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县长的任用分：部派、省委、荐用三种。部派占50％（含专员、区长），系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合格人员，由内政部直接任命为实授县长，任期满后可转调、他调、调省任同级职务，除非犯纪受惩戒（停止使用一年或三年，撤职、撤查、永不叙用等）不致失职，是铁饭碗。省派占35％（含专员、区长），系大学毕业生、省训团、中训团、县政人员训练所受训学员。由省派报内政部备案，为署理人员，任期满后可借调或另委。各省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荐用占15％，此种人员为代理县长，为协调各省地方情况的权宜办法，随时可以免职、停职、撤职。但行文和布告时免去代理二字，是官样文章和官场习惯，为维护威信而已。这类县长走马上任时，带上司法、军法承审人员、秘书、内外收发、会计、出纳、事务、监印、机要等人员，这些人随其沉浮，局内人称“过渡县长”，所以他们上任后常于半年办一次假交代，作预备移交，免得临时措手不及。
为防止过境军队或驻军滋事，县长均领上校军衔兼军事委员长行营军法官，执行军事法庭审判，以维持境内治安秩序。
另一种是特殊派任，不通过省或民政厅，甚至内政部，直接由军中两个特务系统授意派任。如：张学良将军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时，以军统特务王崇武为修文县县长；监视张将军的邱秀虎为修文县保警大队副大队长；1942年，张将军转押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时，以军统特务李毓贤为开阳县县长，王尧为刘育乡乡长，严密监视张将军。这些措施省主席吴鼎昌是不能过问的。又如：1947年，军统掌握了中共川东地委派地下工作人员到黔北发动农民暴动的情报，军统以三号头目徐钟奇任务川县县长，把中训团党政班毕业省派的县长邹祖勋免职，省主席杨森虽能指挥军统，也不能过问。
查国民党的考试制度和任官制度，大体上说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细，不可谓不公，但是条文归条文，执行归执行。整个国民党当局已经腐朽，整个政府机器已经败坏，受贿贪污者、尸位素餐者比比皆是，所有条规只不过一纸空文罢了。
中山陵因何选定于南京
孙中山因肝病动过手术后，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居家休养。1925年年初，病势沉重，3月上旬，时常昏迷，已处于弥留阶段。
一天，孙中山似乎昏睡过去时，守护他的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何香凝、张静江悄声地讨论起后事来。谈到葬地问题，汪精卫说道：“世间都说总理是崇祯皇帝转世，所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据此，我认为总理倘有不测，葬在北京景山最宜。”众人均不置可否，宋庆龄早已悲痛欲绝，更无话说。
没想到汪精卫的话被醒过来的孙中山听到了，在床上连声说明：“不，我要葬在紫金山！”众人尽皆吃惊，为了安慰病人，齐声应允。但无人知道紫金山在何处。
1925年3月12日9时半，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治丧委员会讨论葬地选点时，汪精卫把孙中山那番话予以转达，众人也不知紫金山在哪里，有的猜测在广东，因为中山先生是广东人，有的说在广西。国民党元老陈去病曾在南京当过教授，又当过江苏省博物馆馆长，对南京熟悉，力排众议道：“总理所说的紫金山，就是南京的钟山。”
查孙中山先生行踪，一生只到过南京一次，时间也不长，何以对紫金山印象如此深刻？正当众人猜疑不透时。只听得陈去病慢慢道出来一桩典故：1912年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有一次和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等数人到郊外打猎，经过半山寺（即今天中山陵所在地），下马休息。孙中山放目四望，指着这远处的方山和脚下的秦淮河对大家说：“这里地势比明孝陵（明孝陵就在旁边）还要好，山水相衬，气势恢弘，不知明孝陵为何不选在这里！”又说，“我将来死后能葬于此，那就太好了。”胡汉民忙打断总理话头说：“先生怎么说到这上面来！”其他人也觉中山先生之言不祥，以别的话题岔开。
陈去病说罢，众人立刻省悟，汪精卫忙吩咐陈去病写篇考证性文章。陈去病驾轻就熟，写了篇《紫金山考》在当时各大报刊发。
4月，国民党中执委指派张静江、林森、汪精卫、于右任、陈去病12人成立葬事筹备处负责筹备葬事有关事宜，杨杏佛为主任干事，孙科为家属代表，正式办理总理遗体安葬事务。
宋庆龄、孙科和陈去病诸人一起到南京，上紫金山，在中山先生当年休息处实地察看，果然是依山傍水，草木葱茏，气势不凡。
中山陵地点就这样最后确定下来。
中山陵由画家王一亭、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雕塑家李金发总体设计，法国建筑师朴斯等为建筑顾问，历时三年，于1929年6月1日竣工。
《总理遗嘱》立写经过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病重，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除汪精卫一人在京外，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邵元冲等均在外地。
入院当天，孙中山自知病势不轻，一段时期内不能亲理政务，特加委于右任、吴稚晖、李大钊、李石曾、陈友仁为政务委员。
不久孙中山做了手术，发现已是不治之症。当天晚上，在京政治委员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应趁总理临终之前请他立下遗嘱，以作今后党内宝典，但又考虑到病情尚有一线希望，如果提出此要求，恐增加他心理负担，于病情不利，因此决定：非到最后时刻不提此要求。
