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烟花柳巷是随着开埠而繁荣起来的。尤其是洪杨太平军纵横大半个中国，定鼎金陵，东克苏常，南破杭州，苏浙一带的富户巨室，无不携巨款奔赴上海。因为上海有洋人租界，太平军不敢惹也不想惹，租界因之空前繁荣，以至一屋难求。有眼光的中外商人，都大造其屋，以高价或售或租，无不大获其利。“石库门”在此时大行其道，弄巷一条接一条，上海的人口也因之迅速膨胀，再加太平军禁娼，苏州、常州的烟花女子纷纷投奔上海，高张艳帜。租界工部局认为娼妓业既能创一笔可观的税收，又可吸引人气，因此也是大力支持。
人分三六九等，烟花女子也是如此。在上海公开合法的妓院有书寓、长三、幺二、野鸡等名头，分属不同等次。书寓是最高档的妓院，她们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风，专门为客弹唱、献艺，自幼要拜师学艺，能操琴、会说书、善唱曲，俗称的卖艺不卖身，称之为“先生”、“词史”。平时到书场去说书、操琴献艺，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也可跟随同到住处――一般挂某某书寓的牌子。“先生”也不拒绝，就此相识后，便可随时请赴府宅、酒馆、妓院、戏馆应征，称堂唱，也叫出局，自带琵琶，坐一旁弹唱，不入席侍酒。如两情相悦，也只能深藏不露，绝不现之于人前，宣之于口舌。这是早期纯正的书寓，到了后来，有些长三也冒挂书寓的牌头，这些规矩便形同虚设，书寓里也是卖艺卖身兼而有之。长三是身份略次于书寓的**，因为出局陪酒、留客过夜都收银洋三元而得名。她们仅能唱曲，琴艺也不精，说书更不可能，而且嫖客可以留宿。幺二则属中等**，因为出局、留宿都要银洋两元而得名。与之相仿的还有二三，出局二元，留宿三元。野鸡则属下等妓院。此外还有花烟间，名义上是鸦片烟馆，其实侍侯烟泡的女子也兼而卖肉，是挂羊头卖狗肉。此外还有为良家妇女苟且提供方便的台基、专为侍侯洋人的咸水妹，还有苦力、脚夫等人光顾的最低等的的“钉棚”，连妓院也称不上。
书寓、长三只有富商、买办和宦囊极丰的官员才得以光顾，因为所费不菲。口袋里银子不多，到上海来碰碰运气、看看热闹的人，是没资格留恋书寓、长三的。但也有例外。比如袁公子。
他到上海本来是投奔一位当道台的故友，想寻找发展机会，不料故友已经调到广东，满怀希望扑了个空，心情极糟可想而知。于是到书场中打发时间，不想为“先生”沈玉兰摄去魂魄。他爱面子惯了的人，出手阔绰，结果被误为是阔公子，书场的明白人便劝他跟沈姑娘到书寓去，结一份善缘。不料这一去竟然欲罢不能，到了一日不见食宿俱废的程度。沈玉兰也是如此，望他的一双眼睛，含情默默，绝非卖笑人的做作。这实在大出众人意料，因为这位袁公子要钱没有多少，要人物更谈不上。五短身材，肥头大耳，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沈姑娘说，她就是迷恋上了这双眼睛，她说袁公子绝非凡夫俗子。不是凡夫俗子又能怎样？眼前就几乎难以为继了。
妓院有诸多让嫖客花钱出血的办法。要认识书寓、长三，先要“打茶围”，坐下来喝杯茶，除要付不菲的茶资外，还要对“先生”以及侍侯“先生”的姨娘打赏；然后是“叫局”，因为中国良家女子是不能出头露面的，因此请客吃酒、打牌或看戏，便请“先生”到场侍侯，一局除三元的局费外，还要对“先生”的跟班打赏；接下来是“吃花酒”，就是宴客时到相好的“先生”院里去办，酒菜都请书寓准备，相好的“先生”侍侯来宾，说明彼此情分已深。经过这三道场面，花费近百元后才能“落水”――得以与“先生”肌肤相亲，俗话称“借湿铺”。道行深的“先生”，往往是经过了这三局，依然只给嫖客“灌米汤”，不肯让人得手，为的是吊起他的胃口，让他多破费。沈玉兰便是此中高手，有人花了上千元而借不成湿铺，很为“本家”――开妓院的老鸨所赞赏。谁料竟然载到这个姓袁的手里，不但三局没走完就让他“借湿铺”，而且眼见得有倒贴的可能。
