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年里，诗人们砍砍杀杀、生生死死、去去留留，的确颇为热闹。199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文化阵痛期之后，不少诗人选择了离开，乘上一艘慢船去了西方。2010年代中期，大批诗人开始回归。这其中既有乡愁的牵绊，也与文化空间的改善有关。一些大学开始扒开围墙，欢迎诗人们到来。我还记得诗人多多归来前夕，曾在《天涯》发了一组诗歌，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大为惊叹。并非每一个海归诗人都能成为汉语的俄狄浦斯王，有些诗人回来后却陷入长长的失语状态，还有一些，被悬置在国境线上。
先锋诗歌内部就是一个小江湖，有江湖就有门派，就有码头，就有杀伐，就有快意恩仇。这些年，称得上江湖门派的，大概有“下半身”、“垃圾派”、“口语写作”、“废话写作”、“不解写作”等等，以及无人认领的“学院派”。有门派就有头领、门徒、主义和势力范围。门派之间偶有论战，但往往相互试探一番之后便偃旗息鼓，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除了一堆口水和是非，没有什么像样的论战成果。头领们之间或惺惺相惜，或老死不相往来。门徒们往往党同伐异，火并、骂战，冲锋在前。主义之间基本上水火不容，“如果你写的是诗，那我写的就不是。”
从先锋诗歌现场来看，这十年已逐渐从纸上搬到了网上。从最初的网络论坛开始，大概经历了“诗歌论坛→诗歌网站→个人博客→个人微博”这样一个迁移过程。这也是一个从打群架到个人单挑的过程。当年“下半身”刚出现时，“诗江湖”论坛何其热闹，从捶床村骂到互曝隐私，从基情到裸奔，无奇不有。不过十年之间，当年的江湖妖精和棍客们大多已消隐江湖，难觅踪影。当年论坛时代，上网的诗人以年轻人为主，“中间代”之前的老诗人在论坛上混的并不多。
一是当时论坛以群架为主，下三滥的招式和粗口比较适合年轻人。老诗人顾及身份，爱惜羽毛，不肯湿身。二来，当时的纸媒体尚有余威，老诗人们多年来在纸媒积累起来的权威资本尚未消解殆尽。如今，不上网的诗人大概已不多，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各说各话，谁也不鸟谁。我认为微博的出现，是诗歌民主时代到来的标志。
体制内纸媒体权威性的消退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整个1990年代，是官刊和官方出版在维持着诗歌的秩序。奖项、头条、会议名额……网络论坛出现后，年轻人开始不鸟这些东西。权威官刊《诗刊》，十数年来一直在搞一个“青春诗会”，号称诗坛的“黄埔军校”，这些年也开始青黄不接，似乎每年能凑足一个像样的班都困难了。这十年间，官刊也经历了一个暧昧的过程。首先是降低身段，“面向年轻人”的“下半月刊”开始大量出现。然后又开始增设栏目，加大招安力度，吸纳“民刊精华”。最近又出现了不少半官半民的丛刊、丛书，官民的界限开始混淆或模糊。也有一些爱吹“黑哨”的“坏蛋”，决定绕开那些堂而皇之的出版条例，自己动手，“给自己和诗歌一个最高的礼遇”，我谓之诗坛的“独立出版”现象。
此类“独立出版”在理念上已与传统的“地下出版”有了区别。在以油印机、复印机为主的“地下出版”时代，诗人们往往是苦于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表作品，自己为自己发表而已。而眼下的“独立出版”，则把主流价值观念扔到一边，完全不屑与之为伍。由诗人方闲海主持的“黑哨出版”，和由诗人张羞主持的“坏蛋出版”，在出版心态上就接近于对主流的“不屑”了。
他们不仅要自己设计、印制，关键是，还要自己销售出去。能够自己销售，这是“独立出版”能够持续生存的关键所在（假如没有公权力干涉的情况发生）。在书籍发行渠道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通过实体店代销、网上交易等手段，个人销售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可能。
在先锋诗歌界，创办“民刊”一直是一个小传统。这些年，诗歌民刊生生死死，长流不息。前不久，深圳“华·美术馆”做了一个诗歌民刊的展览，上千种民刊挂满了整整一面墙，煌煌大观堪称世界奇迹。有始无终，往往是民刊作为个体的宿命，但对自由创造的渴望，却支撑着作为整体的“民刊现象”缕缕不绝，形成一股源源不断的精神之流。在汉语诗歌的民刊小传统里，《今天》之后，还有很多了不起的背影值得敬仰，比如《他们》，比如《非非》、《倾向》、《现代汉诗》、《诗参考》、《一行》等，都曾聚集起一批天才，凝结成一条精神之链，创造过辉煌的诗歌现场。好诗歌在民刊上，这是诗歌界一个公认的“秘密”。进入新世纪之后，当网络化时代到来时，“民刊”在传播学的意义上似乎已经无足轻重。然而在这样一个需要坚守清洁精神的喧嚣时代，在这样一个需要独立创造空间的脆弱时代，一批后起的优秀民刊，承担起了“再造现场”的重任。从《今天》的方向看，这些民刊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以“非法”的存在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以“撄犯”的态度彰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贵；以制度无法化约的价值尺度获取“无权者的权利”；以朝向市场背面的精神证实自己一尘不染的高贵。即使是在网络遍地的今天，民刊也有其彰显的独特价值。
