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史玉柱在吃过晚饭之后就悄悄溜出家门，把配制的炸药埋在路边，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实验。而懵懂无知的史玉柱却从未想过炸药一旦爆炸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随着一声巨响，炸药果然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史玉柱激动得就差没有欢呼出声了。然而这一炸，不仅证明了他配制的炸药很有威力，也“炸”怒了父母的心。因为炸药爆炸的时候，刚好有邻居经过那里，毫无心理准备的邻居被巨大的爆炸声吓坏了。同时，随着爆炸声一起“炸”响的还有史玉柱的大名，当别人知道十岁的他竟然自己配制炸药，还搞出这么大动静的时候，就送了他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史大胆”。
虽然爆炸事件让史玉柱挨了父亲的一顿暴打和母亲的一番责骂，但是他的大胆和疯狂并没有因为父母的恼怒和责罚而有所收敛。不过这也不难理解，试想一个连炸药都敢拿来玩的小孩，怎么会知道“怕”是什么呢？从此之后，史玉柱的胆子就这样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大。那时候“史大胆”的称号在史玉柱家附近，用如雷贯耳形容也绝不为过！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史玉柱也因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只要有胆子，敢干，就有成功的可能。”
“陈景润第二”不是我的未来
虽然史玉柱在少年时期，经常会因为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而被妈妈训斥，但是这样的状况却在他上初二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本父母和老师都已经对他不抱太大的希望了，正当一切似乎都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的时候，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却改变了史玉柱的想法，也改写了他的人生。
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的学校教育，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于1968年恢复。而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史玉柱，也因此避免了学业被中断的危险。史玉柱的斗志也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被重新点燃，要知道以前的学生通常在高中毕业之后，就会直接被下放到农村去。而高考制度恢复就意味着将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了。从小学到后来的研究生，史玉柱因为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才有幸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在那些与他同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中，是很少有人接受过如此完整的教育的。
有了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再加上父母的苦心劝导和严格管束，史玉柱终于决定“改邪归正”，将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发“疯”一样地努力。而这一“疯”的力量也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史玉柱突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一心一意地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成为家长和老师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好孩子、乖孩子，而且各门功课的成绩也都在他的勤奋和努力之下直线上升，他成了众人眼中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直到多年以后，史玉柱在回忆初中学习生活时还会感慨地说：“上了中学，我才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原来我就是一个学习的料。”
事实上，史玉柱也的确很有学习天分，他平时上课的时候，很少会认真去听老师讲课，因为他总觉得老师讲的都太过简单，基本上都是一听就懂。所以他就经常偷偷地看书，看历史、看人物传记，其中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数学家的传记。巧的是中学教史玉柱数学的老师，也特别喜欢陈景润，所以他几乎每节课都会讲陈景润是如何如何攻破数学界的难题1+2的，而且还逼着同学们读了好几遍《哥德巴赫猜想》。在那个时候，科学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史玉柱当时就特别想攻1+1，而这也是他在高考时选择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下来的日子，史玉柱异常努力，向着心中数学家的梦想奋进。直到现在，每当史玉柱回忆起中学时代的时候，还会感慨地说：“上中学时，我真的努力啊，日常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经常是最早一个到教室、下晚自习后最后一个走的人。”
中国古语有言：“浪子回头金不换。”发愤图强的史玉柱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很快便被老师发现了，老师也将他视为重点培养的对象。而最终的结果证明，老师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史玉柱的数学成绩果然一日千里，在班级中乃至整个年级都是稳居冠军宝座。而史玉柱也因此成为了父母、亲戚、邻居赞不绝口的好孩子，还经常被附近的人作为正面教材来教育小孩。史玉柱的巨大转变，即便是在事隔十几年之后，他的邻居在谈起他的童年往事时仍记忆犹新：“史家小孩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小时候他可真是顽皮啊，甚至还做过炸弹，经常被他爸爸揍，我们还劝过好几次呢。不过，一上中学，他整个人彻底脱胎换骨了，学习刻苦不说，还变得非常懂事。”
