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中有大禹化为熊的传说记载。鲁迅小说《理水》，说大禹治水成功，民间开始有种种传闻：“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这里就引用了《随巢子》中记录的传说。
■《魏子》
[汉]魏朗（？-约169）撰。书已佚。3卷，鲁迅辑录为1卷。未印行。魏朗，字少英，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灵帝建灵二年。少为县吏，曾为报兄雠杀人，亡命。后诣太学受“五经”，累官尚书。时人称为“八俊”之一。有“天下忠贞魏少英”美誉。罹党锢之祸，自杀。
■《文子》
传春秋战国时期文子著。文子，老子的弟子。鲁迅在小说《非攻》中说墨子和公输般对话后，着急要见楚王，公输般要他吃了饭再去，“然而墨子不肯听，欠着身子，总想站起来，他是向来坐不住的。公输般知道拗不过，便答应立刻引他去见王”。这里就化用了《文子·自然》中“墨子无席”的典故。意思是说：还没有坐暖席子又去赶路了。
《文子》最早见载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受到汉代官方重视，其后历代政治家如魏徵等治国思想多取于此。唐玄宗天宝元年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其书《文子》为《通玄真经》，列为道教经典“四子”真经之一，入《道藏》。
■《燕丹子》
或为汉时人所撰。《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汉书·艺文志》未载《燕丹子》，《隋书·经籍志》中始著录，作一卷。其书明初犹存，永乐后亡佚。清乾隆时，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中发现《燕丹子》上、中、下三篇，辑出成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清代孙星衍认为此书是燕太子丹死后其宾客所撰，也有人认为成书是在东汉末年。
全书记燕太子丹之事，以反暴秦为基本思想，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这一记载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大体相符。但书中所述“乌白头”、“马生角”、“黄金投蛙”、“决秦王耳”等事，都不可能是事实，为史家所不取。作者长于叙事，娴于辞令，根据传闻虚构情节，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做古代小说的雏形。
■《晏子春秋》
撰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该书为记载春秋时晏子言行的典籍。
《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中奚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说章士钊认为新文化要说“二桃杀三士”，就要说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因此前者为好，后者为坏，因此新文化“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一下子就看出了这话的问题。原来，这里的“三士”乃是武士，并非“读书人”。于是鲁迅说：“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伊尹书》
已佚。《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51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中说：“《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此说可能不确。清人辑有《伊尹书》1卷。或云当为古小说，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伊尹》，辑有伊尹遗文11则，多为伊尹与商汤对话，可以看做诸子之一家，今归入诸子类。
伊尹，名挚。《史记·殷本记》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说汤，致干王道。”皇甫谧《帝王世纪》云：
“伊挚耕于有莘氏之野。”阿衡或为官名。
■《阴谋》
传为[周]吕尚所撰，实为后人伪托。又名《太公阴谋书》。《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尹文子》
[周]尹文著，[清]严可均校。道藏本。直隶书局购得，见《日记·1926/1/12》。
尹文，战国时期齐国人。《尹文子》，旧列名家学派，与《宋子》齐名，人称“宋尹学派”。参《宋子》条说。
■《鬻子说》
又称《鬻子》。《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子部杂家类。此书托名[周]鬻熊所作，但可以肯定为战国后人伪托。已散佚。现在看到的应该是魏晋之后人所作。《四库提要》疑为唐人所作。《全上古文》辑有1卷。《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至言》
[汉]贾山著。书已佚，《汉书》本传保留部分文字。《汉文学史纲要》第7篇提及此书说：“文帝时则有颍川贾山，尝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其后每上书，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不见用。所言今多亡失，惟《至言》见于《汉书》本传。”若此，《至言》也当为儒学之文献。
贾山，约179年前后在世。
■《庄子》