就诗歌内部而言，这十年间虽然骂战不断，争议频出，宣言也发布了几个（从“诗人要认识24种植物”的“天问诗歌公约”，到强调和谐的“青海湖诗歌宣言”），但真正有质量的、能够沉淀下来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的争论其实并不多。在争论中，出现更多的是一些新的教条。比如用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作为标准，“现代诗”、“当代诗”、“口语诗”等等皆是。甚至诸如叙述、悖论、反讽等修辞手段都成了论战的技术指标。争论双方往往各有所宗，各取所需，守着自己的主义不放。一方奉策兰、史蒂文斯为大师，一方就捧出布考斯基、卡佛等，各有靠山。以我的观察，从80年代的自由创造，到90年代的强调技艺，再到新世纪的口语的狂欢，如今技艺的老调又开始重弹，真是十年一轮回啊。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十年间的诗歌精神，我会选这样一个词：暧昧。
暧昧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暧昧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暧昧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然后再以己昭昭使人昏昏。暧昧就是揣到兜里才是自己的。暧昧是聪明人的把戏。在诗歌圈，这种暧昧的表演实在让人眼花缭乱。
在诗人身份暧昧不明的情况下，任何美学纠察或道德归罪都只能引来争议一片。如果你指责一个抱定“语言炼金术”的纯诗写作者是个“犬儒”，他会非常不屑；如果你说一个怡情养性的江南事物爱好者“没有骨头”，他会非常委屈；如果你跟一个垃圾派诗人讲诗之高贵，完全是对牛弹琴；如果你说一个废话诗人“过于口水”，这和指责一个学院派诗人“过于晦涩”其实是出于同一种逻辑。
一个老掉牙的话题：诗歌要不要介入现实？有批评者认为“介入”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伦理学。暧昧者往往有十八种脱壳之计。过多的诗歌政治也导致了批评的道德破产。我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我只关心你为何要这么说。
从公众层面上讲，这十年间，公众对现代诗的关注大概有这么几个关键词：
梨花体、羊羔体、裸诵、韩寒骂诗等等。“梨花教”的出现固然是网络大众对当代诗歌的妖魔化，但诗歌遭遇网络时代的审判，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而网络的匿名性、娱乐特征，又会让这种审判最终演变成一种乌合之众的集体性狂欢。在我看来，群众的眼睛既不是雪亮的，也不是蒙昧的，诗人们要坚持最基本的手艺精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千万别蒙人。
“羊羔体”的出现则跟官方评奖体系的崩溃有关。中国的诗歌奖到底有多少？具体数字恐怕连国家统计局也搞不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处于变动中的数字，有点像股市行情，忽高忽低；还因为你根本就无法确定具体的统计边界。体制颁发的奖项还好说，包括具有体制背景的团体、传媒、期刊，而那些由某个民间小团体或个人设立的奖项，则很难获得合法性身份。还有些奖项，具有江湖游医性质或“临时起意”的特点，这类奖项的数量，简直是乌泱乌泱的难以统计。
我有时也很纳闷，诗人们为何爱给自己发奖？首先，诗人们大多是体制、规则的天然反对者，对官方奖项的不信任、对各类评奖委员会的不屑，使他们干脆自己玩算了！其次，诗人大多是圈子动物，圈子之间很少交集，党同伐异，你的奖不颁给我，那我就另设一项奖，自己颁给自己。还有就是，诗歌界从来不乏柴进式的老板和江湖游医式的骗子。骗子们自然是骗术多多，拉大旗作虎皮，演出了一场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好戏。老板们往往是前/钱诗人，乐善好施，对诗歌旧情难忘，于是散些银两，哥儿几个乐呵一下。
裸诵事件其实是一个准行为，这种行为在诗歌圈实在是司空见惯。但一旦上升到公众层面，就会被置换成诗人的典型形象，这其实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韩寒骂诗事件也无足为怪，不懂诗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韩寒的声音更大些而已。
从这些诗歌的“公共事件”中，不免让人生出一些焦虑：新诗在公众层面的传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前不久，在深圳参加了两个诗会，讨论的话题颇有些相似性：一是“当代诗歌写作的现状与传播的可能”，另一个题为“诗神远游——建构当代中国诗歌国际传播力”。两个话题有一种共同的焦虑感，那就是汉语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问题。
所谓“当代诗歌传播的可能性”，话题本身即预设了一基调：当代诗歌的传播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所谓不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当代诗歌的文化边缘身份，更是基于诗歌在文化金字塔中的自身定位：诗歌只影响“无限的少数人”，它与普遍的大众无关。但每一首诗歌、每一个写诗的人，又都在苦苦寻找或等待它/他黑暗中的读者，这种期待又成为某种可能性的动力。就是这么纠结。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一个诗人的写作，你到底为读者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不能平白无故地让别人爱上你。如果你和那些读者心灵都没有沟通，连恋爱都没有谈，再奢谈所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就是一种撒娇。
