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
美国人被巴丹半岛投降事件搞得目瞪口呆，也被日本人的太平洋全线进攻打得晕头转向。美国人认识到，必须设法避免连续性的军事灾难出现。“珍珠港事件”唤醒了“沉睡的巨人”，但是，自1941年12月以来的形势表明，美国似乎缺少能阻止日本攻击势头的“巨人”。
1942年1月1日，来自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在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起草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上签名，发起组成了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在“宪章”中，各国的签字者誓言要全面展开针对“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German-Japanese-Italian Axis）的战斗。尽管许下了“全面开战”的誓言，但是对战场局势，这份文件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从世界各处不断传来的负面新闻和沮丧消息，继续稳居美国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
在太平洋上，日本人似乎是不可战胜的。珍珠港遭到攻击之后仅几小时，关岛便陷落了。驻守威克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殊死抵抗，但最终也在12月23日屈服了。48小时之后，英国人将“远东殖民地皇冠上的宝石”香港拱手让出。
本间雅晴将军蹂躏菲律宾的同时，还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以及富庶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随即又将进攻矛头转向驻扎缅甸的英国军队。2月15日，新加坡陷落的时候，被日本人击毙或俘虏的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印度部队官兵已经超过了15万人，距珍珠港遇袭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新加坡失守之后四天，日本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进行空袭，击沉13艘同盟国舰船，港口也被夷为了平地。
2月23日，一艘日本“伊”级远程潜艇驶近美国西海岸，向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沿岸地带发射炮弹，而悬挂在小型气球上的曳光弹，则在俄勒冈州引燃了森林大火。尽管从军事意义上讲，上述攻击可谓“无关紧要”，但是，却足以在华盛顿引起恐慌，让美国的新闻媒体六神无主。2月27日，一场真正的灾难发生在爪哇海。在那片水域，日本人将一支匆忙拼凑起来的美国-英国-荷兰特混舰队给“报销”了，如此一来，同盟国最后的海上力量残余也荡然无存了。从这个时刻开始，美国人在太平洋实际上处于了同日本人单打独斗的状态。
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残存资产”，都悉数被投入了海上的战斗。由于缺少鱼雷和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美国潜艇和航空母舰最初所取得的某些成功只能说是有限的。
在2月1日至3月底这段时间内，绰号“公牛”的美国海军中将威廉·哈尔西、海军少将杰克·弗莱彻和海军少将威尔逊·布朗，分别率领“企业”号、“约克敦”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在西南太平洋的浩瀚水域实施了连续的快速袭击。日本人在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的军事设施、舰船和部队遭到攻击，美国人还对夸贾林、马库斯和威克岛等岛屿进行了成功打击。
尽管快速袭击行动对日本人并未造成太多损害，但是，通过这些作战行动，美国指挥官和飞行员获得了实战技能方面的锻炼。由于投入了新近下水的供油船和补给舰，美国航空母舰具有了中途补给能力，这些战舰一次出航便可在海上滞留数月时间。飞行员的作战经验也趋于成熟，技巧和能力不断提高。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急切心情，期盼着一个捷报的传来。海军上尉爱德华·“布奇”·奥黑尔成为海军的首位王牌飞行员——他以击落敌机五架的记录被新闻媒体捧为版面明星。“海军飞行员”这个称呼由此开始为美国民众所知。
对于美国公众和置身战场者来说，这些袭击行动，在给前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后者大无畏的勇气和胆量，但尽管如此，美国人毕竟还处于守势，偶然的打击行动并不能阻止日本人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4月中旬，日本人实际所控制的区域，已经为其战争提供了战略资源的切实保证。一旦菲律宾陷落，日本人便可以使其整个南翼获得安全保障，同时还能够对澳大利亚实施压制。
到1942年春天，连串的失败导致许多美国人牢骚满腹，频频寻机发泄，用他们的话说：“是到了该反击的时候了。”在华盛顿，国会领袖也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抱怨，说东京广播电台不分昼夜地嘲弄美国人，公开宣称日本本土列岛“是不可征服的和不会遭受攻击的”。
但是，在1942年4月，对日本本土发动攻击看起来似乎真的缺乏可能性。部署在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本土的陆基轰炸机航程太短，无法做到从基地至东京的往返飞行，海军的空中袭击能力也值得怀疑。在珍珠港遭遇灭顶之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要恢复到对夏威夷群岛以西的日本海军发起挑战的实力，怎么也得花上数月时间。
