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先生有诗言：“绝大经纶绝大才，功过非在戍轮胎。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这诗有点意思，但是说是罪，倒不能全怪在汉武帝的头上。因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主要还是在官学上，是要统一政府的思想，而非统一民众思想。
并且，专（）制的制度，就需要政府统一思想，不允许国家内出现相反的声音，这样才能令行禁止。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六国，就是因为自从商鞅以来，都是重法家，法家怎么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商人也是霍乱之源，满口胡说的江湖骗子、到处挑事的纵横家那更是国家不安定的要因，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坑的不是儒，是那些街头看相的、胡说八道的、议论朝政术士方士），只要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可是这也是秦国灭亡的原因，你不让人说，还不能让人想，全民都变成秦始皇的机器，秦始皇便“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不是扯淡？韩非和李斯说除了君主，其他人都不要有思想了，那我就想问了，那你韩非和李斯，哪里来的这些思想？君主不是就该杀你们这些有思想的吗？
汉武帝就高明多了，秦始皇是不让人想，汉武帝是让所有人都只有一种想法。统一思想，中央集权，几乎就是中国古代帝国制度下国家昌盛的前提、条件、必须。
况且，罢黜百家后，也并非没有奇士，就说汉武帝时期，汲黯、司马迁不是奇士吗？“滑稽”的东方朔在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大门口，逼得汉武帝只能换地方，董偃也只能走后门；就连后来，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光要问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掌印郎官要皇帝的印玺，郎官不给，霍光要强夺，这名郎官竟然按住剑柄正色道：“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霍光被吓得诺诺连声。
可是问题，为什么后世无奇士了呢？其实，建安风骨、诗仙诗圣、韩柳三苏、朱文王成，哪一个不是奇士？真正的万马齐喑，那是明清之后了。为什么？因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仅仅是在政府思想上，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运作，官僚们提倡，学子们学习，儒学渐渐的由官学，变成了全民之学，成了社会风气，当然，后来的儒家学说，已经偏离了孔子的原意。
因为一开始，大家心知肚明的就是，所谓的尊儒，那不过是嘴上说说，方便大家在朝堂上议政时，有个对攻的借口。我们知道争论时，如果两家的定义、理念不同，就没有争论的必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好比汉武帝死后六年的“盐铁辩论”，桑弘羊是法家，还是武帝时期搞经济的，弄得“国富民穷”，然后又让武帝打得“国穷民穷”的“经济学家”，他和六十多个儒生辩论，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对牛弹琴。
所谓的尊儒，其实就是外儒内法，嘴上尊儒，实际上心里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全社会都这样，那就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明清的官僚尤为甚，看看明清的贪官，厉害的，就是学问做的好，肚子里诡计也多，差一点的，就是学问做的不好，肚子里诡计也一样多。
因此，汉武帝不是独尊儒术，而是创造了“汉武帝特色儒家思想”，呵呵！后世的君王、官员们就想明白了，既然儒家思想，能在你汉武帝这里打个折扣，我怎么就不能在我这里打个折扣？所以我们拿明清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思想相比，变味太严重了。因此不得不佩服王阳明，能把儒家弄出新的花样，上升到了全新的一个高度，但是，先秦的诸家思想，可以给先秦的国家带来命运上的改变，王阳明的思想，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靠的还是张居正这个外儒内法的“新法家”。
儒家思想，根本就不是一种政治思想。孔子时期就已经明白了，孔子到处去游说，为什么没人用？因为儒家思想标榜圣人，那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做圣人，帝王是圣人、官员是圣人、民众是圣人，这可能吗？所以桑弘羊根本辩不过那群儒生，因为儒生说，只要我们成为圣人，国家成为圣人的国家，匈奴还会来打我们吗？就是因为道德败坏、好大喜功，才会被匈奴打！我若是桑弘羊，就冲上去给这个儒生一巴掌，“看来我打你，也是因为你道德败坏！”
不让人说话，那是独裁，让人说一种话，那是专（）制。专（）制是可怕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多种思想并存，他就无法强大，因为人人不可能只有一种思想，但是为了自身利益，很多人就会去迎合这种思想，那就会让人失去了气节和风骨；没有思想上的碰撞、文化的多元，国家哪里来的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旷古烁今的“奇士”？
想要国家发达，那就不仅不能让人说话，也不能让人只说一种话。一个国家如果只能有一种主义、一种哲学、一种思想，哪怕这个思想再好再伟大，这个国家的崛起，不过是外强中干罢了，只要有人来捅一捅，就会摧枯拉朽。伟大的国家，是能够容忍许多言论的，哪怕是错误言论、愚蠢言论。看看那些只有一种思想的国家，军国主义、纳粹主义、帝国主义……要么已经灭亡，要么就走在灭亡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