如果说探讨“诗歌传播的可能性”是一种身份焦虑的话，那么“建构当代中国诗歌国际传播力”就是一种存在感的焦虑。你写诗，但别人根本看不到你，根本无视你的存在。这种虚无感的吞噬性太强大了。很多诗人嘴硬，说“我们本来就在世界中”，但问题是，“世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要让“世界”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预设的中心。这个中心肯定不在越南或柬埔寨，而是在“第一世界”——一种强势文化。如何让强势文化认同？一个最简便的逻辑就是：你自身也要强大起来。比如盛唐的长安城，就是世界的诗歌之都，但是，这个逻辑又太过便宜。如果一国的文化影响力是由其经济、武力强弱所决定，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像波兰、捷克、立陶宛等等这些东欧小国的诗歌影响力何以如此之大。波兰这样一个历遭劫难的东欧国家，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四位。我认为，一种文化或文学的国际传播力，取决于它所提供的价值观，而非一国之经济或武力。如果你输出的价值观不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可能都于事无补。
在这十年里，诗人们生存得不好也不坏。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民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
所以，诗人的早逝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在结束这篇小文之际，特向那些早逝的诗人们致哀：张枣、力虹、马骅、杨春光、邵春光、吾同树、江南篱笆、梁健、马雁、小招、宇龙、余地、辛酉……
2011.12.8
好诗都在网络上——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报告法清/文
按说这十年并不具有断代的意义，因为中国诗歌这十年并无“划时代的大事”发生，况且断代都是人为的。但十年也算一个时间段了，若选取某一种视角，用部分“镜像材料”组合，总是能搭建起一些特征。下面，我就以一个独立诗人的视角，谈谈新世纪十年汉语诗歌的一些显著变化和它的有代表性的流派及诗人。
A.诗歌的无用状态彻底将诗和诗人纯粹化了。这十年，房价长得老快了。
疯狂的中国人，该干吗都干吗去了。该贪污的贪污，该发财的发财，该上访的上访，该移民的移民，该炒股的炒股，该养小三的养小三，该当小三的当小三，该跳楼的跳楼，该打黑的打黑，该打麻将的打麻将，该上网的上网，该上床的上床。乱哄哄的生活，大家都乱糟糟地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为钱而已。诗，谁还记得呢？谁还在看呢？谁还在读呢？若以人口基数而论，中国写诗的人，是非常少的。新世纪这十年，也许只有两次，让中国人再次想到了诗。一次是“梨花体”事件，网民，注意，不是全民，网民嘲笑诗歌时，注意到了诗。
第二次，是汶川地震时，好多人写了“诗”。除此之外，诗人一直都在非常边缘的地方生存着。诗成了无用的东西，诗人成了无用的人。这十年，大众忘记有诗和诗人，但是，正因为如此，诗和诗人，都被迫被纯粹化了。写诗换不来钱，当诗人成不了名，甚至连一个女人都骗不到手。这就让一些混子远离了诗。这也使诗人们，都成了活得极纯粹的人，写作没有功利的人。这对诗歌而言，不被关注不被利用，这种坏事，反而变成了诗的独立价值得以显现的好事。
诗人彻底成了在野状态，诗歌只因诗人的个人想写才被写出来。所以，这十年，是汉语诗歌和诗人最好的十年，它不为权力所用，它只为自己而存在。
B.网络改变了一切。中国诗歌这十年最显著的特点，应该是发表场地由纸刊转变到了网络上，这个转变，改变了一切。诗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写给诗人自己的，但人的交流欲望，都是很强烈的。诗人写了好诗，更是喜欢拿出来显摆一下，博几声叫好声。过去要发表，只有纸刊，而纸刊，都把持在老朽们手里，发表起来极不方便。网络出现以后，特别是BBS出现以后，发表便不再是问题。诗因为短，所以在文学品种上是最适宜在网上浏览的。
你写了几行诗，只需要点一下鼠标，这就算发表了，过一会就能看到同行们的嘲讽怒骂提顶评论。除了发表方便，网络还改变了诗坛格局，作协里的老朽们被淘汰，而独立写作人（也有人称他们为民间诗人）大批出现，论资排辈的现象一去不返，“杀父”（与前辈争吵）现象不断出现。网络还让诗人看到了部分真相，写作不再风花雪月，也不再忌讳重重。网络另一大功效，就是拉回了一大批写作多年籍籍无名不再写诗的诗人，让他们重新进入写作状态，这一批诗人以60、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大多数青年时期是一个隐秘的诗歌爱好者，地下写作多年，后中断写作去现实中拼杀。因为网络的出现，重新开始写诗，风起云涌，好诗不断。新世纪十年，所有活跃的有实力的诗人，都在网上发表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