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皆是座上客
杜月笙事业如日高升，睥睨上海滩，几无出其右者。功成名就之时，二房孙氏、三房陈氏两位夫人先后为杜家添丁，佣人更是一批批地添加。均培里的房子日渐显得拥挤。尤其是来往的座上客越来越频繁，原来的房子已经显得不够派头。想当初，杜月笙离开高桥镇，在八里桥拜别外婆时说过的一句话，有朝一日，我要立家业、开祠堂，光宗耀祖！多年过后，此话言犹在耳。
多年奋斗，杜月笙早已从一个顽劣的泼皮少年蜕变为世故通脱的江湖大佬，立业、开祠堂的理想该实现了。有一天，杜月笙和黄金荣闲聊，谈及均培里住所的窘境，黄老板点了点头说：“你应该再建一栋像样点儿的房子才好。”
杜月笙眉头一皱，答道：“好是好，就是还没找到一块像样的地皮。”
“这个不难，我有一块地，在华格臬路。”黄金荣慷慨地说：“差不多有两亩多，你要是觉得合适，只管去造房子好了。”
华格臬路离跑马厅并不遥远，紧邻著名的“大世界”，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两亩多的空地足够建一幢大宅子，容得下杜月笙一家大小应该是毫无问题。
杜月笙千恩万谢，欢欢喜喜去找张啸林，跟他商议建房子的计划。张啸林平素心直口快，见杜月笙在黄金荣那里讨来一块好地皮，也不管自己与黄金荣交情够不够得上，亦不问杜月笙是否愿意，脱口便说：“好极，好极，既然有两亩地，我们何不一人造一幢，两幢房子连在一起，以后来来往往，岂不是方便多了吗？”
二人一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杜月笙也不好意思回绝，便说也好，就照啸林哥的意思办。杜月笙跑去跟黄金荣一说，黄金荣的地皮已经送给杜月笙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杜月笙已经答应了张啸林，他也无话可说了。
说干就干，一切手续办好，华格臬路两亩地皮悉归杜月笙、张啸林名下，于是便大兴土木，开始造起大洋房来。杜月笙和张啸林一家一半，中间隔有砖墙，在墙上开一扇便门，两家人跑来跑去，便利而又热闹。
1925年春，杜月笙和张啸林同时搬进新宅，乔迁之喜，鞭炮阵阵，锣鼓声声，好一番热闹。三位温柔漂亮的夫人各居其室，原配夫人沈月英坐镇楼下正屋，二太太陈帼英住二楼，三太太孙佩豪住三楼，其余子女及佣人也分别有所分配。
置了这一幢产业，随之而来的便是其他事宜的跟进，首先是为三位夫人分别配备了四五名佣人，各司其事；其次又一口气购置了九部汽车，每车各有司机、助手一人，出入门庭，皆有人身前背后精心服侍，着实撑足了场面。
此外，杜月笙又先后找来三位账房先生管理内外账务，为了做好文字工作，杜月笙又请了苏嘉善、翁佐庆等四个人做秘书。身在江湖，又是阔佬，保镖自然不能少，杜月笙又选了几位身手不凡的近身侍卫随时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几个人分别是陆桂才、陈秦鹤、陈继藩、高怀礼。
陆桂才原本是张啸林的手下，早年做过陆军军官，拳脚功夫了得，在江湖上徒众极广；陈秦鹤是台州人，手下也有不少弟子，势力范围遍及各大酒肆茶寮；陈继藩不仅身手不错，而且有文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曾在法租界领事馆就职；高怀礼早年在巡捕房做过包打听，后来又在警察厅担任过教官。这四人身手不凡，忠心耿耿，前可冲锋陷阵，退可出谋划策，是杜月笙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随着杜月笙势力的不断壮大，上海本地的富贾巨商、名流绅士纷纷慕名而来结交拜望。因此每天从早到晚，杜公馆门前总是车马盈门，迎来送往。从早晨八九点钟开始，杜月笙尚未及更衣盥洗，外间的会客厅就已经坐满了前来拜访的客人。
虽说已不再是少年子弟，但杜月笙仍旧难改嗜赌的禀性。他常常大赌特赌，通宵达旦，但不管睡得多么晚，他都按时起床，洗漱之后用些早点，这时，管家万墨林都会从写字间里取一张单子，上面详细记录着这一整天应酬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用过早点之后，杜月笙便开始接待客人，多半三言两语即可解决。也许是天分使然，抑或是多年的人情世故练达出极强的领悟能力，只要他一见到来客，通过来者身份地位、性格习惯等因素，立刻就会联想起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知道他是为何而来。有时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便打断了人家的长篇阔论，要言不烦地答以这么三句：
“你的事体我晓得了。”
“你放心，我会替你办好。”
“好，再会。”
“有求必应”、“为人四海”是许多人对杜月笙的直观评价。而他的“闲话一句”俨然成为上海滩最有信誉的名言。“摆句闲话”看似轻于鸿毛，实则重于泰山，能“摆句闲话”的人，绝非是那些吃闲饭的等闲之辈。杜月笙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能力来讲，摆一句闲话够分量，而且够信誉，常常为人所称道。
但凡找杜月笙帮忙的人，不论身份地位贵贱，只要敢进入杜门，问题又在自己的能力控制之内，他多半会肩承下来，继而让来客得到满意的答复。看他整天忙碌的样子，搭钱耗力到处替别人排难分忧，几房太太免不了要聒噪几句，亲近朋友和手底下办事的，有时候也免不了要抱怨说：“没半个铜钿的好处，还要倒贴，这是何苦来呢？”
