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日子越来越少，小夏和小秋的上学费用仍差一大截。那天，他们去了学校。班主任和校长都非常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学校的名义写了封信给乡政府，请当地政府给想想办法。
当父亲在烈日下奔波了三天捧着由乡政府出面借的2000元贷款回到家里，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十天来的劳碌和心焦，使这个在太阳地里劳作了半个世纪的硬汉子也趴下了。
上学的费用还不够一个人的，八月的日子所剩无几。
没想到这天邮递员竟送来了一张汇款单，1000元。学校来的。附言栏里只有几个小字：祝贺！全体教师捐赠。父亲从床上爬起，母亲赶紧将汇款单递过去，父亲的嘴唇嚅动着，发不出声音。
费用还只够一个人的，日子不会停留，小屋里的人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峻。三个人的目光一齐盯着床上的父亲。父亲忽地一骨碌坐起来，说：“现在只有一条路，你们也都懂事了，自己决定吧。要不，抓阄也行。”
小夏和小秋顿像两个雕塑。
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小夏抬起头说：“小秋，你去吧，你的学校好。”小秋也抬起头：“不，我比你年轻一岁，哥，你去吧。”
这时谁也没注意小夏一个微小的动作。他把手伸进衣袋，摸出那张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小秋醒悟过来后一下子跪在地上：“哥！”泪水夺眶而出。
八月的最后一天，小夏带着200元路费出了门，他去南方打工。父母欠下了许多债，小秋在学校还要许多开支。八月的阳光压在十八岁少年小夏那瘦小的身上，很沉很沉。
八月的阳光下，小秋站在村头的土路旁，看着那泡沫似的尘土上一行行深深的脚印出神。
麦秆儿
刘蒂
晌午，王老师放下饭碗，来到麦场上，从那些轧过的麦子中挑选没轧着的麦秆儿。
日头火辣辣的。比日头更叫人毛焦火辣的，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儿。
二愣子的小叔叔从部队探亲回来，给二愣子买了一支钢笔。那笔杆上亮亮地绕着一圈圈金丝银丝，笔帽的舌头上还刻着一条龙。二愣子在同学面前着实炫耀了一番。可是下午只上了一节课，二愣子就哭哭啼啼地告状来了：他的新钢笔丢了！
这还了得！一支钢笔虽说不是一根金条，但对这穷乡僻壤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来说，也是贵重物品了，连王老师用的还是蘸水笔呢。
王老师在课堂上大发一顿雷霆，然后苦口婆心地说了许多穷要穷得有志气之类的话，还说，只要悄悄承认了，就不公布他的名字。可是一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来坦白。
中午吃饭时，王老师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忽然，一个念头生了出来，于是一推碗筷就去了麦场。
下午上课时，王老师把齐崭崭的一把麦秆儿放到讲台上，严肃地说：“看来那个偷钢笔的学生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是，我有办法查出他来。你们看，这是三十四根麦秆儿，一样长，最粗的这根是我的，等一会你们一人拿一根，谁偷了钢笔，谁手里的麦秆儿就会多出这么一截。”说着，王老师用手比画了一下那一截的长度。
教室里静极了。王老师以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体学生，让他们走出教室，经过讲台时，每人拿一根麦秆儿。最后，王老师拿起自己的那根，站在教室门口。他让每个学生再走进教室，进门时，把手里的麦秆儿与他的比一下。轮到第十九个学生了，他眼神慌乱，不敢看王老师的眼睛。当他举起麦秆儿与王老师的比时，刚好短了王老师刚才比画的那么一截，有一头显然是才掐断的。他立刻哭了。
十年后，这个孩子高中毕业回乡当了老师，学生们都喊他李老师。王老师已经调到镇办小学去了，李老师接替了他，在十年前自己曾坐过的教室里教书。
