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是秦历代君王中最长的，他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的孝文王、庄襄王和始皇帝的总和。虽然前半生一直活在宣太后的阴影下，不过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成就，即使较之始皇帝也毫不逊色，为秦国的发展做出极为杰出的历史贡献，昭襄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
对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策略的创造性运用。巩固对巴蜀的统治，巴蜀的稳定，对秦以后的统一战争有很大促进作用。消灭义渠。义渠隐患的解除，不仅消除了秦的后顾之忧，戎地骁勇的士兵众多的牲畜，还为秦灭六国提供了雄厚的军事资源。辉煌的军事业绩。秦除政治廉明，外交军事方针正确之外，还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东周。灭周不仅表明秦统一天下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了秦已具备击败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这一事件会给各国造成深刻的心理威慑，意义是深远的。灭周是一个******的真正开始，东方各国的末日也真正来临。
昭王一生，名相有甘茂、魏冉、范睢、蔡泽、名臣樗里疾，客卿司马错，大将王龁，王陵，蒙骜，白起……每一个都是可以名留史册的人。不过昭王也有不足，甘茂的离秦可以怪罪到宣太后身上，可是白起的死，他绝对脱不了干系，当年长平一战，他错失先机，继而赐死白起，导致军力折损近半，名将自裁，山东六国在生死存亡之际合纵攻秦，造成了秦国自东出函谷关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局面。
长平一战虽然使得赵国一蹶不振，但是也导致秦国元气大伤，秦国的强大，是依靠商君的变法和南征北战掠夺的财富，一时间急剧的扩张，使得国力损耗严重，军力虽犹在，但是经济面临着衰退，此时有两个人物应运而生，帮助秦国真正的富强，国力呈现压倒式的增长，从这一时间开始，秦国才真正成为战国中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这两个人就是蔡泽和吕不韦，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秦始皇嬴政。
自从商君变法开始，秦人终于再次将目光锁定在自身，使得秦国在变法之后，国家的强大再次发生质的飞跃。
昭王去世后，孝文王继位一年便死，庄襄王继位，任用吕不韦为相。三年后，庄襄王死，嬴政继位，嬴政即为秦始皇。
秦人进入关中前，畜牧业十分发达，建国后亦曾被以戎翟视之，甚至到秦惠王时仍有嘲秦为“东方牧犊儿”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实际上，传说中秦的祖先大费就曾助禹治水并有“种稻”的经历。虽然秦族后来不断西迁，主要在西戎的区域活动，在“人夷则夷、人华则华”的时代，不免入境随俗，受其游牧文化影响。但从周王邑非子于秦、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封襄公为诸侯看，秦与戎狄当有明显区别。秦人对关中的占领从岐丰地区开始，岐丰地区不仅是关中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也是以农业起家的周人长期经营的中心区域。西周末年关中大量周人东迁南徙，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周人留了下来。这些留居关中的周余民具有较高的农业技术和较丰富的农业经验，既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又是农业技术的载体。正是由于进入关中时，农业经济已经在秦人的生产中占很大比重。秦人进入关中后，很快就继承了关中地区的农耕传统。秦文公“收周余民而有之”，此举不仅使春秋早期秦国农业的发展，得以建立在周人既有的农业技术基础之上。而且由于秦人与周人的杂居，从而加速了双方文化的融合。
特定的农业政策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框架，能够规范及指导农民的生产活动，从而影响到农业生产效果的好坏。商鞅在孝公时代的两次变法，将其农战政策融人了他对秦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之中，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措施，来刺激、鼓励农业的发展。变法规定，税收多的农人可以获得爵位，这是很诱人的。在秦的前期，秦国农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有限。
第一，可耕种土地有限，而且过度的开垦，导致土地严重退化，第二，抵抗天灾的能力低下，缺少农业灌溉设施，没有一定的农间管理技术和增收方法，结果导致土地开垦达到上限，无法再发展，第二，在中国传统社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且农业生产非常辛苦，在生活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樵采渔猎都较农耕轻松。一旦粮食能够满足生活需要，便难以避免农夫脱离生产或不尽力耕作的情况。同时农业生产又是所有产业中最难有监督的部门，其季节性和空间扩散性，使得对劳动质量和努力程度的计量和监督具有难度大、费用高的特点。由于是在平面上展开，人稍微多些就会占地很广，监督者必须在广大田间往来穿梭，既十分辛苦，又难收实效。而且农业生产周期长，任何一个时段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产量的减少，无法事后补救。所以才会有了商君的农业拜爵，重农抑商政策。
农业与商业彼此是互相推动的，商君的抑商政策虽然激发了农业生产，但是只有粮食的国家称不上富裕，只有工业和商业也繁荣起来，才能真正的富裕，商君变法之后，秦国国力已经是战国中首屈一指的，但是，除了军事强大，行政力强大之外，秦国一直不是七雄中最繁华的中心。
嬴政上台之后，这一局面开始突破。
我们总是关注嬴政在位时，灭了多少国家，制订了什么法律，为大一统做了多少的努力，却往往忽视了他在秦国本身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嬴政在位期间，蔡泽负责视察退化的农业土地，改进土地质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四川一系列水利工程，韩国间谍郑国负责完成的郑国渠等等，正是这些有力设施的推进和对农业的重视，使得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使得秦国成为战国晚期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诸侯国家，由于劳动效率较高，粮食积贮丰富，以致有“秦国境内，粟如丘山”，“秦富天下十倍”的说法。关中在当时也赢得了天府的美誉，至于CD，也成了西南粮仓，天府之国。
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人口增加。吕不韦本身是一个商人出身，对工商业的发展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带领朝臣，大力发展工商业，首先是山东六国商人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面对六国巨贾的囤积居奇，他则施展商业才能进行打击，使得秦国本土的工业与商业获得发展，，当时秦国国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西北有良马，宜阳有铁矿，这些都是军事强大不可或缺的，正是在吕不韦的重视下，秦国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以寡妇情为代表的一批不逊色于东方的商业巨贾。
除此之外，吕不韦效仿四君子，招揽人才，蓄养士子，并且集中人才编纂了《吕氏春秋》，他将成书之后的文章放于人众之地，明文告示：“可易一字者千金。”正是这种引导与推动，山东六国士子纷纷入秦，仅吕不韦门客就有几千人，一时间，秦国的咸阳城彻底的成为东方第一大城市，全国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秦国本身也真正的称得上富裕。
与此同时，吕不韦也试图改变秦国一直以来的执政理念，自从商君变法以来的秦国，一直奉行商君之法，本国的民众已经习惯了新法，可是新被秦国占领的地区的百姓呢？突如其来的新法会让他们感觉到残酷，会认为这是秦国的****，就像当年新法实行时秦国的百姓的反应一样，这时候已经不再是孝公或者惠文王时期，此时经过昭王的开拓，秦国的新土地面积已经几乎是过去的两三倍，新国民的数量也成为大的分比，如何安抚这些新民，是急迫而关乎到一统大业维持的关键，于是吕不韦提出改良商君之法的王道治国策略，这种休息养民的政策理念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似，是维持国家稳定，新民很好的融合的伟大策略。
新民的融合与稳定，更加让秦国强大，终于形成泰山压顶般的实力碾压，使得秦皇嬴政以风卷残云之势，统一了天下。
吕不韦是秦国战国后期一代名相，他在秦国的地位，除了商君，应该至少与张仪、范睢、李斯等人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