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朝政府在文治武功，都已经显示出了末世之象，内外交困，偏偏还总有些人想当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这群人就是报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是历代统治者都很明白的。大清的专制统治尽管是极为严厉，但是迫于形势，还是在1908年订立了《大清报律》，虽然允许民众办报，但是朝廷对于报纸的控制和管理手段很多，包括限制出版，防患于未然，禁令如毛，动辄以言入罪，迫害报人。
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大江报》事件的发生，对于大清的最后统治是狠狠的一击。《大江报》这个报馆设在武汉，实际上只有两个报人，也就是詹大悲和何海鸣，两人都是坚定的革命党。在清朝还没有败亡的时候，这两位已经剪了辫子。《大江报》的读者主要是新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该报每天都有时评，文风辛辣尖锐，最著名的两篇争论文章，一篇是《亡中国者和平也》；另一篇更著名的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后者的署名是“奇谈”。全文仅三百来字，一开始就写到：“中国的情势，事实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降至。”
文章结尾高呼：“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所谓大乱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救病入膏肓的中国。这篇短评不仅在辛亥革命前震动了全国，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是一篇杰作，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初期，还被许多红卫兵奉为经典，在全国广泛流传。“大乱”一文刚见报，湖北总督大怒，称此文是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命军警包围大江报社。结果就是詹大悲被捕，何海鸣自首，《大江报》被封了。
全国各地舆论和社会团体，纷纷声援《大江报》，谴责朝廷迫害报人，许多新军士兵和民众赶到报社，慰问和声援受迫害的报人。湖北官方审判詹大悲，詹大悲大义凛然，再次宣传文章的观点，并且拒不交代作者的身份，表现了革命党人的气节。湖北总督既不愿意释放两位报人，但是又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重判，最后判罚款800元。
但两个报人交不出罚款，各被判处徒刑18个月。《大江报》只办了8个月，却是辛亥革命前的重要媒体，该报被封之后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当时的报人称赞说，“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晚清民初的中国报业
早在清政府预备立宪之前，晚清的报业已相当发达。以《时务报》、《大公报》、《时报》、《京话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报纸，在京、沪、港诸地影响很大。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之后，立宪派在各地纷纷创办报刊。截至1911年5月，支持立宪立场的报刊，就达40余家。
这些报纸的基本立场是“向皇帝要民主”。在办报过程中，来自清政府的审查和干扰一直存在。许多报纸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它们有的因为披露革命党的活动，有的因为报告清政府对革命活动的镇压，而遭到封禁。《京报》1907年3月28日创刊，8月26日即被民政部勒令停刊。《政论》出版不到10个月，即被查封。
这些报纸的住笔者均是当时的知识分子。1905年科举制被取消之后，有大批士子或往西洋留学，或于国内参与新式学堂。当时著名的撰稿人有梁启超、达生、熊范舆、谷钟秀等。有十数家报纸都与梁启超有关，梁启超或为撰稿人，或为出版人。比如《国风报》的半数稿件，均为梁启超所撰。立宪党人以报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言论重镇。
1899年秋天，孙中山委派陈少白赴香港筹办一张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定名为《中国日报》。《中国日报》于1900年1月25日在香港正式出版，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1900年8月，章太炎在其上发表《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解辫发说》等文，开始主张革命。《中国日报》坚持到1913年才停刊。
另一创办于东京的《国民报》，更具革命色彩。该报严厉谴责清政府媚外卖国的行径，指斥他们苟且偷安，甘愿把主权领土拱手让人。《苏报》创办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人胡铁梅，1898年因债务过多而售予陈范。陈范将其改造为清议报纸，对清廷多有抨击。1903年，章士钊成为《苏报》的主笔之后，上面登载的反满革命的言论就更多了。
1903年12月，蔡元培与刘师培等人鉴于俄国对华窥伺已久，遂创办《俄事警闻》，由王季同主编，专刊东三省及涉俄问题的报道。《警钟日报》由蔡元培、汪允宗、刘师培先后主编，初期关心日俄战事，随后大力鼓吹革命。之后相继出现的革命派报纸有《中国白话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新中国报》、《民报》、《民立报》等。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辛亥革命前，持革命立场的报刊有两百余家，从业人员近两千人，均是倾向革命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人为革命摇旗呐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