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更好的住处，要老房子做什么？放不下的牵挂也会是一种累。对于家园和故乡我素来没有明晰的概念，倒是时常向往异乡。因为我一直缺失漂泊的沧桑。城里与老屋的距离也就12公里，开发区正在逼近老屋。早年本就望得见县城的灯火。每当晚上，南边的天空都很亮，四季的星星比北边少许多，淡许多。而老屋之东，横山直走，望南而尽就是灯火灿烂的县城。老屋在山西，白天我也不能回首，即使爬到楼顶，有树木掩映，也望不见老屋。丘陵地貌，只一些小小的山包即可遮挡望眼。因为近，反而常年不去，当然也没有顿失家园的惆怅。偶尔回去总忘记带钥匙，绕屋一周，在门槛上坐坐，看看日渐残缺的青黑瓦檐，摸摸斑驳的乌黑的门框。
而木门上尽是岁月的灰尘，早年贴门联的糨糊痕迹还在；铁质的镂钮锈迹斑斑，门板上那些刀子的剁痕反而愈来愈显眼。那是年复一年，年节之时放下门板杀猪，屠户们用力剁出来的。那些陈年油脂粘着灰尘的痕迹显得浓重而苍黑。
我更喜欢到屋后的树林走走。屋后神秘阴暗，宁静荒凉。地上落满赭黄的树叶，瘦弱的竹子东倾西斜，而那棵香樟树高已十丈有余了，出类拔萃。这是瓦屋周围最大的一棵树。早年在家，我最乐意管理这片园子了。
我栽树，开心地等这些树长大。有些树本是按照我的想法生长的，星期日我就在阴翳的树林里念书，默想未来，默想一些虚无缥缈的场景故事。我知道这些树木所记忆的我的气息并不比老屋少，甚至更多。但现在树木明显比过去少，而门前几乎没有了树木。
那些树木，它们去哪里了呢？
前些年，我堂嫂有次打电话给我，说一家木材加工厂来村子里买树，大家都卖了，问我屋前屋后的树卖不？要卖，就给两百块钱，一齐砍了。
我不卖。要两百块钱干什么？那些下乡游走的商人总是狡谑地糊弄乡亲，我随便指示一棵成年香樟或者老柏树就不止两百块钱的。两百块钱于我也完全无用，而那些树木倒能寄托我的情感。好多是我亲自栽下的，跟我一起成年，一起茂盛。我心里明白，老屋总有风雨颓倒的一天，但树木却可在风雨里继续。我当然期望，当我也老了，偶尔回家，很远就能够望见自己屋后的老香樟树。正如过去上学回家，不都是先望见村口那几棵老枫树而后才走近老屋，看见池塘，看见燕子，闻见犬吠，闻见鸡鸣的么？
我可能留不住这些树木了。就像老屋会在风霜雨雪里败散，树木也有年龄极限；正如我脚下的树桩，树木因为有用，总被人砍了去。虽然不是我砍伐了它们，也不是我允许砍伐了它们。我们不住这里就守不住这些树木。一个人一旦离开他生活的地方，即使老屋尚在，树木尚在，这个地方却不再属于他了。
祖居又如何？祖居不是你现在的居所。
父亲经常调侃我，说，你的房子比我的好，但我的地盘比你的大。在县城我能拥有多大地方？那是奢谈。但父亲的地盘现在也管不住。我虽无所谓，父亲却耿耿于怀。
那老屋，四间，四面土墙，屋顶青瓦。土墙上粉刷的白石灰多已脱落，裸露了泥土的苍黄，还有倾斜重叠的雨痕。风雨四十余年的老屋已经很脆弱了。这些我都可以接受，但于树木就不能不伤感。我希望它们安静地生长，一直生长。但不能，有用的被人砍伐了去，使我的记忆也随之丧失。或许这里会长出新的树木，但那已不是我的树木了。正如这里曾经可能住着别人，后来我们盖了青瓦的房子，栽了葱茏的树木。但以后呢？我可能不会回来居住了，我的孩子可能也不会。
以后可以看得见。我时常逡巡不忍离去，笑笑。
“父亲的地盘正在缩小。”
且边界愈来愈不清晰，树木故意被砍。如果老屋倒塌，一堆青黑的瓦砾就将掩埋曾经的一切。这里将由别人行走，居住，栽树，拴牛，放养鸡鸭，后来的燕子也不会是我当年的燕子。现在就不是了。或许将来有哪个孩子，是我的族孙，族曾孙，会捡起一块瓦砾思索半天。但他们一定不会记得一个名叫吴忌的人在此有过童年。可能更不会记得我一生豪侠但究竟默默无闻的父亲。
而现在，老屋之后还有一棵高大的香樟树，大约有一抱的胸围。当我流连老屋，抚慰它溜圆的孤独，我希望它永远于斯挺拔，于斯摇曳。至少能坚守得稍稍长久一些，因为那是我读初中时亲手栽下的，那上面已经积存了三十余年的苍翠。