时光飞逝，在史玉柱不知疲倦地学习了六年之后，便又到了每年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了。那时候，史玉柱各方面的成绩都已经相当出色了，所以，他的班主任老师给予了他很大的希望，并鼓励他放手一搏，报考清华或者北大，也为学校和老师增光。然而素有“史大胆”之称的史玉柱，在面对高考的重大人生转折时，却再次出人意料地将人人羡慕的清华、北大排除出了自己的选择范围。反而选择了浙江大学，填报的院系为浙大数学系。虽然史玉柱心中非常明白，自己即便是填报清华或者北大都没有太大问题，然而他却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史玉柱之所以选择浙江大学，一方面是因为他曾经立志要做中国下一个陈景润，而且自己敬佩的数学家陈景润曾经授课于浙大，所以在他看来浙江大学的数学系也不一定就比清华、北大差；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浙江离自己的家近一些，不管是回家还是去学校都会更方便一些。
拿破仑曾说：“我成功，因为我志在成功。”1980年，史玉柱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悬念地以怀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自己向往的浙江大学数学系。当这个从小学就曾因为沉迷小人书而留级、疯狂到制造炸弹吓人的“不良”少年，竟然一举成为怀远县高考理科状元的时候，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县城。直至今天，史玉柱的童年故事在局部范围可能还会被县城里的人们津津乐道，被那些问题小孩的家长当作教育小孩的典范。
当时，在史玉柱心中，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绩而特别激动，他唯一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就是做中国的第二个“陈景润”。然而，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只上了一个学期，史玉柱就明白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他当不了陈景润。因为在那个年代，陈景润不仅是他的偶像，也是全国大部分中学生、大学生的崇拜偶像，因为对陈景润的崇拜，他们很自然地就把数学看得很高，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一次，史玉柱到图书馆去借《数论》，才了解到任何事物的本质往往都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简单。除了史玉柱之外，可能全中国学数学的人，都在研究和想办法证明、解答这个“简单”的“1+1”的问题，史玉柱这才发现数学原来是那么难。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更让他受打击的是，理想破灭之后，他的成绩就始终在中等区域徘徊，无所突破。原来当时长江以南的学生，有很多成绩好的却不想上清华、北大，基本上都去了浙江大学，所以在史玉柱的班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学习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失意的史玉柱开始跑步，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然后又从灵隐寺跑回来，18里地，风雨无阻，就这样坚持了四年。体育锻炼的爱好是史玉柱从初中开始就养成的，当时，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去爬山。那时候的怀远实际上是个盆地，史玉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好每天去爬山，因为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就约好从不同的路到山顶上去会师。史玉柱那条路就他一个人，需要在一片坟地里面穿过去。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天是黑的，走到山顶上天才能亮。虽然怕有鬼什么的，但是史玉柱还是坚持了下来。
转眼便到了大三，浙大数学系细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因为畏惧纯数学的复杂，史玉柱便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因为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所以进机房的时候还要换衣服、换拖鞋，到机房上课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编程，而且编程结果还要打纸带，所以史玉柱对它也没特别感兴趣，只觉得是一门课而已，而且计算数学也挺啰唆，他也没觉得计算机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所以，和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等相比，史玉柱创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兴趣或者爱好，他选择朝着计算机方面创业的原因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统计局的电脑高手
人们常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说的是任何一个“我材”均为“天生”，所谓“天生”，就是他们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任何“我材”均可“有用”，都具有它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史玉柱虽然没能圆自己的“陈景润第二”之梦，但是却在另外一些方面显出了更为突出的天分。
1984年还是一个大学生欠缺的年代。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之后，根本没来得及多想，就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农村抽样调查队因为听说史玉柱是学数学的，而统计局刚好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他分到了统计局，而且在很多人看来，当时大学毕业后能够这样按“专业”分配也是非常合适的。然而这事在史玉柱看来其实是很荒唐的，因为数学系主要是为了培养人的一种逻辑能力，是大脑体操，而不是像统计学那样加减乘除。
