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国，剧辛和郭隗、乐毅、邹衍等齐心协力，经变法图强，使得燕昭王的国力空前强大。
五国联军破齐前夕，剧辛作为燕国的使节和邹衍一起游走各国，为五国联盟伐齐作出了贡献。
联军大败齐军于济西后，剧辛和乐毅产生了争执。乐毅要进一步攻入齐国腹地，而他主张逼迫齐国割地，获得实际利益即可。
于是，乐毅继续进攻齐国，剧辛返回燕国。
燕昭王死后，剧辛受到燕武成王家族的排挤而没有继续得到重用。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剧辛已经七十多岁。
此时，见燕国朝中的年轻文武被燕王喜问得无言以对，想起当年昭王在位时燕国的辉煌和后来的变故，再想想七十多岁的廉颇大败燕军给燕国带来的耻辱，他实在是难抑心中的愤怒，于是就站了出来。
众人再听剧辛说道：“如今秦国紧逼赵国，廉颇被迫投魏，赵襄王命庞煖为上将军。这庞煖当年与我交往甚厚，是个容易对付的人，此时不攻赵，更待何时。”
燕王喜听了，很是高兴，就问：“将军高义，真是老当益壮啊！不知将军可愿统兵？”
剧辛兴奋道：“赵国有老将廉颇，难道燕国就无老将剧辛了吗？”
公元前243年，燕国以老将剧辛为帅，伺机进袭赵国。
结果剧辛轻敌，率军冒进，被赵军统帅庞煖击败，剧辛战死，燕军损兵二万。
随后，赵襄王派李牧带兵讨伐燕国，攻下燕国的武遂（现在河北省徐水县西北的遂城镇）、方城（现在河北省固安县南）。
公元前240年，韩非从齐国稷下学宫学成归国。
他无比兴奋地带着自己这些年在齐国的所学及早已写好的复兴韩国的策略去见当时的韩桓惠王。
韩桓惠王（？―前239年），韩厘王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272年继位。
韩厘王（？—公元前273年），姬姓，韩氏，名咎，韩襄王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295年继位。
可此时的韩桓惠王只想活一天是一天，此时的韩国更不可能能像韩非说的那样经过努力而能复兴。
这是一滩绝望的死水，韩王对它的国家没有抱半点希望，他只是想怎么样才能尽情的享受这眼看就要逝去的美好时光，力求在余生过好剩下的每一天。
韩桓惠王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韩非的文章，就把他献上的写着举世无双的治世谋略朝韩非的脸上砸去，并大骂道：“疯子，神经病！异想天开的狂夫！”
一次受挫，动摇不了韩非的报国之心，他又三番五次的找关系，想办法向韩王上书，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
韩非认为他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大才不受于无志之主。”但几次的失败，韩非只是心痛，丝毫没有打算放弃。
渐渐地，韩非开始明白，上书韩王是没用的，他要去韩王面前直言。
韩非不经过允许，就强行来见韩王，可还没机会开口，就被士兵抢上来一些棍棒，打得浑身血淋淋的，韩王不想见到这情景，就叫人架走。
韩非不肯罢休，被士兵拉着脚要强行拖走，但他用双手死死抓地，劝道：“大王，只要你听韩非的话，不出十年，韩国就能强大！如果不用韩非的策略，不出十年，韩国就要灭亡了啊！”
韩王哪听得进去，叫士兵赶快拉走。
韩非一直喊着，直到听不见了声音。
韩非被拖走后，韩桓惠王气得大啐道：“无知！狂夫！八年前我就派郑国去秦国实施‘疲秦’之计了，等你想起光大韩国时，韩国早就灭亡了！”
从此后，韩非是真的死心了，他对韩王没有了半点希望。
但韩非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他退而著书，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治世思想全部记下来，也梦想着有一天，韩王会突然醒悟，然后派人来找他，或者有一个人能将他的思想取去以光大韩国。
在短短五年间，韩非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洒洒十万余言。
韩非的治世思想，大体整理如下：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
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商、申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
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
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人多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
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
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
“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
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
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自相矛盾的成语典故正是出于《韩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