1942年4月间，由于菲律宾的崩溃，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做出“不可能袭击日本本土”的结论。
可是，就在如此沮丧的局势下，一个突袭日本本土的大胆计划，已经被美国海军和陆军共同研究了几个月的时间。吉米·杜利特就是这场突袭的“操盘手”。
大西洋
美国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1942年1月中旬
“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周之后，海军上校弗朗西斯·洛奉命从华盛顿启程，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洛上校是一名潜艇军官，目前供职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的参谋机构，弗朗西斯·洛此行所负使命，是要确定美国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交付部队的进度。在诺福克逗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弗朗西斯·洛从邻近的兰利机场看到一些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正在进行起飞和着陆作业。因为该机场同样也用于海军飞行员的训练，所以飞行跑道上画有航空母舰甲板的轮廓。目睹这一幕的弗朗西斯·洛，想象空间即刻活跃了起来。
洛返回华盛顿后，把自己脑中形成的想法报告了欧内斯特·金。小人物的意见常常会遭遇驳回的命运。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向金提出了问题：“长官，我们……陆军的轰炸机，有可能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升空吗？”
如果一架陆军远程轰炸机，能够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飞上蓝天，那么在作战行动过程中，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护航的战舰编队便可以不必过于驶近攻击目标，又可以克服海军飞机航程较短的弱点。鉴于美国远东陆军航空部队已告覆灭，菲律宾又陷于被围困的局面，让陆军轰炸机登上航空母舰的甲板，或许是未来美国对日本发起反击的唯一途径了。
金把构思和设计这种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洛，并且告诉这位潜艇军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一种打击日本本土列岛的作战方式。弗朗西斯·洛明白，即使全负荷载弹的轰炸机能够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升空，问题也仅是解决了一半，因为没有任何一架大型陆基轰炸机，具备在一艘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着陆的能力，除非他能够找出一个可供美国飞机降落的场所，否则这将是一项“有去无回的自杀使命”。何处是美国飞机安全着陆的地点呢？
洛认为，美国轰炸机可以方便地使用中国大陆的基地，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和一支美国“志愿者”组成的飞行大队[20]正在中国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进行抗击日本人的战斗。洛回去把他的这项建议向金做了汇报。
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带着洛的建议，去找了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贝”·阿诺德陆军上将。阿诺德将军立即把他的朋友詹姆斯·哈罗德·“吉米”·杜利特陆军中校叫来，要他去把这个建议变成现实。杜利特是一名特技飞行爱好者、飞机试飞员和陆军航空兵军官，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航空工程学学位，具备飞行科学的全面知识，他知道：一架飞机能够攀升的高度是多少，它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多快，以及这架飞机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等等。1929年，第一种高辛烷值的航空燃料和具有领先水平的飞行仪器，就是在杜利特的协助下开发完成的。杜利特在他的飞机挡风玻璃上加盖罩布，仅依靠飞机仪表操纵完成飞行，成为飞行和着陆过程都采用“盲目作业”的第一人。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杜利特囊括了所有他能够得到的航空飞行奖项，成为一名魅力非凡、受公众追捧的巨星，声望仅次于查尔斯·林德伯格[21]。
此时此刻，阿诺德赋予他这位“胆大包天”的朋友一项新的使命。将军向杜利特询问：“美国有没有一种起飞距离少于500英尺、而载弹量在2000磅的轰炸机？这种飞机必须具备足够远的航程条件，至少要飞行2000英里，去攻击日本。
这项巨大的挑战激起了杜利特的兴趣，经过数日调查研究之后，杜利特告诉他的“老板”：能够执行如此使命的飞机只有B-25型轰炸机，这是一种新型双发动机配置的陆基轰炸机，由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北美飞机制造厂生产。它具有携带2000磅炸弹飞行2000英里的能力。”阿诺德当即要杜利特负责推算出详细的数据资料。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部
詹姆斯·杜利特陆军中校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42年1月25日
