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介绍的可以作宗吾一生思想中心的那篇《心理与力学》，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肯拿出来交给成都《新四川日刊》连续发表。在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厚黑学”的，知道他是为坚决主张施行考试制度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他虽是对世界风行的学说颇有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颇有独见，对改革教育制度尤具苦心。即对自身担任的省视学一职，也是求着如何做到合理的地步；但是这一切一切，当时的人是不能了解他的。他们所揣想他的，必以为此人是诡计多端，否则也是一位玩世不恭者。他查学所到的地方，无不是尽心尽力，去帮助办学的人解决困难，或是鼓励他们热心教育；但得到的报酬，往往是被呈控，被发攻击的传单，第一大罪，就是说他讲“厚黑学”。由此而推演下去，便说，他既是提倡面厚心黑，他自己必首先是面厚心黑，他既是面厚心黑，更何事而不可为呢？于是由第一罪状，而第二罪状……
以至于十大罪状，是不难罗织成的。大概这些可笑的情形，如今四川省府和教育厅还有案可稽吧。但自他的《心理与力学》发表以后，一般知识界的人士，就对他忽然改观了。同时在这一年中，他把历年来经研究所得写出的文字，刊印一单行本，叫做《宗吾臆谈》。臆谈者，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臆说，不敢说是定理，让学术界及社会人士给他一种严厉的批评；但很少是对他不佩服，不心折，而更有若何訾议的。那本书所收入的文字，除已经差不多算是定本的《厚黑学》外，更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考试制之商榷》、《学业成绩考察查之计划》、《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若干专论。关于前两种的要点，我已写入《厚黑教主别传》中，不再赘述。以下各篇的要点，就是我在以上各章中业已介绍了的。其中《心理与力学》和《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后来都加以研究扩充，刊为专书，流传于世。前者几经修正，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一九四二年），才算成为定本。后者于修正后，改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这书他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所以在他临死的前二年，更写了一篇专论《改革政治经济之我见》，来替代此书。《考试制之商榷》后来也略加修正，附有若干文件，刊为专书流行。我们可以说，一九二七年，才是整个的李宗吾向社会人士正式揭幕的一年。
这时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平日体质又不甚健康，省视学的职务，是终年奔波劳碌的，计他自一九二一年再任省视学，算来已六七年了，很可找个机会休息一下，他自问对于教育上的意见，可说是贡献的已不算少；假使全省的教育界人士，上下调协，采纳他贡献的种种方案，一齐动员起来，文盲的扫除，中小教育的发展，必是不难实现的。就是单照他在自流井试行的学业成绩考查办法，各县一齐仿行起来，也是很容易做到教育普及的。他肯出而再任省视学的目的，也无非是借着身在其位，即可以谋其政，庶乎可以把他的教育意见贡献出来，让大家由研究而至于实施。尤其主要的，他以为闭门造车，固然是不能合辙；但完全模仿欧美的办法，也未必适合于国情。因此，他也要借着这视学的职务，可以到各地去考察现行教育的实际情形，何者宜提倡，何者宜改革，何者立刻即办，何者逐渐进行，然后再按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决定教育上的实施方案。所以我在前面所列举他的种种主张，种种办法，既不中，又不西，既不守旧，又不趋新；也可以说是亦中亦西，亦旧亦新；这正可反映中国教育在过渡时期的实际需要来，因为他的主张和办法，不是由“闭门造车”得来的，也不是由模仿欧美得来的。就凭他在教育上的一些贡献，一段努力，或者说是一种功绩，也应让他略资休息了。
适逢他的许多著作正在他想要倦勤的时候公表于世，突然惹起了各界的重视，于是这方面也要拉他，那方面也要争他，都被他一概谢绝。可是他的谢绝，并不是自高身价，也不是沽名钓誉；他是看到世事不可为了，自问没有力量出来担当大任，甚且在现实政治的旋涡中，即想洁身自好也是很难保持的。他自民国初年，即已绝意政途，如万不得已，出任政治上的工作，也只有请求担任低级的职务，这层我在前面已是叙述过了。在这方面说，他的心理，实在和人家不同：人家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大；他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小。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这种态度，是消极的，不革命的；
但是他孤掌难鸣，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半都死去了，黑暗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自忖爝火之光，是不易冲破黑暗的。他早已看惯各省军阀们的全武行带打，更看惯四川一省的蛮触相争，这些英雄好汉们，看起来是剑拔弩张，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实对国家的兴建上，是消极而又消极，破坏而又破坏的。至于举国的政治人物：有的则唯恐天下不乱，借以朝秦暮楚；有的则托庇在枪杆之下，足以逞快一时；此外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只因他看惯了这些现象，所以才有《厚黑学》的出世。《厚黑学》出世了，他也只有退出局外，冷眼作壁上观了。但他对于人民大众，青年学子，依然是不失望的，所以才有十余年来在教育上的一番努力。他在这种培养国本的事业中，不惜被打，被控告，被发传单，他仍是兴致勃勃地干去，一直到他在教育上的主张和办法，统统贡献出来为止。