于是，杜月笙便意味深长地回答他们：“人家有事体来请托，至少还说明他们信得过我杜某人。单论这一点，我也理应帮他们把事体做好。”他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愿意上门请托，那还有什么意思？
杜月笙没读过几年书，言经论道不懂，却能急人之困，乐于助人，这样的黑社会大亨，实在是不多见。
虽然继承了黄金荣的势力，并作了发展，但杜月笙的影响主要还是在黑社会中。社会名流、知识阶层与他们虽有往来，但内心深处对他却不无鄙夷，大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杜月笙深深懂得要想在上海滩真正作番“事业”，光有打手不成，还必须接近上层人士，拉拢、利用乃至控制一批知识分子。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打点公司的生意，杜月笙也学会了附庸风雅，学人家唱京戏，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只能浅尝辄止，过过戏瘾，算是闲时的一种乐趣。
因为对京戏的兴致颇浓，杜月笙还专程登台亮相，只是在这一方面，他的天资不足，着实惹出不少笑话。为此他还特意请了师傅亲自授他技艺，专攻老生角色。很多艺界名流慕杜月笙之名前来拜访，研究切磋机会日多。
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让杜月笙认识了当时著名的两位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此二人色艺俱佳，名噪当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先后嫁入杜家，成为杜月笙的四房太太和五房太太，羡煞众人。
杜月笙一生交结过的名伶车载斗量，有如过江之鲫，私下他颇为推许红遍大江南北，曾使上海万人空巷的梅兰芳。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是在民国二年，他到同孚里黄公馆去拜望黄金荣，杜月笙和他见过一面。梅兰芳二度来沪，杜月笙已经身为沪上的大闻人，梅兰芳亲自赶往华格臬路皋会杜月笙，一个是黄浦滩无人不晓的帮会大亨，一个是艺术界造诣精湛的戏曲大师，居然也能气味相投，互倾仰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梅兰芳在上海，无论如何繁忙，都会特地抽出时间到杜公馆去望望。
除了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杜月笙也着意在服饰方面做出变化，改变人们对他的一贯印象。
旧上海的流氓白相人，传统打扮是拷绸短打，对襟中分，单排密扣，卷着袖口，露出臂膀上凶神恶煞般的“刺青”，左胸上挂着一条又粗又亮的金表链，链尾挂着代表身价的西洋卡簧挂表塞入衣袋，除此之外，手指上还要佩戴一枚油光闪亮的金刚钻戒指。倘若缺失了这几样，势必会被人家认为你身家不够，寒酸得不行。初入江湖的杜月笙未能免俗，也会作这样的装束与打扮。
但如今的杜月笙已经不再是一个乞乞可怜的小白相人，而是扶摇直上、威震四方的黄浦滩大亨，岂可同日而语？为了让自己能够更接近白道中人，他暗暗打量那些有身价、有地位，而且有教养的绅士的装束和打扮，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形象上的改革。
他命令手下各大徒弟一律去掉短打装扮，盛夏季节也不准赤膊露体，他本人则一年四季身着长衫马褂。据杜月笙的门生回忆说，杜月笙曾透露过他之所以爱穿长衫的秘密。原来，杜月笙年轻时曾在手臂上纹过“刺青”，穿长衫的好处是袖子够长，能将刺青遮掩住。他还对亲信及弟子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言谈举止要文雅，尽量摒弃下九流的江湖作风。尤其是与那些有名望的大知识分子交往时，要给人以文雅可亲、彬彬有礼的感觉。
随着接触层次的需要，杜月笙的做派也由粗粝而渐趋温和，正是这种新的做派，让他开始周旋于原来陌生的阶层，着力拉拢知识分子，结交文人墨客。当时，很多上海名流，诸如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章太炎是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朴学泰斗。章太炎之清狂举世皆知。早年，章太炎主笔《苏报》，倡言革命，大骂当今皇帝光绪是小丑，差一点儿掉了脑袋，民国以后，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无一不被其骂，正是因为这种耿介风流的性格，让他在读书人中声望日隆。然而就是这位狂气十足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有一次，章太炎的侄子在法租界与一位颇有背景的人物因琐事发生纠纷，相持不下。章太炎闻言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大亨，便给他去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杜月笙早就有意结交这位狷傲的国学大师，无奈一直没有机缘，见到信后，十分高兴，不但即刻为章太炎的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借此机会专程去苏州拜访了章太炎。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庄票压于茶杯底下。