詹姆斯·杜利特之所以选中B-25型轰炸机，原因在于这款飞机恰好能满足多种条件的限制。机身长度大约53英尺（大约是典型半挂牵引车的长度），翼展稍微超过67英尺。B-25型轰炸机的翼尖恰好不会碰到航空母舰的上层建筑——位于飞行甲板的右侧被称作“岛”的舰桥。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B-25型轰炸机能从一艘航空母舰上飞起来吗？
杜利特和海军方面对上述设想进行各种测试，他们将两架拆卸掉所有多余设备的B-25型轰炸机搭载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它们被安置在航空母舰甲板的末端，升空之前沿甲板滑行时的速度为60节——大约每小时65英里。到目前为止，测试进展一切顺利。但是，一架满负荷装载炸弹、再加上航空燃油和机组人员的B-25型轰炸机，是否能够成功起飞？杜利特经过详细的推算，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
对于金和阿诺德来说，这已是足够好的事情了。金决定，“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将承担运载轰炸机的使命，阿诺德告诉杜利特，为完成此次军事行动，B-25型轰炸机他想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是完成这次任务的一个理想的选择。这艘崭新的、全套配置到位的航空母舰，造价高达3100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闻所未闻的高额。“大黄蜂”号试航期间，进行了搭载陆基轰炸机的针对性技术测试。
由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所能搭载轰炸机数量只有16架，飞行甲板的空间长度是809英尺，用于飞机滑行起飞的有效距离仅500英尺。詹姆斯·杜利特开始寻找和筛选符合执行任务条件的机组人员，按配置的规定，这些执行任务者要以五人为一组。这意味着，杜利特需要选拔80名飞行员，除了他自己之外，他还需要找到79个人。杜利特要亲自率队出征，而不仅仅是作为攻击计划的制定者。
1942年2月初，杜利特选中了驻扎在俄勒冈州彭德尔顿机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7轰炸机大队。该大队全体成员奉命飞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在那里，他们可以避开一切可能的敌方间谍或内部奸细的监视跟踪。抵达南卡罗来纳州伊始，杜利特便从中“邀请”志愿者，陪同他一起去执行一项绝密使命，他只是简单用“危险”二字描述了任务的性质。从149名志愿者中，杜利特挑选出了99人。
杜利特将这些人以每五人一组，分编为20个飞行机组，派往位于佛罗里达沿岸海湾的埃格林机场，在3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埃格林机场使用一段500英尺长的，非常近似于航空母舰飞行甲板的跑道，全身心地投入模拟从航空母舰起飞的训练作业。这些获选志愿者还在泛起白色浪花的墨西哥湾上空进行低空轰炸训练。
在这段佛罗里达“最后测试”的日子里，杜利特对每一架B-25型轰炸机进行了花样翻新的“改装”。在炸弹舱和驾驶舱后部通道，加装了可容纳225加仑燃油的油箱。底部炮塔的机关炮也被拆除，换成了60加仑容量的油箱。诸如无线电，蓄电池，甚至机尾炮等，也都统统拿掉了。干扰抑制器被涂上了黑色伪装，嵌入炮塔和雷达天线罩，目的是迷惑任何追踪的日本战斗机，使敌方飞行员误认为那是真正的机关炮，在过于靠近轰炸机时“三思而行”。在训练期间，杜利特将他的志愿者进行了调整和缩编，从中遴选出79人与他共同去执行突袭任务。
在对轰炸机进行“优化改良”的同时，杜利特还派遣两名陆军中尉托马斯·格里芬和戴维·琼斯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陆军航空兵情报机构搜集信息。格里芬和琼斯找到了五座日本城市的地图和照片。杜利特希望炸弹至少要落到五个不同的目标，目的是让日本的宣传机器无法对本国民众掩饰遭遇袭击的事实。
迪克·科尔当年26岁，是被选中参加突袭的志愿者之一，他向我介绍了他们这次任务的机组成员。科尔是杜利特的副驾驶员，领航员为陆军中尉亨利·波特，一个来自南达科他州的22岁小伙子。
陆军中尉罗伯特·“博比”·海特与陆军下士雅各布·“杰克”·德谢泽被分配在一架B-25型轰炸机上，作为副驾驶员的海特21岁，得克萨斯州人，来自当地农场，他原本的愿望是做一名农学教师，但是在学院攻读三年后便投笔从戎，放弃学业应征加入了陆军航空兵。德谢泽是这架轰炸机上的投弹手。
罗伯特·海特，美国陆军中尉
秘密训练基地
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
1942年2月15日
在这个时刻，我们还不知道将要去的地方是日本。吉米只是说这次任务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在猜测，我们可能是被派遣到欧洲去。我们的确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总之，在整个志愿者团队中，谁也没有提到过航空母舰的话题。
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无论吉米·杜利特去哪里，我们都和他一同行动。我们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能够胜任。”
亨利·“汉克”·波特，美国陆军中尉
秘密训练基地
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
1942年2月15日
当我们到达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时候，杜利特将机组成员召集到飞机库里，向我们下达了军事任务简令：“我们需要一批志愿者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使命，这是一次对美国的战争情势具有重大价值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