那同样是我的翠绿。
月夜无眠
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可时间已经不记得了。父亲对我娘说：“他们总有一天会来的，他们肯定要来抄家，已经抄了不少人家了。”
我娘叹着气，暗暗啜泣，“这是什么世道？”
我默默地坐在一旁，他们是谁？来抄什么呢？我有一副玩具铁环，还有一辆木制手推独轮车，这是我大哥做给我的。他们不会要孩子的东西吧？
但我记得月光。
月光如水，宁静得没有波纹。月光还散发着白天的炎热，炕得萤火虫暗淡了又尖又亮的小屁股。村子在月光下，安静得像梦一样。偶尔有狗叫，也是亲切的。那是我们村子里的狗。狗在如水的月光下也安静，像一群熟睡的孩子。它们都在家门前的稻场上趴着乘凉。晚饭后的大人坐在竹凉床上东扯西扯。孩子偶尔会哭，紧接着会有拍蒲扇的声音。我没有听到陌生人走动。只有远处稻田里的水鸟“姑恶姑恶”地唤个不停。
我记得这样的夜。
我是赤着背膀坐在竹凉床上数萤火的孩子。“萤火虫，屁股亮，看个女儿嫁洲上。”洲上很遥远，在江边。我们这儿尽是馒头一样的丘陵。小山隔着了南方的天空，望不到洲上。而洲上的棉花白得像雪。
我母亲没有生个女儿，我是个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的小男孩。别人的姐姐正在唱儿歌。男孩子也唱“张打铁，李打铁，打一把剪刀送姐姐……”她们会编一个蒲团给小弟弟坐，还会扑打这些萤火。我默默地坐在月光下想我的心事，要是村子里的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为什么不搬家去洲上呢？我们躲进雪白的棉花地，藏得谁也找不到。
稻田里的水鸟“姑恶姑恶”地诉说。
我想，这是些可怜的水鸟。母亲说，这是一个人家的媳妇，姑嫂关系不好。她死了，就化成了水鸟，整日整夜“姑恶姑恶”地叫。做人要做个好人呐。
水鸟唤得真是伤心，“姑恶姑恶”，让人想哭。我是一个倾听者，倾听流萤与月光，倾听水鸟伤心的倾诉。还倾听一些陌生人的脚步声。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来抄我的家呢？我的独轮车就靠在门后边。
在这样的夜晚，我父亲的声音也很明亮，他在村子里是一个故事的复述者。这几天他总是坐得很晚，故事说得特别多。故事又古又老，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听着，发出惊奇的叹息和欢乐的笑声。我知道孙猴子很会翻筋斗，武松很会喝酒，还能打老虎，薛云贵有九牛二虎之力，姜子牙钓鱼不用鱼钓……
月光如水，拍蒲扇的声音时起时落，偶尔的云朵掩着月光，那些拖着舌头的狗突然叫两声，又突然停住。
是抄家的人来了吗？村子宁静得像月光一样，只有那只水鸟，还在“姑恶姑恶，姑恶姑恶”地叫着。
水鸟在骂人。
月光愈来愈白。竹凉床上的凉意浸人了我的眼睛。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我听到了纷至沓来的脚步声，狗叫着，木门“吱呀”地开了。
醒来的时候，我睡在家里的床上，夏布蚊帐隔着床头如豆的煤油灯。
我被父亲叫起来，“来客了，起来。”
父亲并没有将我放下，没让我穿上布鞋。父亲将我抱到堂屋，堂屋里也点着如豆的煤油灯。一屋子人，有的坐，有的站。门外还有不少人，门外的月光斜照着那些高高低低的人头，那些恍恍惚惚的人脸。
我明白，抄家的人终于来了。
我坐在父亲怀里，还是一个人让出的板凳头。我认识这个人，是我的堂兄，刚才还在一起乘凉听故事。还有几个人我也认识，都是村子里的。
没什么人说话。母亲在灶房烧火，锅里冒着咕嘟咕嘟的水汽。是烧茶还是做饭？这么晚来的是什么客？抄家让我有些害怕，但村子里人不少，我不怕他们。
“你们是来抄家吗？”我半睡半醒，我问一个年纪大的堂兄。我吃过他逮的黄花蛇。
父亲叫我别吵，“来的都是客。”我想是如水的月光照着路，他们才来的吧？他们听见“姑恶姑恶”的水鸟叫了吗？