回上海后，他又派人每月送钱接济当时境况并不太好的章太炎。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后来，章太炎曾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专门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秦联奎是另外一位受到杜月笙恩惠的知识分子，他法学造诣精湛，学识广博，判断力强，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成为上海滩非常著名的律师。
刚执业的时候，他听说杜公馆设有赌档，场面豪华，很多名流喜欢去那里白相，因此他十分好奇，托人带他去玩，不想几注押下，竟输去四千大洋。对刚刚才执业的秦联奎来说，四千大洋未免太多了，心中十分懊丧，心不甘情不愿地付了赌账，才悻悻离去。
恰好这个场面被杜月笙遇见，便问带秦联奎来的人：“这位是什么人？”
那人如实地介绍了秦联奎的身份，杜月笙当即拿出四千大洋，托人送还秦联奎，还劝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子、呕心血、费口舌为生，没多少钱可赚，我不能赢他的钱，请你帮忙退还给他。”
来人带着杜月笙的四千大洋直奔秦联奎宅邸，奉上四千大洋，并如实复述了杜月笙的话，秦联奎听后大为感激。自此以后，他便经常造访杜公馆，与杜月笙品茗论事，并成为杜月笙的义务法律顾问。
此外，人称“才子律师”的东吴大学教授江颖君，留学法国的社会活动家、曾担任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郑毓秀，甚至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秘书总长的章士钊，在杜月笙的极力拉拢下，都先后出入杜门，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曾担任过吴佩孚和张学良幕僚的清末大才子杨云史，担任过孙中山秘书、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杨天骥，也被杜月笙罗致门下，成为私人秘书。
为了能控制舆论，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了上海新闻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当时上海《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就拜在杜月笙门下，成为他收的第一位新闻界门徒。有了前人开路，后人纷纷效法，许多著名报业人士，或明或暗地成为杜月笙的门徒。一方面，杜月笙得以控制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另一方面，这些小知识分子，也为在这样一个大乱之时找到合适的保护伞而庆幸。
这些依附于杜月笙的新闻界人士，不但职业获得保障，而且还能按月领到可观的津贴。然而，这些人如果不买杜月笙的账，不但饭碗难保，还可能有性命之虞。
杜月笙软硬兼施，一边豢养顺从的执笔门客，一边打压不利的言论，俨然成为新闻界的幕后操纵者。靠着在报界、新闻界的力量，杜月笙帮助不少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各色丑闻。受惠者因而感激涕零，以后遇到与杜月笙有关的事，一个个都设法帮忙，作为报答。
靠着八面玲珑的手段，一系列的巧妙安排，翻云覆雨的杜月笙，不仅在帮会中，甚至在文化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中，黄金荣被称为“黄老板”，张啸林被称作“张大帅”，唯独杜月笙得了一个文雅的称号——杜先生！
仗义保护徐树铮
杜月笙又开始了自己下一步的扩张计划。为了更好地拓展自己的人脉，杜月笙积极结纳各系军政要人，其中仗义保护皖系军阀徐树铮，可谓一次慷慨壮举。
1920年，直系军阀曹锟和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争夺北洋政府的政权开战，斗争异常激烈。皖系军阀最终失利，段祺瑞通电下野，而他手下第一员大将，陆军总长徐树铮兵败遭通缉拿办。无奈之下，徐树铮借助日本使馆的帮助逃到天津，后又潜入上海英租界内藏匿，而后辗转广州、桂林、福建和日本。
1924年，为了得到上海的控制权，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发生了著名的“江浙战争”，卢永祥在齐燮元和孙传芳的夹攻下，腹背受敌，通电下野，逃亡日本。卢永祥大公子卢筱嘉以及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由于和杜月笙交厚，在杜月笙的保护下，住进了杜美路26号，也就是当年黎元洪总统住过的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受英国人欢迎的皖系军阀徐树铮也被英租界巡捕房软禁起来，五天后，英国人强行将他胁迫到达达鲁斯货轮，遣送到英国利物浦，沿途有人护送，不得下船。徐树铮离开没多长时间，皖系段祺瑞又被冯玉祥拥护出来执掌政权。