这天刚下课，一个叫玲子的女孩哭着来找他，说城里姑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块漂亮的电子手表丢了，上一节课还在书包里。李老师在班里严厉批评了这种行为，希望拿手表的学生主动送还。可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送还。
李老师坐在宿舍的灯下，想到十年前的麦秆儿，那只拿过麦秆儿的右手颤抖起来。
第二天，他向全班学生讲了麦秆儿的故事。最后他说：“那个拿手表的孩子，你现在还小，不懂事，老师不会用那种方法让你交出来。如果你不交，老师就进城买一块表给玲子。相信你懂事以后会后悔的，你会知道怎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讲完后，年轻的李老师叹了一口气：“这些话，也许你们现在还听不懂。”
新年的康乃馨
金光
实在说，这样的天气她坐在这儿很委屈。可委屈有什么用啊，生活就是这样艰辛，只有这样坐着，每天看着一个个人从车站走出来，站在她面前拨打电话，然后付费，她才能有收入。
她只有十七岁，这个年龄应该上高中，可不行，她得坐守这个讨厌的电话亭。自从她爸爸出了车祸，她守在这儿已经三年多了。她想，她还得继续守下去。守到什么时候，鬼知道。
现在是除夕夜，远处早已有爆竹在响了，透过铁皮房的窗口往外望去，能看到天空中不时升起的礼花。铁皮房里冷极了，她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两手搓着，哈着气温暖有点僵硬的双手，但这几乎没什么作用。
她的世界就是这两个平米，一天到晚看着人来人往，每张面孔她都陌生，偶尔会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停留一下，拿起放在窗口的电话拨打，然后问多少钱，她就看看计价器上显示的时间，说出准确的价格。对面的人匆匆付账，没有人多看她一眼。
母亲下岗了，弟弟要上学。母亲就把她爸爸生前经营的电话亭交给了她，自己到菜市场上去卖菜度日月。在这儿，没有人肯向她说一句多余的话。她还兼营着一些畅销杂志，没事的时候总爱低着头翻看。她从来都是轻轻地仔细翻动着，生怕把杂志翻旧了卖不出去。杂志看起来很新，可哪一个角落都有她的目光。但这会儿和往常可不一样，她异常孤单，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爆竹声，她多想锁了铁皮房回家啊。可她不能，后面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向东或向西的火车经过，说不定会有一些下车的人要来打电话，她得这样待着，直到最后一趟车驶过。
一对恋人从她面前走过，那女的一袭长发，紧紧地依偎在男的胸前，留下长长的影子慢慢地晃动着。她起先看的是那对恋人，等他们从她的窗口走过，她便盯着那影子看，直到影子完全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她又转回目光，搓着手，看远处不时升腾的礼花。
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电话里传来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倪萍的声音：“朋友们，再过五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期待这一美好的时刻吧！”电话里，妈妈说的什么她一点也没听到。
“你好，打一个电话好吗？”突然，一张微笑的脸出现在窗口，是一位穿着大衣的小伙子。她一愣神，立刻笑着点了点头。她想，今天是除夕夜，很多人从外地匆匆向家里赶。她故意把脸侧向一边，不去听他的声音。
电话很快打完了，小伙子放下电话，依然微笑着看她：“冷吗？”
“不冷。”她也笑笑，望着那张笑脸。
“我不信，肯定冷。”他调皮地说着，然后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百元纸币递给了她。
“对、对不起，找不开。”她的确没有那么多的零钱找他，她有点抱歉。
小伙子头一抬，指着她身后的杂志说：“那我买你一本杂志吧，这样总能找开了。”
“那也找不开。”
小伙子有点为难了，踌躇了一会儿，毫无办法。