一些人去了我母亲睡觉的卧房，我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有人用锄头挖地，咚！咚！咚！房子都震动了，桌上的茶碗叮叮地响。有两种声音让我害怕，一种是米瓮破裂的声音，另一种是蚊帐被久久地撕……我恐惧极了。
另一些人搭梯子上了阁楼，翻着楼上的干柴。柴屑像树叶一样落下来。站在楼下的人纷纷躲避。更多的人退到门外的月亮地里。父亲说了一句话，“小心火烛。”
两只红漆木箱被抬到了堂屋里，几件旧衣抖在地上。我临帖的一方巨大的砚台被放在八仙桌上，还有一本线装王羲之的字帖。一册《毛主席诗词》也横在灯下。但没有人看，我知道村子里的那几个人都不认得字。
我母亲被叫到堂屋里，有人用一根木棍戳灶膛里的灰。一块砖头被撬了出来。烧茶水的余火映照着那人的脸，一些柴灰扑在他的脸上，红一块，黑一块，像马戏团里的小丑。
猪在隔壁哼哼，听得出气势汹汹，那头大猪还在嗒嘴。我想肯定就是平时我打它，它怒目而视的样子。谁去惹一头猪呢？也要抄猪的家吗？猪凶起来会咬人的。我听见一声尖利的嚎叫，是猪。然后传来哐当的关木门的声音。
有人在门外骂我家的猪。
门外的月光忽然暗了下来，闪过一片微暗的云朵。但月光还在门外，比屋里的灯光还要亮。我望见那棵泡桐的树冠上有风，摇着微暗的夜色。
我很想出去。屋里吵人。我宁愿去听水鸟的“姑恶姑恶”的叫声。
那个化成水鸟的媳妇让我伤心。
铁器互相撞击着，农具，铁叉，菜刀都丢在一起，在堂屋的地上，横七竖八。我滚铁环的铁圈，独轮小木车也在那里躺着。我要蹿下去了，这是我的东西。但父亲用力搂着我，怕我丢了似的。
如豆的灯光让我睁不开眼，我几乎要睡过去了。我能感觉月光轻柔的照抚，我可能真睡过去了。煤油灯还是像黄豆一样，跳来跳去。有人提着很亮的马灯，还有打手电筒的人。他们在房子里四处寻找，挖地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咚，咚，咚！
“他们挖地干什么？”
“他们要挖地。你爷爷可能埋着金子银子或者炸弹手枪。”父亲嘴角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笑。
那个坐在桌边的人，是一个不戴袖章的人，但戴着帽子。我怀疑他是癞瘌头。他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字，一点也不好看，歪歪斜斜的，总共写了五行。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有些发白。他在抽纸烟。
当他把头伸到煤油灯上点火的时候，他的头就印在山墙上，忽然大了起来。开始凑过去的时候，像我坐的蒲团，像挑谷的箩筐，像簸箕，像大晒筐，后来整个山墙上就只有他一个头了。我笑起来。他每抽一次烟，我就笑一次。
没有人大声说话，我笑的时候，许多人都看着我发愣。我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家里从未来过这么多人。我母亲一锅一锅地烧茶。我笑的时候，有个人忽然吼起来，像那只“姑恶姑恶”的水鸟。他不许我笑。我看这个人的时候，就笑得更厉害了……
他只有半边脸，声音尖得像一只猫。
我认识他，是前屋的，汽油烧了他另一边脸，他偷过公社的汽油，孩子们都知道。我平时跟其他孩子一起在背后起哄，把他叫狗面狐狸。他的脸很像一只狗的下巴。
另一个人跑前跑后，扯着一副公鸭嗓子，叫人挖地，上楼，掀瓦，移米瓮，掀床上的被子，摸门楣下的洞，移动碗柜，移尿桶，报农具和铁器的名字、数量，父亲的五块钱，三尺布票，八两粮票，我奶奶的纺线车，榆木拐杖，我哥的泥刀，尺子，一只香炉，我的砚台，毛笔，书……
这个人也是前村的，我也认识，他女儿常跟我们一起玩，一个好玩的胖丫头，还有鼻涕，但一吸，就回去了。
父亲抱着我整整一夜了。我的屁股上粘着父亲的汗。他时常换姿势，肯定坐难了。我想下地，去门外的稻场。那里多凉快啊，月光如水，萤火在远处闪烁，水鸟唱着“姑恶姑恶”的歌。
