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武昌起义的重要首领几乎被一网打尽，革命党人名册也落入了清军手中，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当晚新军队伍中，南湖炮声一响，革命党人好群响应，对抗严加防范的清兵，挽狂澜于既倒。
不过系生死于一线的南湖炮声，并没有在十二点响起，焦灼地等待了一夜的不止是被捕的起义首领们，还有已经得到起义通知的、潜伏在新军各工程营的革命者们。众人被限制了自由，出不得兵营，两眼抹黑，既不知道首领们已经被捕，也不知道南湖炮声为什么没有响。当时被派去传递消息的邓玉麟想要要出城去南湖炮队，发现城门已经关闭，并且有士兵搜身盘问，等他混出城去到达南湖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仓促之间举事已经来不及了。被派去送炸弹的杨宏胜也被伏击，逮捕入狱。在这危急的关口，当夜举事的消息，偏偏又传到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耳朵里，他急令连夜审问被捕革命党人，并立即将顽固的匪首处死，以免夜长梦多。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在湖广总督的东辕门慷慨就义，为武昌首义三烈士。25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藩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28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26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到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彭、杨、刘三人的头颅被悬挂在了总督府门前，意在震慑乱党，杀一儆百。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总督瑞澂以为大局已定，剩下的乱党喽啰们在自己的严密布控下，总该作鸟兽散了吧，至少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所以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打电报向皇帝表功；另一方面去电飞调河南、湖南两地军队来武昌维持秩序，想把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彻底清洗。瑞澂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斩首的行动点燃了革命的烈焰，三名义士的人头被惨烈地悬挂在城头，等于是给被囚禁的消息不通的新军们报信，如今已经是群龙无首，等待只能带来杀戮，众人既已被置于死地，只有背水一战。形势比人强，人人自危的时候，起义才能一呼百应。一个革命党人曾说过，“起义亦死，不起义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
山雨欲来 新军裂变
辛亥革命前几年，清廷改革兵制，将兵部、练兵处、太仆寺等合为一处，成立陆军部。新建陆军营制脱胎于北洋常备军营制，略有变化，每镇计步马炮工辎二十营，与日本师团的组织相似。
1907年陆军部拟订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至清亡前夕，共计成立十四个镇、十六个混成协、一支禁卫军，以及几个独立标、营。军队正式划分为陆军和海军。新军设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按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序列编制。新军一律从西方购置火器装备，并演练西式操典和战术。
当时北洋六镇，其中湖北驻有一镇一协（旅），番号为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按照规定，每省设立一所陆军小学，每期学生约八十至一百人，三年毕业。但是当时张之洞是湖北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不按规定，独行其是，从军队中选送优秀士兵至陆军小学中接受培训。入伍者多为读书人，张之洞再从中选拔，使之成为新军下级干部。这些接受过教育，又有文化底子的士兵，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后来发生裂变，参与辛亥武昌革命的大多数是这些人。这是张之洞始料所不及的。
辛亥革命前两年，清政府腐败无能，各地都在密谋起事。同盟会会员潜入武汉新军展开多方鼓动宣传，新军意识开始裂变，逐渐倾向于革命。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辛亥年起义前夕，近两万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是革命的同情者。这样一来，起义的基础已经确立，只等有利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