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德国，除了那份医院实验室的工作，我也尝试过其他两种类型的打工方式：
第一种打工方式是翻译，雇主是经贸委在德国所设办事处。主要担任中德贸易和商务谈判的翻译工作，从开始的非常紧张到如今的运用自如，艰苦的努力和付出只有自己最清楚了，最大的收获就是谈判的成功和经验的积累。
翻译应该算学生打工里最轻松的活了，因为毕竟只是动动脑，又不用动手干体力活儿。姜灵和许嘉都来自国内一般家庭，刚来德国的时候，她俩都在中餐馆里打过工端盘子。钱少芸倒是从来没在餐馆打过工，不过人家是因为有做生意老公养着，不愁吃穿，这点上没法和人家比。
第二种打工方式是导游，雇主是德国旅行社。客户大多是国内来欧洲考察团，或休闲旅游团。行程时间一般为一周左右，地点遍布欧盟全境，除了英国，英国不属于欧盟，需另外签证。
当导游是现在最时髦的学生工了，因为不但把欧洲都混熟了，而且时间久了，雇主可能还会帮忙申请工作签证，那样的话，就可以在德国居留下来了。所以，钱少芸，姜灵，许嘉，她们也和我一样，现在都在作导游。
计算了一下，三年时间我几乎跑遍了以荷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丹麦等为主的多个国家。虽然学生身份的导游每月工资只有200欧元，小费也不多，但能免费游山玩水，所以虽然很忙很紧张，可以说累而快乐着。
但也有风险，就是要时刻提高警惕，对付在欧洲流窜作案的偷窃团伙。
2003年春，哥本哈根（Copenhagen）
五一前后，我带领三人组成的江南考察团到丹麦旅游。刚刚游览过哥本哈根市区名景，客户选中一家市中心海鲜馆用餐。因为是室外餐厅，看起来很不错。不过，海鲜上菜稍慢，等待过程中，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
菜上来后，我们四人光顾着低头吃饭，忽然间，我感觉周围一下子静下来了，人群和车辆都消失了，只有我们是唯一的客人。感觉不对劲，再低头一看，天呐！我的书包和领队的皮夹都不见了。
一时间损失惨重，护照，信用卡通通被盗。我出门一般不带太多现金，书包里只有50欧元，领队的皮夹里却有2000欧元。我急忙找到海鲜馆的电话机，给德意志银行打电话挂失我的信用卡，没想到已经被小偷提走了500欧元，离失窃仅短短15分钟，小偷动手真快，分析一下应该是职业惯偷，因为德意志银行规定每日中国学生最高提款率就是500欧元。
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去警察局报案和到中国大使馆申报护照被盗了。
我们决定先去警察局，可报案时发现丹麦的警察只不过是摆设，做了记录没采取任何行动，比中国警察的敬业精神相差太远了，相比之下感觉中国的治安确实很好，10多亿人口，管起来不容易。
然后我们来到中国驻丹麦大使馆，这里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好，马上帮我办了临时通行证，告诉我回德国后，到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再补办护照。
接下来，我们的游程就都在高度警惕中渡过了，不过，倒放心了，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被偷了，只是专心逛景儿。
我记得钱少芸就讲过她几个月前在罗马和巴黎带团旅游发生的事儿，她说巴黎是暗偷，罗马是明抢，而且目标都是中国团，因为只有中国人喜欢带现金，老外身上都是带信用卡。
后来接二连三，在欧洲各地都有偷窃中国游客的报道，而且是流窜作案，地点主要集中在欧洲四大贼城：1罗马，2巴黎，3哥本哈根，4阿姆斯特丹。
三天后，杜塞尔多夫
好不容易回到德国，我感到这里可能算是欧洲最安全的国家了。几年前我曾经在公用电话厅掉了钱包，居然第二天有德国人打电话把钱包送回来，里面的钱和卡都一样不少。
德国人的素质确实是欧洲人里比较高的，但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的高素养，使他们显得冷静而高傲，让人难以接近。德国人非常忠诚，一生朋友很少，也许只有一个，是他们从幼儿园开始的朋友。
杜塞尔多夫的春天依然阴雨绵绵。
街上除了公车，电轨，小汽车疾驰而过，几乎没有人影。
欧洲玩得差不多了，我要收收心，把学位赶紧拿到，这才是我来德国的真正目的。
钱少芸已经硕士毕业了，她从领事馆教育部门得到消息，说来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毕业率还不到30%。大多数学生因为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等方面各种原因，无法坚持到毕业。
德国大学是有名的“宽进严出”。所有人都有资格学习，但学期时间长，考试严格，毕业艰难，学生放弃学业屡见不鲜，就是德国本国学生也不例外。
想到妈妈对我要求的：“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否则别回北京。”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望子成龙，是每位父母的期望，我不能辜负了他们。
还有何天莱，上次见面时他竟然管我叫“念不完的博士”。我也不能让他轻看了。
我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拼命学习。30岁的人了，忽然发觉学习起来，头脑居然还像小时候一样灵活，而且更有条理性。
