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年的中国，社会主义还是昙花一现，当时最具号召力的还是孙中山、黄兴。1911年6月，孙中山发布命令，让在美洲的同盟会的会员加入致公堂。
致公堂的招牌今天依然响亮，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八个允许参政的党派里就有致公党。致公堂作为今天致公党的前身，其历史就更加悠久了。在反清复明的运动里，民间的会党力量是主力，其中尤以洪门的声势和布局为甚。长江流域有洪门分支的哥老会，两广地区则有天地会，更有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等作为依托。致公堂是洪门的下属分支，在海外的华人里大有市场，孙中山投身革命之初赤手空拳，而会党却在清廷的打压下始终生存，这些秘密的会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在1904年，孙中山经人介绍参加了洪门的分支致公堂。孙中山是要借会党的势力，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他一进致公堂就得到了“洪棍”的地位。“洪棍”这个职位，到底是哪一级的首领，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掌管某个方面的大员，统领美洲致公堂，也有人说“洪棍”是“元帅”的意思，并没有太多的实权。
孙中山在会党的地位肯定不如黄兴，黄兴在“哥老会”已经当上了“龙头”，属于大佬级的。不过，孙中山毕竟是政治家。称得上政治家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叫做“忽悠”。从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中国历史上的“忽悠家”们数不胜数。以孙中山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利用会党是轻而易举的。
孙中山加入致公堂不久，就在1904年为致公堂修订出了新章程八十条，直接把一个有组织而无纪律的致公堂，改造成为他革命的大后方。从那个时候开始，致公堂可以说已经是脱胎换骨，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下会党了。
当然以孙中山、黄兴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不会不明白，和这些被后人称做是“黑社会”的组织合作充满了风险。事实上，在早期孙中山和他的同人依靠洪门地下组织发动的大型起义和武装暴动达到了9次之多，但是却无一成功。对于“洪门”的这些组织来说，反清是第一要义，而革命只是手段，这恰恰和孙中山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
这样无奈的合作之所以还在持续，完全是因为革命党声势虽大，但无实权，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是孙中山唯一的选择，这也给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造成的政治动荡留下了伏笔。
黄兴与哥老会
黄兴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曾中过秀才，后在两湖书院读书。两湖书院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书院地址设在武昌，学生从湖南、湖北两地选送。
1902年年初，黄兴成为官派留日学生，入读东京弘文书院，当时很多留学生都曾是黄兴在两湖书院的校友。黄兴迷恋军事，常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每弹必中，枪法惊人。在日本求学期间，黄兴与湖南同学杨笃生、陈天华、樊锥、梁焕彝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译述日文书刊为主，介绍欧洲社会、政治学说及其革命历史，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3年5月31日，黄兴自东京回国，积极谋划反满起义。他在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散发革命宣传品，结果被驱赶。11月4日，黄兴在长沙过30岁大寿，借机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吴禄贞、陈天华、谭人凤、周震麟、张继、柳聘农、彭渊恂、苏曼殊等20余人秘密会商，发起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这是湖南省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章士钊、宋教仁等人，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中著名的人物。
1904年春，黄兴与刘揆一来到湘潭，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见面。三人席地而坐，燃木取暖，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颇具豪情。黄兴成功地说服马福益参加反满起义，自己也成了哥老会的龙头。黄兴按日本军制编组了各路义军。他自任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副帅。
因走漏风声，长沙起义未成，马福益很不甘心。1905年3月，他准备在湘西洪江再次发动起义，派谢寿祺与黄兴联络。黄兴立即同刘揆一、谢寿祺从日本返湘，途经汉阳时，取出长沙起义失败时密藏的枪械，装船运往常德。不过这个时候马福益已在萍乡被清兵逮捕，4月20日，马福益惨遭湖南巡抚端方杀害。
黄兴曾写诗赠给马福益：“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