第二年，徐树铮借机回到上海，此时孙传芳已经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由于段祺瑞徒有虚名，大权早已握在冯玉祥手里，而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军阀都不愿看到段祺瑞、徐树铮联手合作，所以徐树铮的归来，到处都隐藏着杀机。国人莫不密切注视他的行踪和消息。
徐树铮在外国转了一圈，从日本搭乘客轮秘密返回上海。轮船抵达上海之前，就已经遣派一位神秘人士为自己寻找落脚之地。这位神秘人物与杜月笙是旧相识，受了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托付，因此登门拜见杜月笙，希望徐树铮这次来到上海，杜月笙能公开加以保护。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保护一位处在斗争漩涡中的对象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多少人避之唯恐不及，何况徐树铮还是一位极其敏感的政治人物。
早在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时候，曾经进军外蒙古，迫使外蒙取消自治计划，回归中国，孙中山赞其成就可与傅介子、班超相提并论。但这次西洋之行，徐树铮途经意大利时，竟与大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签订协议，供给大量军火，支持段祺瑞、徐世昌，这一举动无异于向执政北洋的直系军阀做出挑战。
所以，一般人认为，徐树铮这次回国，随时都有遭到暗算的可能，保护这样一位政治人物，谈何容易！杜月笙未敢擅自做主，邀来黄金荣、张啸林筹思良策。
黄金荣年老力衰，豪气不再，除了平日处理本职公务，基本不过问政事，因此他首先投了反对票说：“徐树铮所住公馆在英租界，以法租界的微薄警力去保护一位风口浪尖上的政治角色，难免有些力不能及。”
张啸林与奉系军阀关系密切，皖系军阀早已兵败如山倒，小鱼难翻大浪，为皖系首脑出头露面，恐怕是吃力不讨好，因此也是极力反对：“徐树铮来上海关我们什么事！凭什么要我们来保护他？”
可是杜月笙却独持异议，他针对黄老板和张啸林所提出的反对理由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卢永祥、卢筱嘉乃至何丰林，一直与三鑫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一直合作愉快，交情也算不错，这次派人来请托，也算看得起我们。就人情上来讲，这件事不便推脱；再则，尽管徐树铮暂住英租界，我们一样可以保护，这是一次极佳的露脸机会。退一步讲，谁又能保证皖系将来不会有翻身的一天？”
听杜月笙这样一说，一向墙头草随风倒，谁强贴牢谁的张啸林反倒没了主意。
杜月笙望了一眼张啸林说道：“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们多来几次雪中送炭，这才是江湖上所讲的义气。”
黄金荣一向处事谨慎，自然哪里都不愿意得罪。听到“义气”二字，黄金荣不禁赞许地点了点头说：“是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杜月笙非常看重江湖义气，所以在黄金荣面前始终尽心尽力，从无怨言。眼见着黄金荣倒向杜月笙这边，张啸林也不好说什么，只有采取默许的态度，算是应了这档子事儿。
杜月笙非常高兴，向两位大亨拱了拱手，说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船到的那天，我们一道去迎接。”
张啸林眉头微蹙，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杜月笙抢了一句：“这是一件大事体，一定要我们三个同去。”
徐树铮所乘轮船抵达吴淞口那天，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位上海滩的大亨，乘一艘小火轮，在官方欢迎人员还未出现之前，就已经登上大轮船，专程迎接徐树铮了。徐树铮贵为皖系大员，论社会地位，绝非一般江湖人士所能相提并论，但此番上海之行，见三位大亨如此兴师动众，心里仍然十分欢喜，彼此见礼，好一阵寒暄。
码头上，早已等待多时的迎接队伍摩肩接踵，扰扰闹闹，其间多为段祺瑞派系的大小官员，还有各大报馆的记者，剩下的就是那些跑来看热闹的小市民。当然，这其中，还有杜月笙暗中安排好的各路保镖，随时待命。
缓缓而行的轮船渐渐靠航，徐树铮登上甲板，向前来迎接的各路人士含笑致意。看热闹的人眼尖，早已认出徐树铮身旁站着的黄、杜、张三位大亨，人群顷刻骚动起来，许多人这才知道，原来赫赫威名的三大亨早就专程来迎接徐特使了。黄、杜、张的到来，让这场欢迎仪式显得盛况空前。
杜月笙亲自安排的保镖队伍，一路护送徐树铮到英租界的南阳路，自此轮班守护，夜以继日，丝毫不敢怠慢，唯恐一朝疏忽，送了徐树铮身家性命。
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拥兵东南，虎视眈眈，听说徐树铮受段祺瑞委托已赴上海，有心结纳，便从南京匆匆赶来，迎接徐特使。于是，第二天便由上海各民众团体、商会举行大会，隆重欢迎徐特使和孙大帅。
一直到12月份，徐树铮乘顺天轮离开上海。杜月笙全始全终，保护之责总算是尽完了。临行前，杜月笙等人悉数为其送行，徐树铮再三称谢，希望日后有缘再聚首，杜月笙则轻描淡写，表现得相当得体而豁达。