[战国]庄周（约前369-前286）著。鲁迅书中多次引述《庄子》的意见来深化自己的看法。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引用了《庄子》中“天戮之民”的说法，向枪杀徒手民众的北洋军阀表示抗议，同时也向自我咀嚼悲苦而不起身反抗的“造物主的良民”（按即“天戮之民”）表示了悲愤。鲁迅认为“叛逆的猛士”应该“出于人间”，这样的“猛士”已经“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在这样的抗争中，“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鲁迅要改革社会的思想是一贯的，所以屡屡将最高的赞美给予改革的猛士，这充分体现了鲁迅激进的一面。
《朝花夕拾·无常》中，鲁迅记叙家乡迎神赛会戏台上的“无常”，说他奉阎王命去勾魂，“拿隔壁的癞子”，却因为“阿嫂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半刻”，不料阎王认为他是“得钱买放”，结果“捆打四十”。最后，他只好“毫不留情”拘拿了癞子。鲁迅文中说：“‘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他现在毫不留情了，然而这是受了阎罗老子的督责之故，不得已也。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这里的引语就出自《庄子·达生》，意思是（癞子一家）心里即使有愤恨，也怨不着谁了——我是奉命行事。
鲁迅笔下的“无常”是一个很有“鬼格”的形象，以此来反衬人间的冷漠、麻木。行文的“春秋笔法”是明显的。关于这个“无常”的名号，也有多种，有的本子里称为“阴无常”，有的本子却又称“阳无常”；还有称作“死有分”或“活无常”的。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中说：“‘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这里的引语，就源自《庄子·逍遥游》。
小说《出关》，写老聃接见孔子：“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这个传神的描写就出自《庄子·田子方》：“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这里说的“然”，就是“不动的样子”。但小说中关于孔子见老聃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老子生在孔子前，孔子可能见过老聃，如《史记》、《庄子》以及胡适等人；有人认为孔子生在老子前，孔子不可能见过老聃，如钱穆、冯友兰等人；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前，但《老子》一书则在孔子后，老子与《老子》没有直接关系，如清朝学者崔述等人。鲁迅显然接受第一种意见，与胡适意见同。小说中说孔子两次来见老子，细节出自《庄子·天运》；文中说到的庚桑楚这个人，出自《庄子·庚桑楚》，他是老子的门徒。
鲁迅根据《庄子·至乐》改编了著名的独幕剧故事《起死》，收在《故事新编》中。故事说庄子请来司命大神，复活了五百年前的死人杨必恭，复活后的杨必恭赤身裸体，以为庄子抢劫了他，结果请来巡士，巡士放走了庄子，杨必恭揪住巡士不放，急得巡士“摸出警笛，狂吹起来”。故事的荒诞颇具后现代意味，笔者认为是对传统道家思想和价值观的一种解构。鲁迅的后现代感觉是现代小说家中少有的，但鲁迅耽于当下之精神，主动放弃了后现代之追求。
《华盖集·通讯》中说：“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
“强聒不舍”就是《庄子·天下》中的用语（原文为：“强聒而不舍者也”），意思是反对改革的社会力量不断地表达着守旧思想，鲁迅对此感到“可怕”。
《华盖集·答KS君》中说到章士钊：“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庄子·知北游》有“每下愈况”字样，这里的“愈况”，应为“愈甚”之意。章士钊引文时作“每况愈下”，应该属于误记。但现代汉语中两说已经可以并存。
《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考见“小说”之名，即首见于《庄子·外物》：“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县令高悬美誉的意思），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
鲁迅颇推许《庄子》之文采，《汉文学史纲要》第3篇有言：“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对庄周之思想，鲁迅的意见就是：“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作者按：指庄周，下同）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
《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作者按：即诵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作者按：即天才）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这里说到的“犁然”云云，出自《庄子·山木》，意指清晰明白。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翻译外国作品，不求文字华美，但求准确精审，不失文情，以此有别于林纾之译文。
《庄子》有多种版本和注集，清人王先谦《庄子集解》为其一。该书1部3册，鲁迅曾以1元8角购得，见《日记·1923/9/8》。
■《庄子内篇注》
[明]释德清（1546-1623）注。《日记·甲寅/9/12》提及此书。该书后来寄周作人阅，参《老子注》条说。
释德清，即憨山。参见《老子注》条说。
后诸子类（158种）
■《八铭塾钞》
[清]吴懋政著。总2集。《集外集拾遗·怀旧》中提及此书。该书为旧时学习八股文的一种范本。
■《板桥家书》
[清]郑板桥（1693-1765）著。内收家书10封。
《三闲集·怎么写》中说：“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
