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去的八包货，三天全部卖完，挣了几万卢布（适逢苏联解体卢布贬值），我们用一半卢布在鄂木斯克市场采购了一批皮夹克和呢料大衣，带回国又赚了一笔人民币，我自然乐不可支，头一次体验到：“有钱的感觉——真好！”我们是不是得赶紧抓货，二下鄂木斯克？
小伍嫌这么干不过瘾，说要到绥芬河走一趟，摸摸路子，要大干。我本应该跟他们一块去，用小伍的话说，出去玩玩，散散心也是好的。
我忽然想起，下一次去鄂木斯克，得给伊万老人一个交待。人家托付的事，咱得当事办；虽说人家没限制时间，咱还是抓紧给人家办了好，再说人家岁数那么大了，也等不起呀。再说……这里涉及到两国关系（我没说悬乎吧，是两国关系吧？），我也得给中国青年争个脸不是？我找了个借口，没跟他俩同去。我想利用这段时间，了解一下有关“鼎新泰”制粉厂老板荣连贵的情况。
我爷爷过世已经多年，我决定去找孟广禄爷爷。
孟爷5岁那年坐在一只柳条筐里被闯关东的父亲挑到哈尔滨。他比我爷爷大好几岁，身材又高，力气又大，在哈尔滨干了一辈子苦力活，吃了一辈子力气饭，哈尔滨的老人老事，他了解很多。
这天，我带了一瓶白酒一只烧鸡去见他，我们那个大杂院拆了后，孟爷就搬到新建的小区去了。敲开孟爷家的门，他不在家。哪儿去了？孟爷后娶的老伴告诉我，到古梨园溜达去了。孟爷一辈子爱打鱼捕鸟，春夏秋三季不在屋里呆着，泡在江边和树林子里；只有冬天，猫在家里，因为他有哮喘病，一见凉就犯。
“外边这么冷，孟爷怎么敢到古梨园去？”我说。
古梨园得名于园内一棵梨树，树旁碑文说明此树为东北军阀张作霖亲手所植，如今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树干有尺粗，树冠似巨伞，在地上遮出一片绿荫。树枝上经年累月挂满红布条，这是那些求财，求子，求升官，求消灾免祸的人系上去的。如此看来，梨树之神并不专司一职，而是全面都抓，属于“总理”级干部。东北过去信奉萨蛮，即是多神信仰；梨树之神集众神之职于一身，也是百姓对萨蛮的克隆。
“如今时兴养生，老爷子说生命在于运动，这不就到古梨园走圈去了。”比孟爷小二十岁的后老伴说。
“可是他不怕犯哮喘病吗？”
“怕什么？你以为老头傻呀！天天出门戴两层口罩，凉气吸不到肚里！”
我瞅着这个比孟爷年轻二十岁一肚子怨气的后老伴，心里猜测：老爷子哪是去走圈呀，是躲着您呢！
我把酒瓶和烧鸡搁下，说晚上再来；并请老太太转告，让孟爷晚上在家等我。
“你小子自从搬出大杂院，就没来看过我。今天拎着酒瓶子来，准是有事找我。我告诉你，你知道孟爷这点脓水，你自己掂量掂量，孟爷办得了的，你只管说；孟爷办不了的，你千万别让孟爷为难！”晚上与孟爷一见面他就让我下不来台。
我嘻嘻哈哈地陪了一阵不是，说：“老爷子您别生气，头几年我是忙着上大学，最近这一年忙着找工作，心里不踏实，就把您给搁脑后了，您打我两下，解解气，行不？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您打吧！”
“臭小子，明知道孟爷舍不得打你，喝酒！”
孟爷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
“您来这个。”我给孟爷撕了个鸡大腿。
“找我什么事？”
“您是哈尔滨老人，我打听点事。从前哈尔滨有个叫鼎新泰的制粉厂，您知道吧？”
“鼎新泰？知道，老人都知道，白鸽牌面粉就是他们生产的，质量好，受欢迎。……问这个干啥？”
我给他解释：“前几天小伍带我和高冲到俄罗斯倒腾了一趟货，认识了一个俄罗斯老头，他和母亲都在哈尔滨呆过，托我打听一下鼎新泰老板荣连贵的消息……”
“荣连贵？这是哈尔滨的大老板呀，老人哪有不知道荣连贵的？我在码头上还给他装过货呢。我也见过他本人，嗬，有气派，人也精神，是个人才！”
“他还活着吗？”我问。
“早死了。”
“我想见见他的后人。”
“这个……我不知道。”
“上哪儿能找他们？”
孟爷歪着光脑袋瓜，想了半天，说
“你到市工商联去问问，兴许他们知道。”
“市工商联为什么知道？”
“私人企业都归工商联管，所以它们能知道。对了，我再告诉你，抗美援朝时，荣连贵还给志愿军捐献了一驾飞机，报纸登过消息，全市老百姓都知道。”
