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晚上，我熬夜写了几页书信。
翌日清早便寄了出去，又寄去三百元钱。这一下，心终于可以迎接久违的安平了，终于可以无所忧虑的工作睡觉了。倒是那日拉钢材做事，眼皮也直上下打架，也像心里一样安安的要睡去……昨夜写信熬夜太晚了。
一个月后，我收了封信，家里来的，心中又喜又忧，急急忙忙要看信，又怕是不好的消息。信放在口袋里，随着拉钢材的身体上跳下跳的不停歇。终于到了深夜，趁着别人进入梦乡，我拆了信来看。字是小弟写来的，但一读那些话分明是爸妈。大意是说我无法无天，翅膀硬了，不要爹娘……说我有本事去外面混，就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我看过一遍，便觉得这是一种极其浪费的行为。信是花钱寄来的，却毫不带来半点价值。我始终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总是那么的不支持下一代的自主选择。在砖瓦厂，我过年不回去，他们不高兴，我只是想多赚些钱，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好去不高兴的。现在我出来了，还是同样一个目的，他们又不高兴了。这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这里比家里好，不是我说的，是事实证明的。
信中让我永远别回去。这我倒不敢妄下断言，不过至少我现在没想过回去。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适合我的工作，何况我又年轻力壮。古训说此时不搏何时搏，正是应该抓住大好时机做出点事来的时候，怎能半途而废。再说回去了，又能做什么？现在不搏，可惜，可悲，待了想搏都搏不动了。如果人生只留下遗憾与抱怨来供老时回味咀嚼，那该是多么的不幸与悲哀。
于是，我丢开了那封信，继续我无悔的选择。
五六年转眼过去了。
当初在砖瓦厂里和我闲聊的人没有骗我，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这些年我贩钢材，买玻璃，跑运输，搞外贸……总算混了个人样。
这些年又新认识了不少人，但有一个人我无法忘记。这并非我们之间发生令人难以忘怀的大事，相反我们的关系平平。之所以我不能忘记，使我们的结果所注定的。
那年夏，一连下了十几天的雨。工事停了好一段时间，我也显得极其悠闲无事，剩出来许多时间，仿佛这时间原本就不属于我的。头发也似乎闲着烦闷，长的又快又长。一天黄昏，去剪头发，因为是下班时间，理发店的人都走了，只剩得一位值班的。见来了生意忙笑着迎上来，用一腔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是不是理发。我点点头，走向中间那把椅子上坐好。从她刚才问我的口音中，我猜她兴许是四川人。后来我的这一猜测被证实是正确的。
她确实是四川人，名叫黄雅，出来三四年，在家里干剃头的，出来还做老本行。
那次当然是她给我剪的头发。她的动作，无论是洗头、剪发、梳头、还是吹风，整理发型，都那么的轻巧柔软，给人一种女人触摸与抚慰的纯粹轻柔。那感觉让人极其难以放舍。
“你是外地人吧？”
“嘻。你可真有见识，咱是四川人。”
“真的，四川，好地方啊。我从小看三国，就向往孔明的那蜀地。”
她听了，又嘻嘻的笑，却不再发话了，只沉默的用心工作——为我理发。我也不再发话了，沉默的用心看着前面大镜子里的黄雅正用心工作。
半个小时过去，我剪了发，洗了头，刮了胡须。她放了手上的工具，又给我解了围布，一面说：“好了，三块钱。”
我站起来又对着镜子看了看，仿佛是在看另一个自己，一面拿出三块钱，一面笑着说：“你手艺真好，以后我可常来了。”
她接钱，看也没看就送进抽屉，也笑着说：“这可是好事啊，欢迎啊。”
我们同时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