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义兴叫大家安静，接着说：“一节课50分钟，大半个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初次上课，我需要讲明我对这门课的。。。呃。。。说要求大家未必认同，说希望也行吧。我不会强求你们多认真听讲，但要安静。另外，就是不能逃课，这个要是纵容了，我怕以后来教室，就看见长了腿儿不能跑的桌子椅子。”
同学们都轻松地笑起来。冯义兴严肃的样子却没有丝毫变化，长叹口气说：“你们别笑，谁都不愿意来外系上这些课，唉，不说这个。当着这么多同学，而且毕竟你们都还少不更事，我在这里只讲个名人故事，算作提示吧，来委婉表达一下我的思想，因为这方面被误解，我觉的就是侮辱我的人格。是这样，有个清末出生叫陈寅恪的大学者，一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座右铭－－－”他回身在黑板上非常认真地用楷书，竖着写下了那个座右铭，才又面向我们说：“他名气大到国民党败亡台湾的时候，蒋先生不忘专门为他在广州准备了一架撤离用的飞机，并且下令严谨挪用，要知道那时候多少达官贵人别说飞机，连船票都是1张千金未必能够搞到。但陈寅恪认为他做的学问，需要留在大陆进行，就没走。49年以后，北京那边多次逼他来，和郭沫若一起做马列研究，大家对这个郭老的品行应该知道些吧，这里我就不说了。陈先生呢，非常有风骨，这也是49年以后，中国文化界被消灭的精神。他说：’1911年他在瑞士就读过《资本论》，而且是不经他人染指篡改的德文原版，他不能昧心地把某个学说强制成唯一思想后，再以盲从膜拜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研究。’结果可想而知，文ge第二年，到最后也坚持不来北京、受尽折磨的陈先生死了，他耗尽精力财力收藏的很多典籍，也被破坏殆尽。所以，后世很多人为他49年时的选择提出质疑，其中有首诗是这么评论说－－－”
冯义兴再次转身在黑板上书写道：“
万钧风暴扫斯文，翻多悔恨几代人？
抵死空迷旧时路，烂柯不复醒后身。
一片乡心携痴愿，信口强辞断梦魂。
前朝直笔随逝水，缄口犹恐玉石焚。”
待他写完，人群里不知道是哪个学生问道：“那冯老师，您讲这些，是要我们学陈寅恪的风骨，还是告诫我们不听话就死路一条？”
稀稀落落的一阵笑声，更多的是紧盯着冯义兴、等待回答的目光。他低垂下的眼帘半晌没有抬起，似乎很长时间以后，才指了指身后的板书，说：“惭愧，我就是一个无法抗争的臭皮囊、懦夫，缄口犹恐玉石焚，大家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吧，我没有教唆大家的想法。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每节课我都会先告诉大家需要记住的重点内容，不管怎样，考试大家必须过，否则没有毕业证，哪怕诸位专业课门门满分，也是白费，这就是政治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所以同学们也别太轻视我这个课。另外，除了必要的知识点，我会再讲些各种制度由来的历史原因，让同学们不是只听这门课所要求记住的内容来应考，而是能够真正明白一点，为什么欧美和日本会最终选择民主制度，走上发达国家行列，国民达到贫富相对均匀的合理状态，而中国又为什么是几千年以来，只有一种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哦，当然，我必须说现在的制度是跨越性的，非常先进的，也是最合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总而言之吧，还是希望大家花了这将近一个小时，能学到正确的知识，不是再被误导一回，也不是白白浪费时间才好。”
下面的议论声音逐渐由小变大，进而教室完全处在了几十名学生顾我忘他的相互交谈气氛中。如今想来，觉的再平常不过了，1989年的中国，不到10年的所谓开放，仅仅是打开门缝向世界窥伺的程度，惊异、反感、戒备、抵制，或是艳羡、嫉妒之心充溢普通社会，而严加防范、极尽诋毁，都还是那个年代官方的宣传主调，虽然这些方式与现在区别不大，但民众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则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接受了6年中学政治教育，我们虽然不是又红又专，却也加入了49年以后正统思想传承者的行列。当红领巾戴上时，我小学三年级刚刚毕业。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般，记忆鲜明。我在红旗下接受高年级少先队员授予鲜红领巾的一刻，心中只有骄傲和自豪－－－那时候可没有90年代后，入学就是少先队员的现象， 差不多只有三好学生才能被考虑允许加入少先队，而有资格戴着红领巾上下学，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身份象征。
几年后，当艳羡地看着初中同学开始零零星星得以入团时，我也暗下决心，要赶超他们的学习成绩，早日成为团队的光荣一员，虽然这样高尚单纯的梦想，在高中时有了变化，思想深处却远远没有今天冯义兴讲话来得振聋发聩。对于高三政治课的畏惧而不想再上一年补习班，我不得不承认是懒于复习许多门功课的心理在起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