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高三的第一天。
很普通的高三教室，铺天盖地的复习资料，刺鼻的风油精和粘粘的汗液混合的空气，在离讲台最近的位置，睡得一塌糊涂的我。
丫在那个早晨，用一支尖细的铅笔，从后面戳醒了梦中的我。猛地睁开眼，转过头，看到戴着黑眼圈的丫，用左手在草稿纸上划着圈：“额，兄弟。帮我捡一下笔！”
就这样，我虚度掉了高三的第一个45分钟，顺带着，认识了丫。丫说她今后会在回忆录里写：“在那个天高云淡的早上，我正一边思索做人的道理，一边练习用左手转笔。突然，我的晨光中性笔鬼使神差地飞离了它原来的轨道，砸到前排的一头酣睡的猪背上，之后落到地上。我用脚勾了半天，没有成功。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拿起一支铅笔，用没削的那头戳了她一小下。猪依旧纹丝不动，可怜的孩子！天知道她昨天晚上加班加到什么时候！千万般无奈之下，我换了有尖的那头戳她。就是这一下，中华2B素描铅笔的一次伸展运动，造就了两个伟人的传奇友谊。”
我向来是个低调的伙计，估计自己成伟人的机会不大，可丫不同，在我们班，她绝对是那种很强的人。她会做那些奇怪的自然地理题，写让人眼前一亮的800字作文，让那些整天埋头啃书的好学生无理由地郁闷。可是，她和我一样，拿外语没办法。在试了很多诸如一个月做几百道阅读理解题一天记几十个单词的偏方而毫无起色之后，丫对外语彻底绝望了。她开始以请吃饭为诱惑，让同样外语很烂的我替她写作业。经常抄错答案位置的我，让外语老师找丫谈话的频率从一个月一次上升到一星期一次。丫受训的时候一脸虔诚，低着头，偶尔抬头看外语老师的眼睛。丫的眼睛很大，盯着外语老师的时候，给人一种顿悟的感觉。老师习惯性地在谈话的最后温柔地拍拍丫的肩膀：“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下回可别让我失望啊！”这样之后，丫会同样温柔地拍拍我的肩膀：“小琳子，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下回可别让我失望啊！”
嗯。上帝证明，我们都是好孩子。虽然，丫继续在外语课上发呆和睡觉。虽然，我继续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把丫的外语单选题答案抄错位置。
事实证明，丫比我更爱睡觉。她很奢侈地睡掉了高三30％的外语课，将近一半的政治课和几乎所有的课间。还会很无辜地解释说那些课实在了无生趣，是她强迫不想睡过去的自己睡过去的。就像她也会在地理课和语文课上强迫想睡的自己醒着一样。丫把这件事叫做驱魔，于是每回都使出浑身解数：抹风油精，咬手指头，用尖头的铅笔扎自己的腿，手法相当残忍。而在我看来，那些可爱的可恨的瞌睡虫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投过降，且越战越勇。我只能充分地尊重它们毫无章法的作息，即便是在月考的数学试卷面前，都只能用酣睡伺弄好那些醉生梦死的小虫子。
高三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满到了我们得挤时间去感慨和发呆。可是，我们都在为能够挤出来的时间活着。老些的人说：“生活总得有个盼头。”那些隐约可现的自由和白日梦可能就是我们的盼头吧。每天照例去食堂排老长的队买米粉，为了多得到一点黄豆肉糜的佐料，对着食堂师傅永远板着的脸笑。丫会在我们俩的米粉里放上她妈妈捎过来的咸菜，和着高考前所有的郁闷吃掉。下午的课，我们逃掉自习。坐在阅览室大大的窗子前，翻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看窗外飞过的鸟，猜着它们旅行的终点。体育课上，我们绕着学校400米的跑道走过了一圈又一圈。冬天的时候，丫缩着脖子搓着手走在风里，告诉我她最想活在春秋战国。为一个简单的理由，爱或恨，生或死。周迅在歌里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更多的时候，我宁愿是，和丫，两个土得掉渣的小人，手牵着手，在繁华落寞的大银幕后，自娱自乐。一起傻笑，一起发呆，互相争吵。
在睡掉了高三的五分之一后。丫突然跑过来对我说：“小琳子，我们不能这样堕落下去了。从今天晚上开始背历史吧。”
“背历史？什么时候？”
“晚上。”
“哪？”
“宿舍楼梯那。”
“为什么是晚上，感觉好像在做贼。”
“做人要低调嘛，搞学习也一样。”
“哦。你昨天历史考试没及格？”
“嗯。你也一样吧？”
“知道还问！晚上出来一起背吧。”
我们的宿舍是一栋很长的六层楼，长到每一层都有一大排、20多间寝室。丫住在201，我住在301，不同的楼层同样的位置。所以我经常用拼命跺脚来吵醒睡在上铺的丫，并在丫举着扫帚红着眼杀进我们寝室的时候，装作一脸天真。宿舍管理员田阿姨是一个大嗓子的中年妇女，有点凶，特别■，喜欢开寝室长会议打小报告享受做领导的感觉。她每天坚持在熄灯后叫上两嗓子，然后仔细地查寝，锁门。这样复杂的过程之后。我们的夜生活才真正开始。
那天晚上。按照计划，我在12点钟的时候用脚连跺了5下地板，然后带上手电筒和书跑到2楼的楼口等丫。丫光着脚拎着鞋从寝室里跑出来，看到我后眼里闪过一道兴奋的光。四下张望了半天后走到我跟前，诡秘地说：“咱俩先吃点宵夜吧。”说完从书里变出一大袋子饼干和旺仔牛奶。很多东西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往事的无限回忆，比如说老照片，日记本。而在我看来，旺仔牛奶和手电筒无疑会让我一辈子记住有丫的高三。在那个晚上，只属于两个人的寂静的夜，我们把历史书塞在屁股底下，坐在冰凉的楼梯上，开始了我们的夜生活。