第二天，我找到市工商联，一个体形略胖烫着短发的女干部接待了我。我向她说明来意，她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动机，在解除她的疑虑之后，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跟这个电话联系。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话，也不知道跟谁联系。但我知道这是一很重要的电话。
我来到街上，在一家食杂店的公用电话，拨通了电话。
“你是哪一位？”电话里传来一个成熟的悦耳的男中音。
我忙报上自己的名字。也没顾上问对方是谁，就说我刚从俄罗斯回来，在俄罗斯认识一位老头，他的母亲叫伊琳娜·阿赫金娜，在哈尔滨“鼎新泰”制粉厂做过工，这个俄国老头想通过我，帮他找一下“鼎新泰”老板荣连贵的家人；我特别强调荣老板给了他母亲这份工作是救了她一命。
电话里一时沉默，过了一会儿，那个成熟悦耳的男中音问：“你打的这个电话号，是从哪来的？”
我说是市工商联办公室主任给我的。
对方沉吟一下，说：“老太太正在睡觉。过两个小时，你再打电话来。”
“您是谁？”我赶紧问。
“对不起，现在不便告诉你。”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是掐着手表熬过来的。
“我征求了老太太的意见，他不想见您。”悦耳的男中音在电话里这样回复我。
“老太太是谁呀？”我又急又失望。
“是我母亲。”
“您母亲是谁呀？”
“荣连贵的女儿。”
“哎呀！”我兴奋得心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可是……为什么不肯见我？我是代表一位俄罗斯老人想见见她呀！”
“恰恰是因为这位俄罗斯老人的特殊身份，所以母亲才不肯见你。”
“为什么？您能简单告诉我一下为什么吗？”我又急又慌，生怕对方啪地一下挂断电话。
悦耳的男中音显然是一个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的人，他好像看出我的焦急，说：“这其中肯定有些原因。从我的角度观察，老太太的反应很激烈，这是说，那位俄国老头的母亲肯定伤害过我姥爷。你看，实在对不起了，就这样吧。”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声道歉。“大哥，我干了一件鲁莽的事，如果惊扰了老太太的安宁，请她原谅我。”
对方扑吃乐了：“你叫我大哥吗？你多大了？”
“24。”
“我64，不是占你便宜，可以做你爷爷了。”
对方笑了，很友善的笑，没一点占我便宜的意思，只是纠正我逮谁管谁叫大哥的毛病。
“我不想管您叫爷爷，那显得您多老呀。我叫李秋，去年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前些日子跟同学往俄罗斯倒货卖，偶然认识了一个俄罗斯二战老兵，他听我是从哈尔滨来的，就拜托我这么一件事，我也是出于热心肠，没别的意思……大哥您不让叫，爷爷我不想叫，那就什么也不叫了。”我想，这是我最后应该向对方说的几句话。
“年轻人前程远大，一定有份好工作在等着你。”对方鼓励我。
“谢谢您的鼓励！”一股失望的情绪袭上心头，在放下电话前，我鼓足勇气说：“如果往后再有点什么事，想跟您联系，可以再打这个电话吗？”
“可以。”对方不加思索地说。
回来我就琢磨：老太太不肯见我，说是因为受过伊琳娜·阿赫金娜的伤害，这同伊万·达维多夫说的一样；不过伊万说的是对荣老板的伤害，而且属于个人隐私。如今再看，荣连贵的女儿也知道这件事，这就不是什么私秘了。那么伊琳娜·阿赫金娜与荣老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矛盾？为此，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我能不能解开这个历史迷团的真相？
我兴奋起来。
小伍和高冲在绥芬河呆了三天回来了，说此行很有收获，很受启发；说我们以前的目光太低，格局太小，要干就要办大公司，迈大步，挣大钱。
“资金呢？启动资金在哪里？”我问二位。
“可以借嘛！”小伍说。
“跟谁借？”
“向银行贷款。”
“贷款要抵押，拿什么抵押？”
“拿房子抵押。”
