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场兵谏直接逼出了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一场革命逼出了清政府对君主立宪的最大诚意。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燃烧了大半个中国，但是仍有很多民众力量寄希望于君主立宪。从1909年到1910年，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过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督促清廷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清廷也只不过把召开国会的日期比原定计划提前了3年，预计在1913年召开，而且把权力抓得越紧，组成了一个皇族内阁。清廷之后又下了一招更臭的棋，就是宣布铁路国有，以此为导火线，武昌等14个省市相继起义或者独立，革命政权在大半个中国开了花，皇权是岌岌可危，清政府吓得六神无主，只好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的协统蓝天蔚等实施兵谏，联名致电清廷提出了“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清廷震惊之下，对“政纲十二条”全部接受，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而且开始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许开放“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于11月3日正式公布。
细看《十九信条》，皇帝已经没有了实权，徒留虚名，一切权力归国会，走到这一步在清廷是极不情愿的。本来清廷考察了英、德、日三国的政体之后，认为英国制度对于君权有严格的限制不合胃口，所以确立仿照日本的宪法草案，日本的政体被后人称之为是“伪立宪绝对主义”。而如今的《十九信条》恰恰是仿照君主立宪中，民主程度最高的英国式的议院政治，是一种君权被架空了的共和政体。
杨幼炯著《近代中国立法史》，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清廷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也就是责任内阁，就这样原来计划在三年中完成的事，决定马上付诸实施，责任内阁、国会、合法政党这一系列众盼所归的民主权利似乎是触手可及了，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
《重大信条十九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而宣布独立。清政府一方面试图镇压革命；另一方面继续其宪政骗局，把“立宪”作为其救命稻草。
在全部采纳了《政纲十二条》之后，清政府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资政院先行拟定了作为立宪指导原则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于当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十九信条》。
《十九信条》与清政府此前所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的宪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对君权做了较大程度的法律限制。不过，清政府在此刻抛出《十九信条》，动机可疑。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1月3日《十九信条》出台，《十九信条》实在不过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岌岌可危的统治，继续依靠立宪来行骗而已。《十九信条》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 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 第八条至第十六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