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勇
诏令，亦即所谓“王言”，其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云：“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文心雕龙》卷四《诏策》云：“皇帝御，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勑。勑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勑者正也。”至宋，诏令的名目愈加繁杂，有制、诰、诏、令、赦文、德音、册文、御札、御批、御笔、批答、口宣、戒敕、国书等等。尽管各类诏令的名目不一，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皇朝以皇帝名义所发布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文书文告，历代政典朝纲、时政得失、国政民情，悉载其间，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及内容的多样性之特征，因此，诏令文献被视为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源文件文献资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人们对诏令文献价值的认识，最初多仅限于文学方面，如《隋书？经籍志》所载诏令文献总集如《魏朝杂诏》《录晋诏》等二十余部皆隶集部；《旧唐书经籍志》亦将《古今诏集》《圣朝诏集》等归入集部。考中国古代书目，至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以前，唯有《新唐书？艺文志》及《振绮堂书目》将诏令类文集归入史部，说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主要看重诏令的文学史料价值。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诏令在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及档案文献等诸多领域作为第一手史料而所具有的学术研究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于理为亵。”《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序。遂将诏令与奏议文献归入史部，确实颇具卓识。
考《隋书·经籍志》以来书目之著录，盖诏令文献，代有编纂，然今存编纂时代最早、卷帙最巨之诏令总集，当为北宋学者所编，较有名的如宋敏求所编之《唐大诏令集》130卷，林虙编、楼昉续编之《两汉诏令》23卷，无名氏所编之《宋大诏令集》240卷，等等。这些诏令总集的编撰对于保存许多珍贵的史料，以及为学者们在诸多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化皆起了重要作用。而纵观汉、唐、宋所存之诏令文献，无论从诏文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名目之繁，以及诏文本身所藴含的文学素养之高而论，当以宋人为最。这固然与宋以来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盛行有关，但更有赖于宋代具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的深厚的文化根基和背景。兹从宋代诏令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及文献价值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宋代诏文既有四六文，又有散体，但以四六文居多。一般认为，诏文由于公文档案的属性决定了此类文体结构千篇一律，文字大同小异。但是，宋人所撰的诏文，如杨亿、欧阳修、苏轼、汪藻等所撰诏文，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处于国破家亡的南北宋之际所产生的一些诏文，在宋文研究及宋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被誉为“鸿文硕学，暴耀一世”《鸿庆居士集》卷三六《宋故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汪公墓志铭》。的汪藻，在宋南渡初掌内外制时，以四六体撰成之制诰代言之文，极为振奋人心。如所撰《隆裕太后告天下诏》，时人评论道：“宋靖康之乱，元佑皇后手诏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独在。’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鹤林玉露》卷三。洪迈《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曾概论云：“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闲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味不厌，乃为得体。……邓润甫行贵妃制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并蔡京为三相也。执政以边功转官词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翟公巽行外国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齐愈坐于金虏立诸臣状中辄书张邦昌字，送御史台，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责张邦昌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杨政除太尉，汤岐公草制曰：‘逺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谓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可见，宋代诏文与其他文体一样，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的史料来源，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宋代诏令的文学价值，曾枣荘先生有较详尽深入的分析，参所著《宋文通论》第十章《宋代诏令》。
宋代诏令的史料价值则体现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涉及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历史文化所依靠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并多可据以补宋人所撰史籍之阙略。兹以《宋大诏令集》所载诏文举例述之。
众所周知，庆历新政是北宋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宋大诏令集》收录了体现庆历新政最重要内容的两个诏文，即《任子诏》和《定职田诏》。如果将之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相比较，就可发现，《任子诏》经《长编》改写后，远不如《宋大诏令集》所收原文详尽，《定职田诏》的内容，《长编》更是撮述其文，并省去了部分内容。因此，要全面地研究和考察庆历新政，《宋大诏令集》所收诏令原文显然更值得我们重视。
由于《长编》在流传过程中，徽、钦两朝已佚，虽然《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宋会要》《宋史》等史籍可弥补其中很大一部分史实，但阙漏尚多。《宋大诏令集》收录了徽宗朝诏文约780余篇，其中许多诏令皆可补上述诸书之不足。如卷一五七《政事？学校》收文19篇，涉及徽宗朝的史事占了16篇，而这16篇诏文除《兴学校诏》可作为《宋会要》的补充外，余皆不见于今本《宋会要》。考《宋会要》崇儒二之九载：大观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蔡京等言：‘乞州县学并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小学教谕仍量给俸料。’从之。”而《宋大诏令集》所收《兴学校诏》，即是《会要》“从之”的内容，其诏文云：“学校崇则德义着，德义着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除京师置外学，待其岁考，升之太学，已尝面谕外，余并依所陈（蔡京起请）。仍讲议司立法，颁付学校。”又如，对道教的尊崇是徽宗朝政治的特点及重要内容，《宋大诏令集》所收9篇诏文是有关徽宗朝崇道方面最完整亦最原始的史料，它们多不见于今本《会要》及其他史籍，而《长编纪事本末》等史籍所载较略，其史料价值无法与之相比。
至于诏令对许多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补正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如《宋史》卷八《真宗纪》载：天禧二年“八月庚寅（一日），群臣请立皇太子，从之。”案：《长编》卷九二载此事云：天禧二年八月“丁酉（八日），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许之。”二书所载有异，何者为是？考《宋大诏令集》卷二五收有《天禧二年宰臣向敏中等请建储第一表批答》《第二表批答》《第三表批答》，正是《宋史》及《长编》所载之事，据此史料可证《宋史》不仅系此事于庚寅日误，且漏书了“表三上”这一史实，《宋大诏令集》所载诏文，即是铁证。
不可否认，诏令尽管属于档案文献，但所言内容亦时有不够客观之处，有的诏文如臣僚的除拜、奬谕等制诰，往往多溢美之辞，有的诏文甚至对史实进行有意无意的掩盖。但即使如此，诏令本身亦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如臣僚的除拜，除去制词中的溢美之辞外，臣僚所任某职却是客观事实。某些被歪曲或掩盖的事实，我们亦可通过诏令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及深入的考证，还原其事件真相。如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试破宋太宗继位大赦诏书之谜》一文中，通过对比分析了《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治迹统类》等史籍所载太宗《即位大赦诏》后，令人信服地推论出“烛影斧声”这一重大的历史悬案实际是宋太宗蓄谋已久的乘机发作的“篡弑”事件。这是体现诏令文献对于史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性以及通过诏令文献提供的信息进行深入考证后还原历史真相的一个突出案例。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至于诏令的文献价值，更是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对现存宋人文集的补遗，对史籍等文献的订正，等等。例如，《长编》卷六八载：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辛丑，令东京诸州军刑狱务从宽恕，无得非法决罚”。按此为真宗封禅泰山事，泰山所在为京东路，考《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七《封禅戒约京东州军刑狱务从宽恤诏》即此事，据此诏可知“东京”当作“京东”。又如，《长编》卷九八载：干兴元年六月“乙巳，诏在京诸司免常朝者，自今并自赴本司”。按“自赴”中之“自”字误，考《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二《诫约在京诸司免常朝者早赴本司诏》，“自”作“早”，又考诏文有“所宜尽瘁，毋旷攸司。而罔念夙宵，多或违慢”语，作“早”与此意正合。此类据诏文校勘文献的例子甚多，此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