有一天，看到许嘉也在图书馆用功，她还有两年硕士毕业。
“你知道吗?”许嘉神秘地说，“少芸离婚了，上个月。”
“啊?“我真的有点惊讶，“那她肯定挺难受的。”
“难受什么呀?”许嘉继续爆料，“她已经有新男友了，法国人，听说是她同事，电脑工程师。”
“是吗?这么快。”我只能感叹了。
“姜灵这几天回国了。”许嘉又告诉我。
“怪不得一直看不见她。”我回应着。
“她是陪新男友回国的。”许嘉的消息总是那么灵通，“我见过那个德国人，挺帅的，是宝马公司的销售经理。”
“那她肯定很开心，顺便领回沈阳老家，让父母高兴。”我理解她，走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
“可她学习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吧，上次又补考了。”许嘉沮丧地说。
“无大碍吧，正好让这个德国人帮忙补习。”我安慰许嘉。
在我们四个闺蜜之中，钱少芸年纪最大，也最成熟，她和我关系最近，许嘉年纪最小，单纯可爱，是我的玩伴儿。姜灵虽然表面上和我们也很知心，但我总觉得摸不透她的心思，似乎跟我们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
记得有一次，姜灵让我去她宿舍，我刚走到门口，听到她在里面打电话，她看见我了，马上迅速挂掉电话，好像怕我听见。其实，是她叫我来的，反而防备我成这样。但大家在德国养成的规矩，就是不打听别人隐私，所以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吧。
说心里话，我还是觉得和钱少芸和许嘉她们俩在一起比较舒服，起码相互坦诚。她俩一直是我在德国的知己。尤其少芸，我非常佩服她的随性，敢爱就爱，从不约束自己。难怪前几天在学校咖啡厅见到少芸春风得意的样子，原来，毕业找到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经理助理的好工作，又有了新男友。从旧的婚姻走出来，自由了。我想等考试过后好好找她聊聊。
我的硕士阶段即将结束。
为了提前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我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了系里规定六个月时间完成的硕士论文。没想到，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遭到系里的考试管理人员的百般刁难。
这个考试管理部门相当于中国大学的教务处，那位管事的德国老女人可能相当于科级干部，她名叫辛姆卡，40多岁了，一直单身，相貌是那种比较典型的冷酷的扑克脸。克丽斯蒂娜一直不喜欢她，但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和她起冲突。
古板的辛姆卡认为，规定六个月完成的论文，所有人就该一样。勤奋的学生写完了就该等懒学生，不能先毕业。这是德国的平均主义。她的态度极为蛮横，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好像我要求毕业答辩是在无理取闹。
我当然不服气，联合了克丽斯蒂娜，米卡，等几个外国学生，一起找到系主任奇格李思特教授，陈述我们希望提前毕业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要求公正解决事端，否则我们将写请愿信递送到校长那里，反对歧视外国学生。
系主任可不想惹那么大的麻烦，我们几个学生都希望他能把辛姆卡炒鱿鱼。当然，系主任也不会轻易地听我们的建议而解雇下属员工。
最后的折衷意见是：允许我们提前毕业，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辛姆卡暂时保住了铁饭碗，但后来听下届同学说，不少人对她怨声载道，看来大学校园的学生斗争仍在继续。
德国是典型的不让富人富，也不让穷人穷，力求消灭社会阶级和贫富等级，倡导社会平均主义的文明而老龄化社会。对孩子和老人是乐园，但似乎不是青年人奋斗的战场。
德国安静而秩序井然的优良环境，对任何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深入到这个社会民主的政体国家内部，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集体性懒惰，缺乏生机和竞争，机械化的生活模式。
这是一些大家普遍社会学观点，也和我的硕士论文观点相似。
六月份，来德国三年半，我终于硕士毕业了。
我和安东尼到火车站附近新开的韩国自助餐店小小庆祝了一番。韩国寿司，BBQ，泡菜，米饭，真是美味，可惜他不吃海鲜，也不吃鱼，我也不好意思捡那些我的最爱了。
正想和安东尼商量搬到一起住的问题，他却告诉我说他接到一个新的科研项目，要到法兰克福工作两年。
真的不太了解德国人的爱情观。我们相识两年多了，订婚一年了，感觉他好像还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只是他的朋友和同学。
我只好继续留在我的学生公寓里。
虽然我的生活从根本上有些德国化了，简单的一日三餐，主食是面包，土豆，蔬菜尽量生吃。而且对原来在国内的那种群聚和嘈杂的集体生活有些不习惯，但我仍思念亲人，也眷恋着故乡的山山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