨力，便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大幅度的有效的改革。
在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些其成员不举行葬礼，并且促使他人也不举行葬礼的社会组织。也许，只有依靠众人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达到改革丧葬仪式的目的，因为无论在哪里，个人的力量基本上是十分渺小的，是无力抵抗那些在大众心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