2月24日，中山先生病势危急，立召医生诊视。医生诊视后对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如果要向总理谈什么，就在这一两天内，否则恐怕没有机会了。
情势已是万不得已，汪精卫、孙科、孔祥熙、宋子文一同进入病房。孙中山见他们进来，叫他们移坐靠近病榻，并问有什么事。汪精卫委婉说道：“先生动手术后，同志们都很关心，并责成我们，要我们请先生留些教导给全党同志。先生的病好了自是万幸，假如不测，同志们也可长聆教诲，终身受用。”
孙中山沉思片刻道：“要说的话我已经说过了，我死后你们去做便是，现在没有必要再说。”汪精卫仍坚请。孙中山先生道：“现在你们受敌人包围，我死了，敌人必定会来软化你们，你们不被软化，敌人就会加害，你们会面临很大的危险。我现在留话给你们，会给你们形成许多的限制，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好，这样你们应付环境可以灵活一点。”
汪精卫再次坚请，态度极其诚恳：“我们跟着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呢？总希望先生告诉我们几句，方知怎样奋斗。”孙中山闻此言，点了点头。众人说道：“先生要说什么请随便些，不要太费心了。”中山先生说：“我已著有许多书了……”汪精卫赶紧答道：“是的，先生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都是要铭记的，但还想先生有些总括的话。”
孙中山见众人如此恳求，乃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呢？”
汪精卫道：“我们已准备好几句话，现在念给先生听，先生如果赞成，便请先生签字，当做先生的交代；先生如果不赞成，便请另外说几句，我们记录下来。”中山先生说：“好呀，你念给我听吧。”
汪精卫随即取出在京的政治委员开会讨论拟好的一份文稿——也就是后来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之经验，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孙中山听了后，没有说什么，签署了他的名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开始，孙中山遗体由协和医院外科手术室护士长郭吕周随同美籍外科主任做了防腐处理。十分成功。其后遗体入柩南运，直至奉安典礼完成，三年多的时间都由郭吕周负责护理遗体，所以郭吕周回到北京时，孙科亲自频频致谢。
奉安大典是在1929年6月1日中山陵竣工后举行的。当时颁发由纽约像章艺术公司承铸的有总理头像的“奉安纪念铜币”，参加奉安人员每人一枚。先父宗尧亦参加奉安大典，得一枚，珍藏至1942年，毁于日军轰炸重庆时，至今忆及犹觉痛心。
蒋介石整顿军阶
旧中国的军阶在袁世凯北洋时期，以及段祺瑞执政府期间搞得五花八门，称谓百出，恣意滥封爵位、勋位。如封龙济光为武毅亲王，又在侯、伯、子爵之外大封将军。如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王陵基为尚威将军，张作霖为镇威上将军，甚至各省割据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勋等自封大帅，各省军阀如山西阎锡山、云南龙云、东北张作霖、山东张宗昌和韩复榘、湖北王占元、江苏孙传芳等还滥封了许多师级军官，真是多如牛毛。
直到1934年，国民党政府建立军事委员会时，才根本消除了各省自封的土军阶，由军委会铨叙厅制定军阶，整顿军队人事，制定授衔条例，才清除掉军阶的混乱现象。同时把军队中的军官、军佐（军需、军法、军医、政工、党务、电信）分别清楚。
1935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各军兵种为三三制，即尉、校、将三级各分少、中、上三阶（后将尉级定为四阶，增一准尉成为四三三制）。同时将军需、军医、政工、党务、电信等军佐，分别为军简、军荐、军委三级，各级又分一至三阶。同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军衔无元帅，大将、高级将领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级别。同时公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据此任命蒋介石为特级上将。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白崇禧、唐生智、陈济棠、李济深、程潜、杨爱源、李烈钧、石毅亭、陈仪、张钫、陈诚为一级陆军上将。陈调元、何成浚、朱绍良、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刘峙、万福麟、何建、刘镇华、顾祝同、商震、傅作义、徐永昌、于学忠、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张治中、张之江、钱大钧、万耀煌、卫立煌、马鸿逵、薛岳、刘建绪、王陵基、熊式辉、张发奎、孙震、杨森、吕超、张自忠、孙连仲、邓锡侯为二级陆军上将。潘文华、王缵绪、余汉谋、黄琪翔、罗喜英、蔡廷锴、庞炳勋、李品仙、李仙舟、朱绶光、廖磊、夏威、王树常、刘文辉、王耀武、卢汉、孙蔚如、胡宗南为中将加上将衔。陈绍宽为海军一级上将。其他兵种无上将。中将以下不列入。
另一种是追赠为上将，如王铭章。
武汉大空战及中国空军远征东京
1937年4月29日上午9时，突然间警报长鸣，武汉市民和机关人员全部进入防空洞或掩体中，高射炮兵进入阵地严阵以待。
紧急警报刚停，日军36架大编队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在武昌投下燃烧弹，在汉口投下大量爆炸弹，又低飞扫射江面船只。
