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种制度的补充、修定和完善，胡途觉得是应该在教师中统一思想的时候了。
胡途经常思考：抗日战争时期，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重庆各种物质条件与延安相比，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全国各地乃至重庆的青年精英却冲破层层封锁往延安进发。
为什么？
那是因为：
1、延安有重庆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精神舒畅。因为延安可以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
2、延安没有重庆有的东西——没有官僚机制，没有等级森严、没有贪污腐败——不是说那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不贪，后来不是还有刘青山张子善呢，更不要说现在。关键是那个时候延安没有那个土壤——就是大环境——用我们的话说叫大势，用中央领导的话说叫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当今这个时代，很多人认为思想工作已经过时了，目前应该是完全用制度和经济杠杆来解决问题，但是，胡途认为：恰恰相反，思想工作和制度化、人性化管理相结合才是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最佳组合。
我们不能忽视制度和经济杠杆的作用，但也不应该小看思想工作的作用。
有时候他们本身就是一件事，相辅相成的。
比如宣布制度，向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制定这个制度？有什么好处？不这样会怎样？
让大家明白了这个制度为什么非要不可，执行起来就顺利，如果没有思想工作，不说清楚，宣布了就了事，你说哪个效果好呢？其实去做这些事，去说明、去讲解，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工作的过程。
这和我们给学生讲课一样，要让学生明白这是对的，更要让学生明白为什么是对的。
所以胡途决定将制度不能完全概括的一些事情划一划红线。
具体说就是讲明：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是红线不能碰，碰了有什么后果。哪些事可以适度放宽。
比如：小宗派就不能有。
小宗派是胡途所痛恨的。它无疑是对大集体最大的伤害。
胡途把自己的思想在教师会上做了说明：学校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团队；在这里，绝对不允许这种小宗派的形成，因为它的形成既影响团队的团结性和整体性，又为滋生不做正事整天说东道西的人提供了温床。当然，由于年龄、性格、习惯、爱好等原因，一些人和一些人走得近一点是非常正当和正常的，这个我们不但不应该打压，反而应该提倡，比如我自己就喜欢和爱好历史的人、关心时事的一起侃，那是不是我们就搞小宗派了呢？再比如几个女同事比较爱美一点，经常一起去买服装；还有几个比较喜欢音乐的老师，星期六晚上去唱唱歌放松放松，你也认为他们是这种小宗派？关键是我们如何界定小宗派和正常小团体区别。
那如何界定呢？
1、这个存在有没有影响别人正当的权益，给别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影响；
2、这个存在有没有影响大团体的团结；
3、这个存在有没有以别人为攻击目标，或者说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打击，孤立，中伤别人；
4、这个存在会不会干扰大团体的正常工作和秩序。
5、这个存在是不是损害大团体的利益而满足小团体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