她说：“你走吧，不收你钱了。”
小伙子不好意思了：“那怎么行啊？”
“咋不行，你快回家吧，家里人等着你呢。”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只好向她点了点头，离开了。
她重新把计价器归了零，正要抬头眺望远处的礼花时，忽然看见刚才年轻人递过来的那张百元钞票躺在电话机旁边。她一愣，立刻拿起钱，门一关追了出去。幸好，小伙子还没有走远，她一喊，他停了下来。
“钱忘记了！”她走上前递给了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小伙子接过钱，反复在双手中递换着。“不为什么，这是你的钱呀。”她淡淡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小伙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消失在车站广场……
早晨，阳光洒满了车站广场。她在爆竹声中醒来，这才意识到是新年了。她打开那扇冰冷的铁皮房门，向外张望，忽然愣在了那儿：门前站着一位邮差，正要举手敲她的铁皮门。那邮差手里捧着一束正在怒放的康乃馨，递给她，然后拿出一张签单让她签字。她懵懂地签了字，邮差转身就走。她喊住了邮差：“谁送的？”邮差指着花儿说：“他没留名字。”她便去看那束花儿，发现花丛中有一张小卡片：“但愿新年花盛开。”落款是“昨夜归人”。她的头“嗡”的一声，眼泪突然顺脸而下。
这是她真正的新年，有人知道了她的存在。
这时，一位老者走过来，拿起电话。打完了，问道：“姑娘，多少钱？”
“免费，”她高兴地回答，“今天是新年。”说完，看了一眼面前的老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件皮袄的折磨
聂兰锋
大年初二，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大叔却从农村来了，大叔来看我父母，一进门就找，二丫头没来吗？
脚跟脚的，我就来了。
掰一掰指头，二十多年没见了。
小时候在农村，生了一场病，肚子疼得不能上课了，就由老师背着回了家。躺在院子里的蓑衣上，抱着肚子打滚儿，滚到了地上，又从地上滚到蓑衣上。
小药房的医生说不轻呢，去县医院吧。
顶用的只有母亲和姐姐，姐姐十五岁。她们轮流背着我，在她们背上我还是疼得扭来扭去，她们又急又怕，还没出庄就都歪在菜园的小路边，大口地喘气，迷蒙中，听见母亲说“来了身上”，姐姐也说“来了身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谁也走不动了。
正在浇园的大叔发现了我们，撂下挑子，背起地上的我就去了十里外的县医院。
医生说晚半个钟头，这孩子就没命了。医生给了一瓶蓖麻油，让我喝下去，说要灌肠。
原来我的肚子里长满了蛔虫，多得没办法了，就结成了疙瘩拧成了绳，生生想把我的“小肚鸡肠”给拱破。
姐姐还说有蛔虫从我的嘴里呕吐出来，吓死人，有一根卡在了喉咙里，是大叔给拽出来的。我记不清了，在大叔的背上就已经人事不知。当我清醒的时候就又趴在大叔宽厚的背上，身体舒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了。那时正是下半夜一两点钟，没有旁人在那时候走路。不是大叔，那夜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回来了。路经一片坟地，大叔怕我看见“鬼火”，就脱了他的汗衫子蒙住我的头，光着脊梁继续背着我走。
母亲说：“可让这丫头咋孝敬你好哟！”
大叔说：“等二丫头长大了，给俺买件皮袄就行了。”
一转眼就是二十几年，这期间，我也曾假装是城里人多次回过老家，可一次也没有去大叔家里坐。原因是没有一件皮袄带在手边。有次在街上巧遇大叔，刚说两句话，手机响了，再说，手机又响了，大叔就挥挥手，忙去吧忙去吧。
终于，七十岁的大叔拔出腿到城里来了，一进门就找二丫头。我心虚，觉得大叔是在找皮袄。直到住了一宿要走，大叔也没提皮袄的事。
大叔要走了，问，火车站多远啊？我坐火车，回去说说脸上好看。
母亲说二丫头家有车，送你回去吧。
大叔脸上一下子绽放了光彩，皱纹也舒展了许多，我得坐干部座！大叔像个孩子似的高兴着，坐在了副驾驶座上，稳稳的，腆着肚子向后仰躺着。看来大叔真把皮袄的事给忘了。大叔越是忘了，我却越是想起，像做了亏心事一样。