丫一边嚼饼干一边无比憧憬地感叹道：“唉，真想做个男生。”
“男生不用半夜起来背历史？”我笑。
“无所谓啦。至少，背完历史，我们可以一起翻墙出去上通宵网。打魔兽打到天快亮。然后买一大袋包子一边啃一边翻进来赶早操。还可以爬到房顶上唱许巍的歌，抽烟，喝酒，讨论彼此喜欢的姑娘。没事的时候，一大帮子兄弟出去打打群架，多好。”
“呵，等到我们都被学校踢了，就加入伟大的民工队伍。去北京建奥运村，去新疆捡棉花。为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努力奋斗。”
“然后，死在城里人的白眼里！”丫做了一个***就义的姿势，“这真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啊！”
“那样比现在的日子好过？”我问。
“不知道，可是现在这样，让我很难受。”丫努着嘴，貌似很痛苦。
我们很坚持地从三皇五帝背到了鸦片战争，从麦哲伦环球航行背到了美苏争霸。每天坐在楼梯上，举着我们唯一的家用电器，乐此不疲。丫甚至在背完历史后回宿舍继续窝在被子里看书，一本叫做《血色浪漫》的书。她很厉害地在夏天快要到来的季节，把被子捂得密不透风。经过几个晚上的奋战，丫在一个阳光分外明亮的早上，在学校的食堂里肿着眼睛为我朗诵了那段被她奉为经典的择偶标准：
“我的爱人，如果哪天我对她说要去当乞丐，她会二话不说跟着我去要饭；如果哪天我对她说要去神农架抓野人，她也会屁颠屁颠地跟着一块去。等到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就坐在家乡的草垛子上，为对方捉虱子。”
丫不由分说地爱上了那个人——目光冷峻、一脸坏笑的钟跃民。
我却很变态地对暴力狂充满好感，喜欢凶巴巴的人。因为我相信，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人，心思都会很单纯。他们眼里的世界，美好或肮脏，喜欢或厌恶，简单分明。
不知道是谁给丫吹了枕边风，说18岁之前不谈恋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于是在17岁的尾巴上，丫充当了一个十足的思妇：经常抱着书在“野兽”出没的操场边上晃悠，像个猎人，等待上钩的猎物。更确切地说，是等那个双手插在半个月或是更久没洗的牛仔裤袋里，歪着头装酷的“钟跃民”。
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天高云淡，香樟蓊绿，篮球场边，抱着书的丫。一切都和偶像剧里的情节出奇的一致：三分未中，充当爱情小天使的篮球砸中女生乌黑的长发。然后有小姑娘因为生气而微红的脸颊，阳光帅气的校草慌张而羞涩的眼睛——像是一场有预谋的电影，完美，无懈可击。
当我正想给丫的浪漫小故事续上一个诸如：“从此，王子和公主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之类的结尾时，一个重物从天而降，压在了我背上。身子动不了。我扭过头。看到丫像小说里写的一样泪流满面：“苍天啦！什么鬼日子！居然让体育老师给砸了！”丫一边揉着脑袋一边龇牙咧嘴地挤出几句话。人生就像一场戏，这话没错。
丫后来会经常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给我讲那天发生的事：矮而胖的体育老师如何发挥失常，篮外空心；篮球如何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打了个转砸到丫的头上；眼泪如何像决堤的洪水，不听使唤地汹涌奔腾：动画片里的星星如何一圈又一圈在脑子里飞。末了，还不忘对一脸悲天悯人表情的我补上：“小琳子，人生就像一场戏啊。你没事的时候去那块地方转转，说不定哪天会被某个你钟爱已久的暴力狂砸到。然后装晕，等后话。”
或许，这真的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太懒的我更热衷于养我的小宠物——那些可爱的瞌睡虫。
丫在那个高三写了很多东西。包括每个星期十几页的信，都会寄给一个叫杨的小伙子。我也在丫的煽动下，写信给一个像丫一样陪我做过梦的兄弟。每页信纸都会用彩色铅笔涂得满满的，再让丫给我在信封上画一头小猪。由于信的原因，我和丫有了同样的习惯：下早自习后狂奔到传达室翻信。那是每天最快乐的开始。我们兴奋而紧张地翻动那些刚从墨绿的邮袋里拿出来的信，希望看到熟悉的笔迹和名字。那些信有的会有碳素墨水淡淡的清香。有的会混着香味中性笔各种各样的化学原料味。无一例外地，在高三的上百个早晨，它们都会令我迷恋而不能自拔。
我们在那些信里，看到过许多从北京上海某所貌似很辉煌的大学里寄过来的信，喘着粗气的字生硬而骄傲地刺人眼。也有从广州福建某个工厂里寄过来的，歪歪斜斜的字，缩在白色信封的一角。有一回，丫甚至翻到了一封寄给她曾经疯狂地喜欢过的男生的信，粉红的信封里藏着不言而喻的小秘密。丫把那封信拿在手里，感叹了半天人世的无常多变。
杨的信，会让丫看上去像一株生气勃勃的植物。她收到信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笑得没心没肺。迫不及待地撕开雪白的信封，满脸陶醉地撇下我走掉。我甚至很想见见那个文字娟秀的男生，在丫的描述里像顾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