12月20日，徐树铮到达北平会见段祺瑞。同为失意的“战友”，二人感慨之余，开始密筹卷土重来的讨敌之策。或许是徐树铮太过性急，也或许是放松了警惕，在北平住了五天，徐树铮准备南下。鉴于时局的危险，段祺瑞劝他静观几日再走不迟。徐树铮执意不肯，一意孤行，结果在途经廊坊火车站的时候，被冯玉祥的部下当场击毙。
消息传到上海，杜月笙唏嘘不已。徐树铮之死，让段祺瑞彻底失去了翻身的机会，成为张作霖和冯玉祥手中不折不扣的傀儡。但从另外一方来说，作为区区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人能与北平的军政界搭上关系，尤其是搭上了段祺瑞手下的陆军总长，充分地说明了一点，在上海滩，就没有杜月笙办不到的事情！
顾竹轩打洋官司
杜月笙虽然在对待文人雅士方面一向表现得谦恭礼让，但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他却从未像黄金荣一样俯首揖礼，低头献媚。但凡涉及国人利益的时候，必要据理力争。这一方面，杜月笙还做了一件广为人称道的大事，那便是帮助“江北大亨”顾竹轩打赢了一场与洋人的官司纠纷。
顾竹轩，原籍江苏省阜宁县，早年来上海谋生，在闸北天保里附近做马路工，后来在德国人开设的飞星车行拉黄包车，几年后，顾竹轩稍有了积蓄，便自己盘下车行，专职从事黄包车业务。顾竹轩早年拜苏北同乡、青帮大字辈刘登阶为师，为“通”字辈。按辈分来说，还要比杜月笙高一辈。因其祖籍苏北，故人称其为“江北大亨”，因其排行老四，也称“顾四爷”。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顾竹轩在闸北逐渐确立起了自己的势力圈，成为黄包车业的领袖人物。但开车行毕竟只是和黄包车夫打交道，难以和上流人物攀辈分，限制了顾竹轩的发展，因此他决心另谋出路，尽快摆脱黄包车小头脑的形象。
顾竹轩开车行发财以后，经常到湖北路的丹桂舞台听戏。这时候京剧在上海渐渐走红，像丹桂这样的戏院，几乎天天客满。因此，他决意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戏馆，既可以赚钱，又能招来达官显贵们到此消遣，为拉拢关系提供方便。
后来，经人牵线搭桥，又上下打通关节，顾竹轩只花了几千块钱，买下了丹桂戏馆斜对面湖北路和南京路路口的一块空地。不久，一座崭新的大戏院悄然开业了。顾竹轩给大戏院取名天蟾舞台，意为天赐金蟾，发财之意。
就在顾竹轩踌躇满志，一心发洋财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杜月笙派人来告诉他说：“你那个天蟾舞台恐怕保不住了！”
闻听此言，顾竹轩吃惊不小，匆匆忙忙赶往杜公馆想问个究竟。
二人一见面，来不及寒暄，顾竹轩便问道：“杜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杜月笙皱了皱眉头，说：“你的天蟾舞台旁边不是有一家永安公司吗？他们看中了你这块地皮，准备买下来，建一座大楼开旅馆。据说永安公司隶属英国人，工部局也没办法，准备出钱收回你的地皮。”
“啊？”顾竹轩大吃一惊：“怎么办？刚刚建立起来的舞台岂能说卖就卖？”
“这个事体我和黄老板都帮不上忙，租界是洋人做主，我们的力量仅此而已。”
“杜先生，您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子！”顾竹轩急迫地说道。
“法子倒不是没有，只要你肯拼，我看还是有希望的。”
“怎么拼？”
“和洋人打官司。起码有一半的几率能赢。”
“万一赢不了怎么办？”顾竹轩有些担心地问。
“拼一拼还有可能赢，不拼一定会输。”杜月笙鼓励他说。
眼看戏院要保不住，顾竹轩心急火燎，虽说杜月笙给他指了一条路，但是他还是觉得前路渺茫。
告辞杜月笙以后，顾竹轩四处打听永安公司的最近动态，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以后，工部局命令天蟾舞台限期一个月内拆迁，而费用补偿问题，只是象征性地给了几百块。
这让顾竹轩尤感气愤，作为闸北亨字辈的人物，被人轻而易举地讹去了地皮，亏得血本无归，这口气难以下咽，于是他又找到杜月笙，慷慨激昂道：“我要和永安公司打官司，打不赢，我从此就退出上海滩！”
杜月笙听他有这样的决心，也是相当高兴，表示坚决支持他与洋人打官司。英国人今天能挤走“江北大亨”，明天就能挤走他这个“上海大亨”。于是，杜月笙携顾竹轩一起找到了大买办、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虞洽卿。
虞洽卿是工部局的华人董事，了解到前因后果，不无忧虑地说：“打洋官司最大的好处就是洋人认理不认人，如果理在你的手里，赢面还是很大。不过打官司耗时费力，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你舍不舍得这份钱？”
“钱不是问题，阿德哥，还有我呢。”杜月笙慷慨地拍了拍胸脯说。
顾竹轩愤愤说道：“恰老，我顾老四咽不下这口气，就是赔脱了底也绝不退让，大不了回苏北种地去！”
“好！”虞洽卿一拍巴掌说：“你有这个底气，这个忙我一定帮。你先回去准备材料，我给你请两位最有名气的外国律师，这官司一定能打下来！”
几天后，天蟾舞台作为原告一纸诉状将工部局告到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理由是违反合同，强迫迁让。当大英领事馆的总领事接过诉状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中国人告工部局的状，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过。他不无担忧，若是助长这一风气，那以后租界里的中国人还管得了吗？
