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西南边陲打响。战事之初，为牵制法国人，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朝廷建议：通过暗助越南三宣提督刘永福，让他“越官守越地”。具体举措有：每月暗助刘永福军饷5000两；为激励其士气，又另拨赏银2万两给刘军；把滇军自铸的开花大炮，铲去字迹，送给刘军20余尊；还把派遣出关的滇军，将旗帜号衣收回，让刘永福派人管带，饷银、军火仍然由滇省供给。
中法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光绪九年(1883年)12月24日，岑毓英统率滇军20营1万多人从昆明启程赴越南作战。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越南的宣光包围战，是岑毓英任西线统帅，亲自指挥的最大一次攻城战。从1月26日到3月3日，滇军丁槐部4000人，唐景崧部2000人，何秀林部3500人，联合攻城。就在宣光城指日可克的时候，东线潘鼎新弃守谅山，败退入关，法军得以从东线抽调兵力西援。岑毓英不得不撤走包围宣光的各支部队，让滇军以阵地战、地雷阵跟法军相持于宣光城附近。
3月23、24日，法军以4000人围临洮府的西线滇军。滇军李应珍部伏垒坚守，覃修纲部以精锐驰援，里应外合，滇军此役歼灭法军600多人。
28日晚上，西线法军统帅波里把临洮的失利报告了巴黎。29日，巴黎又获悉东线法军统帅尼格里受伤、法军撤出谅山的“严重且悲惨的消息”。这些消息震撼了巴黎全城，30日，法国总理茹费理不得不宣布下台。
4月4日，中法两国代表在巴黎签订了停战条件草约，中法战争结束。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无论东南沿海闽台战场，还是越南战场上的东线，清军都有不同程度的溃败。只有西线滇军在岑毓英的指挥下，无论进退，都保持战场上的主动。
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7日清廷发布停战撤军圣旨，并于6月9日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战场上并没有占到便宜的法国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以及在中国西南诸省通商和修筑铁路权。对于法国人的治外法权，懦弱的清政府无可奈何。
“云南十八怪，马车没有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这句广为流传的民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滇越铁路。云南是中国大陆地貌起伏变化最大的地域之一，从皑皑雪山到热带雨林只有短短几百里的距离，唯一遗憾的，这里没有蔚蓝色的大海。法国人开辟了云南通向大海的陆路通道——滇越铁路。滇越铁路是中国最早修筑的铁路之一，也是连接中国云南省会昆明市与越南首都河内和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海防市的国际铁路。铁路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认识铁路自滇越铁路开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极大地震惊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小小的日本何以能够打败老大帝国的原因，自然成了无法避免的话题。两江总督张之洞给光绪皇帝上的奏折中提到日本富强的原因时就说：“该国变法方二十年，而国势日强，几与各大国抗衡。寻其收效之著，实莫如铁路一端。盖版图既广，其利不能兴，弊不能去者，皆由地势阻隔，不能相通故也。铁路成，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山川之产靡不尽出，风俗之陋靡不尽除。使中国各省铁路全通，则国家气象大变，商民货物之蕃息当增十倍，国家岁入之数亦增十倍……”。另一个总督刘坤一则视修筑铁路为中国在十年内富强的惟一机会，他在给光绪皇帝上的“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中说：“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铁路之裨于军务、商务，今已尽人知之矣。……铁路一成，天下商务必日新月异，不十年而立致富强，中国转圜之机，孰有外于是者！”维新派的首领，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也大讲修建铁路的好处：“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
这种对修建铁路的种种好处达成朝野共识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土地上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修铁路的高潮。中国的铁路数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甲午战争前的364公里增加到1911年的9618公里，16年时间里增加了26倍。在此过程中，除晚清政府筹集资金和借外债修建的铁路外，还放开了民间集资成立公司修建铁路的禁令，到1905年前后的数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都先后创设了各种铁路公司，筹办各省境内的铁路修建。“杜外人觊觎”，“保中国自主之利权”，“开富源”、“通商务”、“固边防”等等，是各省民间铁路公司动员民众出资时提出的口号和目标。
打仗其实就是打经济，战争的开支，军队的用度花销不是小数。汇兑军饷，为岑毓英部队张罗战后裁军，兵员的遣散安置费用，天顺祥管事李耀庭忙碌之余，与岑毓英接触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修铁路自然也成为李耀庭与岑毓英这对金兰兄弟私下言谈中绕不开的话题。岑毓英作为封疆大吏，多着眼政治军事。李耀庭是商人，在商言商，言谈自然离不开经济。尽管李耀庭脱下军装离开了军队，作为天顺祥的主管，李耀庭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岑毓英。同时，作为眼光敏锐的商人，李耀庭感觉到铁路所带来的无限商机。