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鲁迅此说不过为极而言之。
日记体、书简体也颇有佳作，鲁迅生前就有《两地书》，算作“书简体”。
■《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
[唐]李吉甫编。《古籍序跋集·〈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清赵钺及劳格撰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云，见于《文苑英华》。先未写出，适又无《文苑英华》可借，因据《广记》三百九十一录其文，本题《郑钦说》，则复依赵钺劳格说改也。文亦原非传奇，而《广记》注云出《异闻记》，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郑钦说，人名；大同古铭，任升之五世祖任昉在大同墓中得到的篆书铭文。郑钦说为此事辨释，李吉甫编订郑文；赵钺、劳格编《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说李吉甫文出于《文苑英华》；鲁迅据此编入《唐宋传奇集》。但今本《文苑英华》无李吉甫文。
■《辨疑志》
[唐]陆长源撰。《说郛》中收有佚文。《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陆长源，中唐时人，官至尚书右仆射，与孟郊、韩愈、李翱等友善。
另著有《唐春秋》60卷，已亡佚。《辨疑志》3卷，斥神怪妖异，有小说色彩，但属于思想类著述。
■《宾退录》
[宋]赵与撰。10卷4册，上海购得，见《日记·癸丑/6/22》。参《元九宫词谱》条说。《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说：洪迈《夷坚志》“所作小序三十一篇，什九‘各出新意，不相重复’，赵与尝撮其大略入所著《宾退录》（八），叹为‘不可及’，则于此书可谓知言者已”。
赵与，字行之，为宋宗室。赵氏喜与宾客论谈，宾退后笔录成之，故名《宾退录》。该书多所考证，于经史辨析甚详；又记两宋人物掌故，亦翔实可信。
■《丙辰札记》
[清]章学诚著。笔记。《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博物志》
旧题[晋]张华（232-300）著。有晋以后文窜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考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不得已》
[清]杨光先著。顺治时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主持钦天监工作，杨光先极力反对。所著《不得已》有云：“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鲁迅对此表示轻鄙。参见《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等文。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1821-1907）著。笔记。4集，106卷。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等文中多次提及此书。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1727-1789）著。30卷。作者生前未能刊印，约一百年后刊行，印为22卷。商务印书馆翻印节本，12卷。《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馋书》
[唐]罗隐（833-909）著。《四库全书》未见著录，但收入罗隐《两同书》。《提要》说：“《吴越备史》载隐所著有《淮海寓言》、《谗书》，不言有此书（作者按：指《两同书》）。然《淮海寓言》及《谗书》陈振孙已访之未获，惟此书犹传於今。”现有该书为后人辑本。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
■《长短经》
[唐]赵蕤（约659-742）著。杂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说：“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於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於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卿、《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日记·壬子/8/15》：“阅赵蕤《长短经》，内引虞世南史论，录之。”
赵蕤，字太宾，好帝王之学，但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隐居一世。李白曾经跟随过他，时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常侍言旨》
[唐]柳撰。书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提及柳《常侍言旨》案说：“此书无别行之本，此据陶宗仪《说郛》所载”。柳书多记杂事。《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该书为柳记录其父柳芳所言，故称“常侍”，侍者，侍其父也。柳，事迹多不可考。
■《池上草堂笔记》
[清]梁恭辰（1814-？）著。1部8册，并《耳食录》1部8册，1元6角购得，见《日记·1923/11/20》。《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梁恭辰，文学家梁章钜之子。
■《传家宝》
[清]石成金著。该书为旧时人家日用小百科的休闲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