我坐在后座上，我是不轻易坐副驾驶座的，不安全。就在发动车的时候，仰躺着的大叔惬意地说：“二丫头啊，我今天坐在这干部座上，可比穿皮袄舒坦多喽！”
我像一个偷玉米的孩子被无情地揪出了玉米地。
我再也不能忍受皮袄的折磨，天还很暖和的时候，我就把皮袄买好了，很舒展地挂在衣橱里。
说话的工夫，一年就过去了。又一个大年初二，大叔如约而至，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时时透着他坐干部座的风光。可以想象这一年他在村人面前是多么的荣耀。当我兴奋地拿出皮袄，帮大叔穿上，大叔一下子话就少了，哎呀你看这这这……极不适应这从天而降的皮袄，皮袄遮住了大叔退了色的外套和他说话的欲望，老半天都沉默着。别人说什么他不插嘴好像也听不进耳朵里，然后突然作出决定，走。谁也留不住。对于我，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送大叔回家了，可是无论怎么说大叔就是不坐二丫头的车，给他打开了干部座的车门，大叔也不坐，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硬是自己去了火车站，那样匆忙，逃跑一样。
我知道，这件皮袄折磨完了我又开始折磨大叔了。
追踪
彭育彩
雯雯的爸爸、妈妈，像鱼儿一样，在海水里畅游。
雯雯十岁了，她觉得自己长大了，不愿再与爸爸、妈妈粘在一起。她坐在柔软的沙滩上，揉着细滑的沙子。偶尔有贝壳从沙子里滤出来，雯雯便开心得好像灰姑娘意外得到了王子的水晶鞋。
夕阳的余晖，斜照在海面上，摇曳着细碎的金光。一艘渔船像凯旋的勇士，奏着欢歌，靠了岸。
从船里走出一个男子，男子从舱里拖出一个黑黑的、厚厚的塑料水箱，水箱里有不少捕捞来的鱼儿，鱼儿活蹦乱跳的，把雯雯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雯雯好奇地围在船边，看男子清理船舱。
男子的手，甩出一圈漂亮的弧线。弧线消失的沙地上，躺着一棵美丽的海藻。海藻一尺来高，茎和根须是黑褐色的，泛着光泽，晶莹透亮。叶子呈枣红色，一看就让人感受到海的气息。雯雯把它捡起来，小心地洗净海泥，拿在手中把玩。
忽然，男子发现了雯雯，他惊叫一声，盯着雯雯，眼神怪怪的。
男子满脸络腮胡子，黝黑的肤色，乍看像个土匪头子，他朝着雯雯大步走了过来，叽里呱啦地说着一些雯雯听不懂的话，让雯雯紧张得不断往后退，身子直打哆嗦。
附近有个茶座，有人登台献歌，围观的人很多，雯雯急忙混进了人群里。
当雯雯和爸爸、妈妈准备返回海边度假屋的时候，男子正准备用三轮车将鱼运回家里去，一瞅见雯雯，马上开着三轮车朝雯雯这边追了过来。雯雯眼尖，发现情形不妙，赶忙拉着妈妈的手撒腿就跑。
雯雯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妈，有坏人！”
雯雯的妈妈回头一望，果然，背后有一形迹可疑的男子急急追来。
听说这里地痞流氓敲诈游客的事情时有发生，难道这个男子就是来敲诈的？
容不得细想，一家三口，匆匆忙忙上了轿车，飞驶而去。
差不多到度假屋时，总算甩掉了那个男子。
夜里，雯雯全身起满了红疙瘩，星星点点，状如麻疹，痒痒的，好像蚂蚁钻心。雯雯忍不住伸手去抓，结果，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皮都破了，渗出的黄脓水淋淋漓漓地向周围皮肤不断扩散，黄脓水流到哪里，红疙瘩就起到哪里。雯雯被折腾得哎哟哎哟地哭闹，一家人一夜未合眼。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无名中毒。服了医生给的药，雯雯的红疙瘩还是不见消隐。经人介绍，雯雯一家准备登门拜访当地的一位名医。
刚出门，就遇见了上回的那个男子。
男子看见他们，又追了上来，厚厚的嘴唇不停地张合，叽里呱啦地说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方言。
雯雯的爸爸挡在前面，男子跑上前来扯紧他的衣服，指着雯雯对他又比又画。
好啊！不但抢钱，还想抢人？雯雯的爸爸气得握紧了拳头。
他对准男子的鼻孔，挥手就是狠狠的一拳。
雯雯的妈妈直奔门卫室去叫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