进了九月，上等妓院都开始装菊山――在院子里用洋蓝纸扎一座假山，购来大量菊花装点其上，花丛中再点置烛台。菊香幽幽，繁花似锦，叶碧如染，烛火闪烁，正是挟妓饮酒的最好氛围，也是妓院大发利市的好时候。客人进院，不拘是否相熟，下人们都跪地叩头，自然赏钱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菊山装好的当天晚上，袁公子进了院中。下人们习惯性的要磕头，妓院“本家”金姑娘说：“你们磕哪门子头，磕了也是白磕，没的赏钱给你们。”
袁公子尴尬的站在欢声笑语的一群人中，进退不得。这时沈玉兰走过来挎住袁公子的胳膊说：“你们都给袁公子磕一个，赏钱他早就托给我了，比别人只多不少！”说罢从袖管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管理下人的老何说：“这是袁公子的五十两银票，你拿去分给大家。”
金姑娘说：“我的姑奶奶，你又何必为他人做嫁衣。我知道，这五十两是你的私房，他这个穷鬼，把他卖了也换不来五十两银子。”
沈玉兰说：“妈妈这话不对，只要袁公子该出的银子一分也不少，你就该拿他客客气气。”
“真是邪性！”金姑娘一拍大腿说，“从来没在你房里办一桌花酒，从来没叫你出一个局，你倒是贴心贴肺，只怕人家当了驴肝肺。”
“妈妈不能这么说袁公子。”沈玉兰有些赌气的说，“我愿意，何况也没坏了规矩，今晚我还要让袁公子在我屋里借湿铺。”
金姑娘不敢得罪这棵摇钱树，转而奚落袁公子，希望他知趣一点自己消失。她说：“袁公子，不是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帮趁姑娘家，却要死皮赖脸揩姑娘的油，我要是你，一头撞南墙，也不在这里丢人现眼。”
袁公子挣脱了沈玉兰的胳膊，指着金姑娘用浓重的河南话说：“恁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罢大踏步向外闯，因为他身矮腿短，步子迈得极为夸张，惹得哄堂大笑，唯有沈玉兰带着哭腔呼喊，希望拦住他，但无济于事。
袁公子气咻咻回到栖身的客店，因为已经欠了两天店钱，只怕遇到老板。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一进门正遇到老板从帐房里走出来，满怀希望的问：“袁公子，可借到店钱了？”
袁公子硬着头皮充大方，说：“几个小钱，难道俺会欠你的不成？”
老板立即拉长了脸，说：“小店挣的就是小钱。如果袁公子连这几个小钱也没有，那就卷铺盖走人，小店不侍候了。”
袁公子只好抹下脸皮说：“老板再容俺几日，今天没找到故人，明天必定能想到办法。”
老板极不情愿的说：“在一在二不在三，如果明天袁公子还弄不到钱，就别怪小店不近人情了。”
袁公子进了自己的客舍，冷冷清清，又气又愧，好不烦恼。这时对面房客到了廊上，大声喊：“伙计，有什么好吃的，尽快给我弄几样来。”
伙计顺口报菜名，客人胡乱点了几个。袁公子情不自禁咽下一口唾沫，中午只花了几枚钱买了一只茶叶蛋，灌了一肚子茶水，此时听对面点菜，饿得更厉害了，他也走到廊上说：“伙计，有什么吃的，随便给俺送房间里来。”
伙计说：“老板吩咐，袁公子要菜，没有。”
袁公子说：“菜没有也罢，给我来碗面条也行。”
伙计说：“阿拉上海人不吃面条，只吃白米饭。”
袁公子说：“来碗白米饭也行。”
伙计说：“白米饭也没有。”
袁公子禁不住火起，骂道：“真是势利小人。”
伙计不与他计较，哈一哈腰说：“袁公子，您请便。”
对面客人看不过，走到廊上说：“伙计，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谁都有个手头不便的时候。把我的菜都上两份，拨一份给这位公子。”说罢回了房间。
萍水相逢，一饭相赠，无论如何要过去道声谢。袁公子敲开对面的门，双手抱拳至胸口做揖说：“素不相识，劳您破费，实在不好意思。”
对门的房客也是个年轻人，与袁公子年纪相仿。他抱拳还礼说：“不过一顿饭，不敢劳您感谢。听公子的口音，好像是河南人，敢问贵姓？”
袁公子说：“兄弟姓袁，名世凯，字慰廷，小号容庵。请教兄台台甫？”