父亲止住我。他不怎么说话，只连连请人喝茶。有人一趟一趟地出去，我听见他们在稻场边撒尿的浙沥声。还有人把哈欠打得“喔嗬嗬”
地响。
我哥哥在给人倒水，他一夜都抱个热水瓶。他给人倒水的时候，就盯着这些人手臂上的红袖章。我听见他一个个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的手有些发抖，但鼓着的腮帮子，就像一只田头的大青蛙。不，像菜园里的癞蛤蟆，鼓着一腮帮子气。
我奶奶住在灶台后的木床上。她八十多岁了，耳朵很有些聋。她一夜都在骂人，但也没人去理会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去翻了她的床，她床头有一罐冰糖，奶奶自己吃的时候，每天都会给我一小块。
我看见那个抽纸烟的人打了三个哈欠，他的头又在墙上放皮影戏。他对父亲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知道，你从来就不是个好人……”
父亲点着头，一脸的微笑。他愈来愈紧地搂着我，仿佛只有我是一个宝贝，还忽左忽右地晃，好让我舒服。
“我没出过村子，天天跟大家在一起。你们要我的农具吗？”
这些人终于要走了。没有人说话，门外的狗也不叫了，只有远处的水鸟还在“姑恶姑恶”地倾诉。抽纸烟的人一样样点着该带走的东西。他说，“我们要深人彻底地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又说：“农具留下吧。”
我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这些人蜂拥而出，退到了月亮地里。
我看见一个人带走了铁叉、砍刀；他低着头，很迅速地出了门。一个人带走了那只银灰的香炉，还用上衣摆遮着。两个人抬走了一只木箱，他们背对着我的母亲。
抽纸烟的人特别叮嘱，“把那只歙砚还有毛笔带走，读了几天破书，有什么了不起！社员同志们，他可能写反标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看见半边脸的狗面狐狸，拿走了我的字帖和书。他一脸的阴气，像故事里的鬼怪。一个堂兄拿走了我滚铁环的铁圈和小木车，他先把东西移到门外，又空手回来了一次，他扫了我一眼，又空着手出去，但很快一闪，就进了月亮地。他儿子白天还借着玩。
人走光了的时候，我父亲说：“都去睡吧，门还开着，门有什么用呢？”
门外的月光如水，像潮湿的笑容。
父亲送这些人走的时候，脸上也是这样潮湿的笑容。母亲还在灶房里哭泣。她的眼睛有些肿，像两只紫色的小茄子。我奶奶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在骂人。我听出来了，是骂我父亲，跟今晚的抄家不是一码事。
但我一直挂念她的冰糖。
“睡什么呢？床都拆了！地上翻得可以种菜了！”我哥在收拾倒在地上的东西。
“哎，抄什么家呢？我早就已经家徒四壁了！”这是父亲的叹息。
父亲把我抱到竹凉床上，在我的肚子上搭了一件破衬衫。
母亲在找她的菜刀，有人把她的菜刀也抄走了，“我还能杀人？”
“真能杀人，就没有人敢抄你的家了！”这依旧是父亲的安慰声。
我在朦朦胧胧中感觉到一丝战栗，一只蚊子叮在我的后背上，有些痒，但我挠不上。
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很急的狗吠声。
“又回来了吗？”我问我哥。
“不会，菜刀都没有了！”
我问我父亲：“这就是抄家吗？都是些同村的人啊。”
父亲没有回答我，他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背后，轻轻地拍。那节奏，跟一只水鸟的叫唤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