但让史玉柱感到庆幸的是，安徽省统计局的领导班子对他这个浙大数学系出来的高才生还是非常重视的。史玉柱到单位报到不久之后，便被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学习了。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班的老师是一位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的美国教授。他介绍了最新的国外抽样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抽样方法，史玉柱发现这些国外最新的统计方法，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计算机。而这次为期几个月的进修学习，却对史玉柱将来的人生之路有很大的影响，也是他在未来涉足计算机软件开发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束了西安统计学院的进修学习，史玉柱回到单位之后所负责的工作就是处理农村抽样调查的所有数据。在那个年代，计算机在中国还是一种陌生的新产物，即便是史玉柱所在的统计局里面也没有计算机。他们能用的计算工具还是最原始的计算器，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慢慢加，加完之后还要校对好几遍。于是，史玉柱便向单位提出了购买一台计算机的请求，并详细地为领导分析了其中的有利之处。虽然当时的计算机还是一种价格非常昂贵的高端设备，但是领导考虑到计算机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且现在单位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才，最终也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于是，史玉柱亲自南下广州，花了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当时的史玉柱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还没有家庭的负累，完全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所以单位买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就经常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独自留在单位的机房里继续琢磨、研究计算机编程。由于计算机编程的难度不在于语言，而在于算法，所以对于学数学出身的史玉柱来说，编软件的水平甚至比专业学计算机的人还要高。而经过他使用计算机进行编程之后，以前要20个人，甚至是更多的人做很久才能完成的数据统计，现在只需要2个录入员，而且很快就能做完了。
从前统计局的统计工作都是有一大批人在做的，现在经过史玉柱的改进之后，工作需要的人力和时间都被大大地缩减了，所以竟然出现了很多人都没事儿干的情况。史玉柱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琢磨分析那些统计数据，并开始着手编写一套能够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分析软件。这个神奇的软件能分析出不同年分收入的农民的消费特征，而这些数据经过汇总之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得出很多的结论。当时，史玉柱所在部门的人基本都是专门学农业出身的，当他们看到学数学的史玉柱竟然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的时候，都傻眼了。
经过史玉柱一番修改之后，他的分析软件也在不断地完善，而且还被推广到各地的统计局广泛使用。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甚至还明确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要用史玉柱编写的这个软件。为此，史玉柱还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个月54元的工资，这些奖金让史玉柱非常有成就感。
当时年仅23岁的史玉柱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根据他分析出的数据，写了一篇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没想到居然被一本高档杂志看中发表了。要知道这本杂志是很多搞学术的人都挺在乎的专业杂志，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恰巧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看了史玉柱的文章，对他非常欣赏。而这位副省长不仅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还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当他面试过史玉柱之后，便决定将他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进行培养。就这样，史玉柱被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毕业之后就是处级干部。
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
一直以来，“铁饭碗”的思想在中国都是根深蒂固的。20世纪80年代，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了，“铁饭碗”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依然还是大多数人羡慕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大多数当代人的眼中，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一个好的单位或者部门工作，那么就如同捧着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一生都可以衣食无忧，生活幸福。而且“官本位”思想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所以，史玉柱年纪轻轻就能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无疑就是有了牢靠的“铁饭碗”。可以说，在所有人看来，此时摆在史玉柱面前的绝对是一幅极其美好的蓝图，他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辉煌前程感到知足，并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在史玉柱看来，能不能“捞”到个一官半职并不是最重要的，唯一让他感到兴奋的其实是到深圳读书的宝贵机会。
不管何时，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都堪称中国改革的先河，而当时也不例外。当时的深圳大学虽然成立的时间还很短，但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却跟内陆省份有着天差地别，整个学校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学生和老师思想都比较开放，而且经济头脑也都异常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