长期以来，日机轰炸武汉三镇都是如此猖獗，如入无人之境。万未料到今天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中国空军高志航大队27架战斗机升空迎击，接着是苏联志愿航空队9架驱逐机也相继升空，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
日机措手不及，指挥机首先被击中，冒着浓烟一头栽到徐家棚荒野中，一声巨响，飞机碎裂，飞行员也烧成一堆焦炭。主机失利，僚机顿时混乱，几次试图冲击包围圈，均被我方截回。紧接着又有三架敌机被击落，防空洞内人群不顾危险拥出，抬头观看，竟激动得鼓掌欢呼，随后高射炮也击落敌机一架，苏联志愿空军又击落敌机两架。一场激战结束，我机无损伤，战果辉煌，共击落敌机7架，给日寇以重创。
5月1日晨，武汉各报发出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号外：4月30日零时，高志航大队乘胜远征日本东京。我军27架飞机飞临东京上空，东京全市灯火通明，尚不知我空军来袭，待到从1万米高空下降至1500米时，才被发觉，我军未投炸弹，仅投下5吨重的告日本人民书和抗日宣传品。敌空军由羽田机场起飞追击时，我机已从容返航。
翌日晨5时，我空军英雄安全降落机场，等候在机场的空军司令王叔铭、周至柔，政治部部长陈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前迎接，与飞行员一一握手献花。当天政治部在昆明大楼设胜利宴会，陈诚亲率全体人员主持招待，蒋介石亲临颁发奖状、奖金。
“珍珠港事件”与“中美合作所”
1941年，中、日一次大空战，我方击落日机9架，在敌机残骸中搜获到日军无线电密码和一些机密文件，立即送交军统局。
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对文件进行分析研究，并利用密码对日军无线电通信昼夜监听，综合种种情报，认为日军有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意图，于是立即呈报蒋介石。
蒋介石密令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郑德权将情报通知美国国防部。但美国国防部不相信中方情报，认为日本不敢走此险棋，激怒美国。12月8日，日本空军飞机200余架对夏威夷的美军机场和珍珠港海军基地突然袭击，美军损失惨重，尤其是珍珠港基地几乎被彻底摧毁。
美国政府震惊之余，才相信中国情报的准确和可靠，正式与军统交换情报。
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美国战略局局长杜诺万同萧勃来重庆谈判，拟在交换情报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这次未达成协议。
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鲁斯再来重庆，蒋介石派出戴笠、宋子文、胡世泽与之会谈，正式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合约。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下设警务、心战、照相、情报、通信气象、运输等11个组。虽然中方有戴笠任主任，并有500余人参加，但11个组分别由美国战略局和美国海军分管，实权控制在美方手里。
从这段史实来看，可以说是珍珠港事件导致了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国际怪现象：中日战而不宣
自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中日双方就拉开架势一直打了八年的仗，直到1945年8月15日方告结束。
本来，两国交兵，应该是檄告天下，数敌方之恶迹，列陈兵之理由，堂堂正正地向对方宣战。
然而中日双方均战而不宣，造成国际上一个奇怪现象。自然是事出有因。
在中方，7月7日以后不到十天即7月16日，政府就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日宣战问题，考虑到宣战以后，日方必定以敌对国地位通知它的邦交国家停止向中国供应军需品，即使有国家要供应，势必由海上运来，而当时的制海权完全控制在日方手里，中国无法得到国外补充。就连对旅日华侨的接运和保护，中国也感到万般困难。一个国家实力不强，经济落后，军备落后，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到如此窘迫的地步。根据这些原因，会议决定：不宣战，不断绝外交关系。
日方又为何也不宣战呢？他们也曾讨论过宣战问题，而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研讨宣战问题的机构。研讨的结果是：不宣战对日本有利。日本不宣战的原因与中国类似，因为宣战以后，中国同样可以通知邦交国断绝对日本的供给，日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除了靠掠夺以外，真正支援他们的只有德、意两国，无论从空中、从海上，都是不现实的。
只不过日方虽然不宣战，但在外交上耍了个花样：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来对待中国的问题，而是和汪伪“建交”，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
虽然不“宣战”，仗却是打得异常酷烈，一直打到1941年，中国已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才正式对日宣战，断绝邦交。
中国驻印军纪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