领事大人马上叫来工部局的负责人，弄明白前因后果，半晌说不出话，只是一味地摇头自言自语：“这块地方怎么能卖给那个中国人呢？他有了产权，事情就不好办了。不过，绝不能让那个中国人打赢官司。”
又过了几天，英国总领事馆一纸批文送到顾竹轩闸北的寓所。顾竹轩赶忙请来那个外国律师穆安素。穆安素接过批文一看，不觉皱起眉头来。这批文与前次工部局的命令没有什么区别，毫无诚意。原来，批文的大意是说天蟾舞台的地皮原本属于工部局所有，虽然卖给了顾竹轩使用，但现在收回，双方自行协商赎价。但按照惯例，赎款只限地皮款，不包括地上建筑，上面的建筑可自行处理！
当听完穆安素的翻译，顾竹轩不觉气撞胸口，跳脚大骂：“放屁！想赎回地皮，却不管上面的房子，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穆大律师，这事绝不能听他们的，既然官司打了今天这个地步，打不赢我决不罢休。”
穆安素见顾竹轩孤注一掷的样子，也不由打起精神来。于是他向顾竹轩详细讲解了按照英国法律打官司的程序。按照大英帝国的法律规定，总领事只是第一层次的裁决，如果没有北京公使或大使一级的外交官批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真正的最后裁决权则属于伦敦最高法院。
回到家中，顾竹轩心中犹自不安，想不到打洋官司还要这样复杂，不仅耗费精力，更重要的是打官司就像一个无底洞，自己已经越陷越深了，但无论如何，这官司一定要打到底。
抱定这种信念，顾竹轩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华格臬路的杜公馆。他想找杜月笙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顾竹轩说明了来意。杜月笙思索了一会儿说：“打官司确实耗时耗力，还要搭上不少的铜钿，不过钱的问题你不要担心，若是不够用，自管来我这里拿。”
顾竹轩心里十分感激，谢声连连。
“另外，我们可以增派人手以捧场看戏为名，到天蟾舞台和永安公司举行抗议活动，一来震慑，二是施压，相信工部局也一定看得见。”杜月笙建议道：“不过具体的事，我们最好去听听恰老的建议，他是租界的四位华董之一，与洋人相熟，规矩也比我们在行。”
顾竹轩连连称是，二人商定以后，就坐上了杜公馆的汽车，直接驶入虞洽卿的家。
虞洽卿见杜、顾二人一同前来，心中也猜到了八九分，让了座以后，便直奔主题：“官司听说打下来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顾竹轩把洋律师穆安素讲话的内容大致复述了一遍，最后说道：“恰老，官司打到这个地步，我是决计不会退让，不管输赢，我要奉陪到底。”
虞洽卿摆出一副长者特有的持重，插着手说：“竹轩，这官司你只能打到底，如果一软，只怕一文钱也拿不到。我倒觉得你这官司很有希望打得赢。”
“哦？虞老有什么高见？”顾竹轩迫切地问道。
“自上海开租界以来，还没有普通中国人把案子诉讼到伦敦，这里面因为涉及国际视听，英国人也许不能不重视。另一方面，英国人的司法独立，一般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大多会依法裁决。这次工部局违约在先，无法可依，你还是占着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官司要一点一点地打，你还得先诉北京的英国公使，当然我不会袖手旁观，我是工部局华董，可以给你造些舆论，在气势上要取得先机，也好灭一灭那些洋董的神气。”
虞洽卿一席话让顾竹轩、杜月笙又平添了几分底气。
几天之后，洋律师穆安素拿着委托书，向北京的英国公使递交了诉状，控诉裁判不公，应当进行赔偿，绝不迁让。英国公使接到这份诉状一看，感觉十分棘手。天蟾舞台的地皮已经卖给了顾竹轩，从大英法律来讲，属于私人财产，自然有权不让。但工部局居然来个一女二嫁，又答应将地皮卖给永安公司，还签署了合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于是，公使下了一纸命令，通知总领事与顾竹轩进行商量，给予一定代价迁让。
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工部局派了一位叫史密斯的英籍董事亲自到顾竹轩家商讨解决办法。没想到有了杜月笙、虞洽卿等人的鼓励，顾竹轩并未把这个工部局的代表放在眼里，他只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不动迁，我也不向你们索取任何赔偿。二是如果一定要动迁也可以，地点一定要在市中心，给我盖一座三层楼的大戏园。不然，我还要继续打官司！
本来，史密斯满怀信心地来了，却不曾想顾竹轩丝毫不想退让，根本没有斡旋的余地，只能悻悻而去。史密斯走后不到一星期，穆安素打电话告诉顾竹轩，北京英公使的回文寄给他，表示这事不能由公使馆解决，可以上诉到伦敦最高法院最后裁决。
一块地皮的官司终于打到了英国伦敦。谁知诉状到了伦敦，居然杳无音讯。顾竹轩有些坐不住了，这时有人劝他说，洋人终究是靠不住，人家才是一条船上的，帮中国人打官司自古未有，不如找工部局和解，拿点赔偿了事，否则真就得不偿失了。
顾竹轩嘴上不说，心里却也有些后悔了，这次看来真要倾家荡产了。一连多日，茶饭不想，坐困愁城。
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顾竹轩正在家中百无聊赖，痴痴发呆的时候，佣人入内禀报：“四爷，杜先生和穆律师来了，说找你有事。”