对方回答：“敝姓阮，梁山阮小七的阮，名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
袁世凯说：“哦，是李中堂的小老乡。”
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淮军领袖李鸿章家是合肥，因此袁世凯有此说法。
阮忠枢回答：“不瞒慰廷兄，本家父兄皆在淮军寻碗饭吃，受李中堂关照，日子还过得下去。”
袁世凯说：“李中堂不愧为天下督抚之首，眼界非常人可比，他走到哪里，就把洋务办到哪里，天下无出其右者。”
阮忠枢说：“慰廷兄也对洋务感兴趣？那有得好谈了。”
这时伙计把饭送来了，阮忠枢说：“不必送袁公子屋里了，都摆在这里，我要与袁公子边吃边聊。”
两人对洋务其实都没有认真研究，多是道听途说，阮忠枢因为经常出入淮军大营，对淮军装备的洋枪洋炮多有见识，谈起来头头是道。两人谈得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阮忠枢盯着袁世凯看了老大一会儿，说：“兄弟对面相之学略有心得，依我看，袁兄绝非碌碌之辈，为什么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袁世凯说：“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的确是一言难尽，但不妨长话短说。袁世凯两次乡试名落孙山，对科举视为畏途，既然仕途无望，能做生意挣来真金白银也不失为一途。上海华洋杂处，又是长江入海第一繁华港口，听说给洋人当买办的人都成巨富，因此他到上海投友，不料扑了个空，故人已经调到广东。本来带的川资不多，一盘桓，便捉襟见肘了。至于迷恋书寓沈玉兰的事，当然不宜相告。
阮忠枢摇手说：“我不是说袁兄目前的窘境，这算不得什么。袁兄前途极为远大，钻到钱眼里翻跟头可惜了。”
“那有什么办法？”袁世凯说，“兄弟少年无状，玩心不退，荒废了时光。不过，懂事后也曾经发奋用功，不瞒阮兄说，我曾经看书累到吐血，无奈下场莫论文，两次都是孙山外。如今我对入闱是想也不敢想了。大丈夫难道非要在一张考卷上讨出身？我从小喜欢练武，我最心仪的是投笔从戎，率虎狼之师，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只是如今国家承平，已经没了父辈们与长毛、捻匪作战在军功上讨出身的机会。”
“不然。”阮忠枢大摇其头，他认为，将来中国必有战事，军人必有用武之地。他说：“内乱已不足为虑，但外洋入侵却是日甚一日。俄国老毛子占着伊犁，左大帅正在虎口讨食；法国人又在打越南的主意，越南国王是墙头草，早晚要出乱子；就连东洋的倭寇，也不是省油的灯，北面觊觎我属邦朝鲜，南面又虎视台湾。将来大清必与洋人开兵见仗，所以我说军功上讨出身仍然有机会。”
果然见解不一般。听阮忠枢侃侃而谈，袁世凯深为佩服，说：“真是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按阮兄的说法，从军仍然还是有前途的？”
“当然有前途。”阮忠枢说，“袁兄的志向好的很，既然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又有志投笔从戎，怎么又想到商场上混？”
袁世凯说：“家里人不同意，还是逼我下场再试，我是赌气南下的。”
“家里人望子成龙，原也没错。”阮忠枢说，“目前要寻前程，还有条捷径，那就是办洋务。李中堂身边那些洋务红人，不少人并非科甲出身，善长的是办实务，捐个前程，照样被委以重任，飞黄腾达。无论是从军或者是去搞洋务，我建议袁兄先要弄个顶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捐一个。头上有个顶戴，办起事来方便，不然一点点去熬资历太费事。尤其像袁兄这样前程远大的人，更要有垫脚石，才好站得高行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