我不吱声了。为什么不吱声，没法吱声——如果我说，小伍，拿你家房子抵押，那显得我多自私，多不仗义；如果说，拿我家房子抵押，我在家里又做不了主。高冲在家也做不了主，憋得也不敢吱声。这时小伍拍着胸脯说，拿我家房子抵押！当时感动得我和高冲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可是，咱不能害小伍呀！他家也不宽绰，里里外外也就一套房，公司赔了让他住露天地去？高冲是他大哥，我是他二哥，我们不能干有损弟弟的事，这是道德底线。
赴绥芬河办大公司的事，也就在嘴上乐呵了几天，就没人再提起了。
撂下绥芬河的事，我想起那个“历史迷团”。好几天过去了，该往老太太家打电话了。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成熟的悦耳的男中音。
“我是李秋！”我赶紧报上自己的名字，接着耍贫嘴，“您不准我叫大哥，我不想管您叫爷爷，可总得有个叫法呀，您说，我管您叫什么好，大……”“哥”字顺嘴就要溜出来，我及时把它咽回去。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猜测这位悦耳男中音的职业，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干部？医生？教授？他那种儒雅的、斯文的气质，我估计离不开这个范围。
“随便叫，叫大哥也可以嘛……”对方透着大度。
“那……您得告诉我您姓什么。”
“我姓邓，邓旭园。”
我灵机一动，有了：“那就叫邓老师吧！我说邓老师呀，自打上次给您打过电话，我就坐了个毛病……天天失眠，睡不着觉，批评自己：老太太挺好的，日子过得挺安静，叫我给搅了一把，多对不起老人家呀！……”
“没事没事，老太太挺好的，你放心吧。”对方宽厚地说。
“邓老师呀，你说我又一想，时间都过去快一个世纪了，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早化解没了，国共两党是死对头，还合作过两次呢。我的意思是，劝劝老太太，放下历史恩仇，向前看，对自己有好处，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您说我想的对不对？”
“对对对！”邓旭园连声附合。
“那我明天去看看老太太，不看她一眼，我心里过不去！——老太太要是怀疑我是坏人，我带一个同学去，他是派出所警察，保证老太太绝对安全。”
“那就……过来吧，警察就不必了。”邓旭园说了他家地址，接着嘱咐，“咱们事先有个约定，关于那个俄国女人的事，你不要跟老太太提。”
“记住了，绝对不提！”
撂下电话，我跑进邮局，填了一张国际长途电话申请表，交一百元押金，等了三十分钟，长途电话通了，营业大厅的广播喇叭响起来：“李秋同志，请到５号电话间接电话。李秋同志，请到5号电话间……”我赶紧钻进5号电话间。
接电话的是伊万老人，我告诉他，我找到荣老板的女儿，她已经八十八岁，我明天就去见她，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吗？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时刻！上帝在帮助我们！”伊万老人兴奋地说。“我想说的话很多，他父亲不仅救了我母亲，还救了其他俄国难民，使这些难民不至于流落街头，沦为乞丐……你替我祝福她健康长寿，……至于母亲交待给我的那个忏悔，其中涉及他父亲隐私，我不便向她说呀，……究竟该怎么办呢，让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打完长途电话，在邮局营业大厅，我随手买了一份《民国旧闻》周刊。在回家的公交車上，我看到上面居然有一篇谈到俄国难民的文章：
“1918年至1921年间，以逃避革命、内战、外国武装干涉和饥馑，从俄国逃出二百多万难民。他们象潮水般涌向四面八方：向北的那股人，奔向芬兰、摩尔曼斯克；向南的那股人，到达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往西去的，进入波罗的海各国以及波兰和德国；往东走的穿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境内。……”
客车颠簸得厉害，我收起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