顾竹轩腾地一下跳了起来，顾不得穿戴整齐，急匆匆下了楼来。此时，杜月笙和穆安素正在那里坐着。见顾竹轩下来，他们马上递上一份文件。
顾竹轩接过来一看，正是伦敦最高法院判决书。上面写着：“顾竹轩先生，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十万元，由你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
顾竹轩大喜过望，长长舒了一口气，熬了这么多时日，没想到官司终于打赢了。因为这场洋官司，顾竹轩的名气一夜之间响彻上海滩，而杜月笙由于背后为他出谋划策，亲力亲为，也赢得了广泛的敬佩和尊重。
五卅案挺身而出
1925年初，上海沪西的日商纱厂工人为争取工会权利、增加工资，并控诉日商虐杀童工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5月初，日本人以纱厂存纱不敷为借口，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并无理开除工人，再次引起资方与工人之间的劳资纠纷。5月15日，八名工人代表再次向日商提出交涉，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冲突。没想到，日本人竟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代表开枪，当场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另外七名工人代表也均被打伤。
此事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愤慨。就在同一时期，驻上海的帝国主义者提出了四个意在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提案，分别是：增加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重工法案。这些有损中国主权的提案引起了包括上海各工商界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强烈反对。
日本人唯恐自己的恶行引起中国人的公愤，因此采取高压手段，压迫当局政府取缔工人运动，威胁报界不得刊载新闻，随后又向公共租界调用大批巡捕，四处打压工人们的爱国运动。
民族大义当前，身负上海工商界领导责任的工商总会，本应为工人权益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但迫于日本人的蛮横，工商总会一味拖延，集体失声，软弱之表现让国人大失所望，而民间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许多绅商学工同做正义的声援，初步决定于5月30日在“九亩地”举行民众大会，向日本人公开提出抗议。
与英租界闹得不可开交相比，法租界依然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杜月笙本可以置身事外搓他的麻将，但他如今势力太大，手下徒众数以万计，遍布各行各业。负责民众大会筹备的人，纷纷托关系找到杜先生，希望他登高一呼，为民众大会造势宣传。
中国人被打死，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杜月笙当时便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定尽力。”
杜月笙准备插手民众大会，这个想法让他手下的一部分人感到不安，怕波及自身，纷纷表示反对。杜月笙力排众议：“这种事体我杜某人不能落在人后！”
为此，他尽可能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应酬，赌局暂时停顿，并振振有词地说：“我有正经事体要办！”
杜月笙开始调兵遣将，将手下几个重要的角色都召集起来，布置任务：第一，要尽可能派人出席“九亩地”的民众大会；第二，尽可能保护革命党人的安全；第三，尽可能维护会场秩序的安宁，无异议赞成革命党人所提的一切意见。
民众大会那天，即5月30日，义愤填膺的工人、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召开“顾正红追悼大会”。公共租界的巡捕们闻讯而动，倾巢而出，与在场的抗议民众发生激烈冲突，逮捕工人、学生百余人。
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面对群情激奋的游行队伍，英国巡捕探目见事态难以控制，竟突然向在场群众开枪射击。一时间，游行队伍秩序大乱，血肉横飞，当场被打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与此同时，从四面八方赶赴“九亩地”召开民众大会的群众一概被荷枪实弹的英国巡捕阻拦。那天英国巡捕几乎称得上倾巢而出，更向吴淞口外的英国军舰求援，于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全部武装登陆，整个租界宣布戒严。
听到一连串的噩耗，杜月笙怒火中烧，愤慨异常，破口大骂：“外国赤佬真他娘的不是人！”
当初那些反对他的人，此刻还在幸灾乐祸地说：“早就说过，这种事最好不要参加，你看，现在闹出大事体了，如何收场？”