因为关系到国家战略、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修建铁路与否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一向对民营资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表现了罕见的宽容。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1月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大清政府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不仅保护民营资本，大清政府还主动向民营资本进行“政治投资”：“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投资的老板们会像赈灾捐款一样，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这在一切都要以官场级别来衡量价值的大清国，无疑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民营资本的高度重视。因此，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特殊优惠政策，上马铁路项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耀庭（时年62岁，正是天顺祥发展最好的时期）认识到，修铁路，从商业、军事、交通、贸易等方面，的确有太多的优势和潜在的利益。无奈清廷积弱太久、国库虚空，一时难以振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介商人，在国家危难之时，只有尽绵薄之力，用恰当的方式，报效国家。“官之所求，商无所退”。于是，他慷慨出手，拿出一半家产认购铁路股份。危难见真心，板荡识忠臣。李耀庭响应政府号召，以自己的方式纾解国难。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话，需要行动。同时，爱国与爱民是双向的，政府的孱弱、贪腐，使军人的勇敢、商人的愿望，不能遂意。
作为后话，经历了多年的放任，地方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川路公司得到的特殊政策，就是向农民摊派征收“路税”，一斗米一斗米地去筹集铁路经费，因此铁路公司虽然名为商办，却是在公权力保驾护航下的“二政府”。四川虽是穷省，但行政效率显然比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还要高，几年间，就筹集了700多万两铁路建设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小股东。这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农民们，据说有7000万之众，他们很容易地被那些坐在北京、CD宜昌、上海等处办公室的公司高管们“代表”了。
梁启超曾说：“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国家之福乎？”
自古蜀道难，按照规划，要建设四川铁路，需要筹集4000万~5000万两资金，700万两显然还是太少，于是正好为川路公司的高管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以保值增值的名义，拿着这笔钱玩资本经营。四川铁路公司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了已筹股本的一半即300万两，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基本都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1910年，持续3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300万两全部泡进了黄浦江。
后来，盛宣怀当了邮传大臣之后，通过跟外国财团谈判，获得了大量贷款。这下朝廷有钱了，朝廷很清楚修铁路是十分挣钱的，就想把铁路所有权收归国有。
各个地方的保路运动是不一样的。
在四川，最富的人和很穷的人都买了民间铁路公司的股份，痛痒相关。社会上层的绅商因为与朝廷联系密切，他们搞运动的方式就比较文明，把光绪皇帝的像供立着，把当时朝廷让他们办铁路的圣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也放到香案上烧香供起来，希望朝廷能给个说法。但是广大社会下层的股民却没有如此耐心，他们感受到要求还钱的愿望将落空，于是闹出群体性事件，冲击官署衙门。
川路公司此时摇身一变，从公司的主人成了“人民”的代理人，宣称中央不仅要赖账（赖得可是“人民”的账），而且要卖国。不仅阻挠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停收路税，并且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
官府希望有话好好说，把领头的人请进衙门。民众不明真相搞请愿，军队在骚乱中开了枪。于是，四川全面暴动。一贯软弱的中央，此时变得强硬，要求地方政府予以坚决打击。最后，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
注：中法战争，又称清法战争，从光绪九年（1883年）12月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导致法国茹费里政权垮台。
注：刘永福(1837-1917)，字渊亭，汉族客家，广西钦州(今属广西防城古森洞小峰乡)人，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67年秋，清政府派广西提督冯子材调集兵力重点进剿桂西南，为躲避打击，刘永福即率领所部转移到越南。1873年11月20日，法国当局派安邺带兵180名和两艘炮舰突然轰击河内。刘永福黑旗军在河内郊外罗池与法军开战，取得了“诱斩安邺，覆其全军“的罗池大捷。法军被迫退出河内。越王擢升刘永福为三宣副督，以彰表功绩，并命刘永福扼守红河两岸。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8月，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以后，收编了黑旗军，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
图一：岑毓英座右铭（此系中法战争时岑毓英的观点，也可谓其时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
座右铭文字内容：
疆界可分，而北圻（越南地名）断不可割；通商可许，而厂利断不容分；土匪可驱，而刘永福断不宜逐。
甫战即和，则失民心；既和复战，又乱兵心，和议虽成，约不可恃；兵事虽息，备不可疏，日日办自强之事，时时存雪耻之心；国势虽弱而能张，外患虽多而不惧。
——岑毓英座右铭
注：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汉族，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逝世于上海。
他曾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李鸿章曾称赞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
图二：中法铁路修建中，中国劳工开凿隧道
图三：中法铁路开通，火车与马帮对接货物
图四.川汉铁路总公司1905年发行股票
图五.川汉铁路总公司1905年发行的股票息折
图六.列强在中国的铁路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