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的顾问及编撰委员；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又改任省府的政闻编审委员。我们看他数十年来的做人、为学，以及平日的抱负，他岂是想借着一时显赫的军人有所贪图吗？古来的高士，原有隐于朝、隐于市、隐于山林的不同。隐于山林的人，多半是矫俗立异，自高而卑人，还有“身处江湖之上，而心在廊庙之中”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隐于市的人，那是愿意“和光同尘”，既不矫俗，也不立异，但他过去的一段生平，总不能为众人所忘，这等人，仍可说是隐而不隐；唯有隐于朝的人，权且处在一种清闲的位置，在一般人看来，他还是做官，不用另样的眼光去看他，在当权的人看来，以为这个人还算就范，也不怎样地疑忌他，但他本人则正是“身处廊庙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不隐而隐，是谓之真隐。宗吾当时处身的方式，当是属于这一类吧。他本是好主张好做计划的人，但他在二刘的军部中，不声不响，没有听说他做过什么主张，出过什么计划，于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迹了。
他那时也不愿交朋友，只和几个洁身自爱的熟人，还有来往，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的，听当时的成都人谈：宗吾在茶馆中，往往一坐半天，闭目凝神，似乎在作遐想，也不知他想些什么。有时在公园中的树阴遮蔽处，独自一人在散步，见有熟人来，则好似不经意地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据我所知：他那时似乎有一位好友，就是全国闻名的“姑姑筵”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黄敬临老先生，此人真可说是隐于“庖刀”者，不信，有宗吾为他撰的《食谱》序为证：
我有个六十二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把他写入《厚黑丛话》。大家想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徕顾主，大家或许光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诧异道：“你怎么干这等事？”他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遍，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遍；现在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迹所至，询之人民，你的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的事业；归而询知你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等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的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苦乃尔！鄙人所长者是厚黑学，故专讲厚黑学；你所长者是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文选》与夫《资治通鉴》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年在成都省立女子师范，充任烹饪教师，曾分：熏、蒸、烘、爆、烤、酱、炸、卤、煎、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兹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它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
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这便是敬临的母亲。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者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借且滥矣。敬临撰《食语》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
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成都
由宗吾这篇文字看来，敬临非一当代的奇人而何？他曾蒙慈禧太后的赏识，曾历任各县的知事，而且政声很好；忽然由士大夫阶级，一退而为厨师，若不是别具怀抱的人，可以断言他万万不能，他做了厨师以后，竟于事务之暇，一连楷书十五年的古籍，而犹不中辍，这种修养功夫，更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计他所抄各书，如连《资治通鉴》已抄完的话，当不下数千万言。以这样具有毅力的人物，在过去又有政治上的经验，倘若出而为国家社会做任何的事业，还怕没有成绩吗？但他甘心退而开饭馆，为厨师，这不能说与时代环境没有关系吧。宗吾不结交王公大人，不和趋炎附势的世人为友，独对敬临大为赏识，一隐于朝，一隐于市，真可谓无独有偶了！
宗吾在那几年中，身子是清闲的，但脑子绝不是清闲的。他天天在研究，天天在思考。他继续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学术，研究民主政治等。当中央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时，他又研究制定宪法问题；抗战军兴，他更草拟抗日计划。他在茶馆中闭目凝神，在公园内独步徘徊，正是思考他研究的种种问题。不知他几经酝酿，才又写出了以下的文字：（一）《厚黑丛话》，刊为单行本；（二）《中国学术之趋势》，刊为单行本；（三）《达尔文学说之修正》、《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这三篇是《心理与力学》一书的补充，合刊单行本；（四）《制宪私议》、《抗日计划之商榷》，合刊单行本，书名为《制宪与抗日》。这是他在十年清闲的岁月中，另一阶段的大收获。我想在以下的各章中，将他这些作品的内容，扼要地介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