杜月笙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失态，当时，他瞪大了双眼狠狠地盯着那些反对他的人，像要喷出火一样，吓得一干人等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识趣的便借口有事，悄悄溜走。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杜月笙亲自接听，原来是上海的国民党人马超俊打来的，大意是想假借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举行上海各界紧急会议，商讨援救被捕人士的办法。
这边杜月笙刚刚放下电话，那边张啸林发急了，高声问道：“你能不能不去？”
“我必须去。”杜月笙干脆地回答。
“要不，你就派个代表去。”
“不行，这种事，我必须亲自去。”杜月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
张啸林见他一意孤行，不免为之愕然，叹了口气说：“英国巡捕打死了人，自会有政府去出面交涉，你和我都是住在租界上的子民，我们做生意，离不开巡捕房和外国人，这些关系，都是历经多年拿无数钱财打点出来的，何苦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得罪了外国朋友？”
那边，管家万墨林也是不赞成杜月笙去，补充道：“开会的事情，多你一个和少你一个，那又有什么关系？充其量，他们商量好了什么，我们出些钱就是了，何必自己冒这个险？”
众人一边倒地站在他的对立面，他定定地看了看大家，仿佛有许多话要说，又不知如何措辞。最后，他叹了口气，略显沉重地吐出一句话：“我们住租界，但我们是中国人！”
说完话，杜月笙便转身上楼换衣服，张啸林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看着在一旁发呆的万墨林说：“快四十的人了，还跟小孩子一样！”
杜月笙上了二楼，又唤人给上海总商会会董王晓籁、大通航业公司老板陆伯鸿打电话，约好了晚上大家一道去开会。
这次会议汇集了许多工商界的社会名流以及爱国革命党人，大家纷纷谴责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英国巡捕的血腥暴力。杜月笙作为黑帮大哥，不惜得罪为自己烟土生意保驾护航的洋人，允诺出钱出力，表现得相当有魄力。会议决定，从第二天起，全上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时通电海内外，声诉英日两国的罪恶。
没想到，第二天英国巡捕猖狂如故，在南京路巡视之时实施暴行，开枪打死了四名抗议的学生，打伤十多人，如此一来，新的一轮抗议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北京政府派特派专员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提出交涉，严正抗议南京路英国巡捕两次开枪杀害学生和民众案件。莫奈领事团不仅将抗议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还反诬学生们受人蛊惑，破坏租界治安，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情势越来越紧张了，外国舰队的陆战队和洋商团的自卫队纷纷荷枪实弹进入公共租界，架上大炮和机关枪，扼守各个路段，许多学校和娱乐场所均被外国兵所占领。直到六月四日，整个上海已经变成一座死城。
长时间的罢工让上海十余万工人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为此，新闻界、工商界的爱国人士纷纷发起捐助活动。平日里出手阔绰、一掷巨万的杜月笙又是最先响应号召，不仅自己捐出了一大笔款项不说，更是发动了工商各界的朋友，踊跃输将。据当时的统计，上海各界人士捐款数字逾百万元之多。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笔庞大的捐款，才维持住这些爱国工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找到了上海工商学界的一个联合会，亲自呈上自己的六大主张：一、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二、抚恤受害人家属；三、向中国民众道歉；四、取消印刷附律；五、取消码头捐；六、收回司法权。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向领事团一再交涉，双方各派调查团到上海，进行实地调查。结果，理亏的英国领事团只找了一个倒霉的公共租界警监作为替罪羊，将其撤职查办，搪塞过去，软弱的北京政府也就含混地默认了这种处理结果。
一直到8月份，中日官方经过数次协商，棉纱厂罢工事件单独和解，日厂允诺赔偿伤亡工人抚恤费一万元，补助工人停工损失十万元。中国民众为五卅惨案提出的主张，则由北京政府和领事交涉数月，几经波折，终于获得部分解决。
五卅惨案发生期间，杜月笙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这次事件激起了他的良知良能，他尽其所能地拿出自己的行动，为各界爱国人士提供必要的援助，可以说，他虽是旧社会黑帮中的老教爷，走的是江湖路，赚的是黑心钱，但他内心浓烈的国家民族观念成为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