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通常会很麻烦，扯皮起来能旷日持久，耗费精力的结果，却也无非各种退让，毕竟两家各自为政的同时，又存在合资互惠的关系。因此，我不愿立刻将问题反映上去，那样显得遇事慌乱无措，书面的邮件往来也太过繁琐，万一能简单糊弄过去最好，便在大略看了些前后经过厚，打算视频联系三崎。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精明的鸿运通常不使用国际电话－－－这种产生额外费用的联络方法，而且除了冷朝阳，本部门其他人员办公桌上的电话只能打国内，并被警告严格禁止私人用途，一旦发现、严惩不贷。不仅如此，所有新来的员工，试用期的半年里，自己工位上的座机，会被设置成只能拨出不产生话费的公司内线，如果需要拨外线，只能借用旁人的。试用期过后，再填表申请开通外线。与所有业务一样，想来简单的申请，要经过数道审批程序、数个领导签字和盖章的规定流程，最后由负责的设备科人员来施工。也正是这个原因，试用期后，我甚至在两个多月里没有提交申请，直到冷朝阳下达办理指令。但我和不少同事，都渐渐习惯于经常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业务，哪怕1分钱不能报销。
为了随时可以彼此视频联系，公司特意在采购部座位的方阵最外面，也就是我和王舒湲的工位前横置了一套包括办公桌椅、电脑、音箱、话筒等设备，并且在工作时间会不间断地打开视频工具。
我坐过去，输入一句“横川課長にお話ししたいです（译文：我找横川科长说话）。”刚回到自己位子，宋鹏也坐过来，刚要输入，看见了我写的话，便问道：“你找横川问什么？”
我将三崎来的质询简单地讲了两句，而那边应该是横川胜成已经进入了视频，宋鹏朝带上耳机，说了句：“横川課長、お久しぶりです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译文：横川课长，请等一下）－－－这个我来解释吧，你处理别的。”他挪开耳机上的话筒，并且捂住后对我说。
我答应一声，乐得不用出面，很快听到宋鹏将话题转移到北京的雾霾，虽然表达上难免磕磕绊绊，但还是坚持乐呵呵地开玩笑说日本新年后横川就要来北京开总结会，别下了飞机被毒气熏倒，然后感慨日本好干净，中国人可要忍受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了。然后又说真想回到2、30年前的中国，那时候，即便他的老家山西都还山清水秀，如今早被糟蹋得一无是处，到了永远也恢复不了的地步。
我没想到山西在80年代还有碧水蓝天，那时的北京呢，已经记不得了，似乎大街反而比如今干净很多，既没有抓不完的路边小摊，更不会有遍地小广告，当然霾是没有的，当时根本没有发展起来的工业，如今看来实属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幸运吧，低水平运营、所得利益除了造福个别官员和经营者，环境的破坏却是今后波及多少亿的几代中国人难以承受之痛，真是没有会有益无数倍。这样想来，也许正因为那个时期没有霾而蓝天常有，才不曾特意留心吧。
四。 闻道圣贤感悟迟
当然，即便是北京，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作为一名普通不过的学生，我还没有在环境方面做中外对比的意识，最为关心的无非还是学业。只是比起更好地掌握一门知识以应对未来工作的责任心，我有些只在乎眼前的考试能不能过关。因此当那个要加一节课的下午，头堂课的语法老师赵芬告知除了我们大一的三个班，系里其他年级都在期中考试时，同学们大都了的享受轻松。
我听到这个喜讯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愉快地看看同桌王秀茵。
“我倒想考考看一下自己到底掌握得怎么样呢。”没想到王秀茵很是遗憾的口吻说，又补充道：“你像要是5月份本来应该有的那个二模（高考的模拟考试）吧，要不是因为那时候乱糟糟的就随便给取消了多好？反正我就老觉得能够考一下，才能更知道哪儿掌握得还不够，这回的高考好歹也能好些。”
我为自己那个不争气的成绩妄加分析道：“明显就是故意压低咱们分儿了，我从来也没差到那个份儿上啊，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