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最近日子过得颇不顺心，本来以为最大政敌蒋介石下野了，他的好日子就来了，没承想半路杀出个李宗仁，先是在特委会上摆了汪精卫一道，然后又击败了唐生智，这两手拳拳砸到汪精卫软肋，汪精卫领袖没当成，连军事盟友也垮了，可以说是要多倒霉有多倒霉。汪精卫是个权欲很重的人，岂肯善罢甘休？何况，没了唐生智，还有张发奎，唐生智虽强，但骄横跋扈难以驾驭，张发奎虽稍有不济，但却比唐生智易于合作，更何况，双方都有个共同的目标——广东。
张发奎是广东人，他的第四军也是粤军，一直以来张发奎和他的部队都有返还广东之意，毕竟，客居他乡的日子不好过。第四军在北伐中战功赫赫，在两湖之战中攻城拔寨，气势如虹，打了不少硬仗，并因此得了铁军之名，但是虽然仗打得很漂亮，日子却未必滋润。两湖一直都是唐生智的地盘，唐生智这个人非常的狂，是个有点能耐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的主，所以说张发奎在两湖的日子很不顺当，时常还遭唐生智白眼，为了避免摩擦，干脆张发奎以东征为名把部队拉到了江西，借朱培德一方宝地吃饭。朱培德这个人还是不错的，重感情，讲义气，这在清共过程中尤为明显，在别的地方剑拔弩张，杀戮遍地之时，江西地面客客气气和平分共，还给离开江西的中共党员盘缠。这说明，朱培德不喜欢走极端，遇事能给自己留后路，是个容易相处的人。虽然到了江西地面上，朱培德对张发奎还算不错，但是张发奎自己能不明白吗？不管怎么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朱培德再客气自己也是客居，所以如果有机会，张发奎还是希望能有机会回到广东的，千好万好都不如家乡好啊。
机会总是有的，自己部下叶挺在南昌搞暴动，而且起义军的目的地还就是广东，这就给张发奎回师广东创造了机会。叶挺是张发奎老部下，部下造反，上司当然有责任清理门户。于是，张发奎率军以平叛为名一路跟随起义军回到了广东——其实起义军一路上尽跟钱大钧打着玩了，压根就没跟张发奎交手，张发奎醉翁之意不在酒，平叛仅仅只是个借口。张发奎终于率部回到了广东，但可惜的是，家乡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他，因为此时在广东主事的是李济深，张发奎的前上司，李济深当然不愿意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回来抢了自己地盘。
李济深是广西人，从军后得到邓铿，就是那个死了个稀里糊涂的冤大头赏识，一路高升，最后以一个广西人的身份当了粤军的军长，当时张发奎还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师长。李济深官越当越大，在北伐时留守广东，坐镇后方，在各部于前线奋力拼杀时，成功控制了广东地面。李济深虽然不属于桂系，但却是桂系最重要的同盟者，大家都是广西人，老乡帮老乡嘛，所以说，一般李宗仁干什么，李济深也会应声而动——广西人的团结由此可见。
一山不容二虎，李济深本来在广东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也没有别人打搅，这回张发奎一回来，这种生活马上被打乱了，虽说二人尚有师生之谊，但在地盘问题上，所有这些旧关系最终都被证明是扯淡，要拉关系可以，将地盘交出来先。较劲是免不了的，张发奎有军队，他就利用军队迫使李济深改组广东省政府，在其中安插陈公博等汪系人物，目的当然是弱化李济深在广东的地位。李济深不甘示弱，将旧部蔡廷锴的军队调回广东扩编为第十一军，并把陈铭枢拉回来和张发奎打擂台——陈铭枢和张发奎虽是原第四军老战友，但在北伐过程中争风吃醋，关系处得很差。一来二去，双方干脆把脸皮也撕掉了，恨不得立刻就见个高低。
广东陷入僵局，两人谁也奈何不了对方，但是那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汪精卫。张发奎想到汪精卫很好理解，毕竟在武汉的那段时间，双方关系也算不错，而汪精卫对广东有意已非一日，张发奎如果能与他合作，当然是事半功倍。李济深想到汪精卫则让人想不通，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想要依靠汪精卫来牵制张发奎，这个想法看起来有些扯。不管怎样，两个人还都邀请汪精卫到广东来做调解，汪精卫一来，李济深立刻感到不对味，汪精卫因为特委会的事和李宗仁闹得很僵，而李济深呢，基本算是半个桂系，所以汪精卫怎么可能和李济深合作呢？汪精卫就跟一根鱼刺一样卡到了李济深的喉咙，让李济深好不难受，想吐都吐不出去了。
汪精卫一心想在广东另立中央，跟桂系把持的特委会对抗，所以对于和李宗仁关系匪浅的李济深颇有驱逐之意，但是好歹李济深也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到了广东，硬来肯定没那么容易，那要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只能调虎离山，趁势偷袭。导演：汪精卫，领衔主演：张发奎、黄琪翔（张发奎部下），主演：李济深、黄绍竑、陈铭枢，友情客串：蒋介石，片名：鸠占鹊巢，广东公映！
蒋介石自从下野后就到日本去了，办完事之后于11月10日回国了。回国的蒋介石就开始活动起来，这回他的对手当然是李宗仁。话说蒋介石被桂系逼宫下野之后，对李宗仁恨得牙痒痒，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而汪精卫此时也跟李宗仁不谐，因此，蒋介石回国后就派代表跟汪精卫接洽，大概意思就是你要在广东立中央，我非常赞同，你要干，我声援。蒋介石在细节处的手腕玩得还是很溜的，这回他不出面，撺掇汪精卫和李宗仁干，然后等这两方搞到局面胶着之后，他再在各方电请之下勉为其难地出山收拾局面。李宗仁是近敌，汪精卫是宿敌，反正都是敌，你们就干吧，老蒋一旁煽风点火，坐观成败。
光光起哄架秧子当然不能算入戏，蒋介石在此次事变中功劳不小，汪精卫调虎离山的关键一步就是借助他完成的。话说老蒋回国后，眼见局势混沌，心中不甚欣喜，然后他假惺惺地在上海筹备什么四中全会，电邀各方要人参加预备会议解决党内近阶段出现的问题，各方要人中就包括汪精卫和李济深。李济深当然不知道老蒋这个冠冕堂皇的邀请到底是何居心，反正，老蒋发电邀请，又说是党国大事，还相当给面子地邀请了他，把他视为同汪精卫一样的要员，在此情势下，他当然不能驳了老蒋的面子。
李济深愿意离粤北上，当然是自以为万无一失，前些日子，他以老上司的情分给张发奎五万大洋，让他去国外旅游，而张发奎也很干脆地接受了，而且和他同时动身。李济深本以为张发奎也念及情分，觉得闹得太僵不好看，出国缓和一下局面，没承想张发奎答应得那么干脆是另有企图，完全是一个圈套——李济深太傻了，没有什么阴谋，张发奎怎么会主动同意离开广东呢？汪精卫此时还给李济深吃下了另一颗定心丸，他让黄绍竑到广东代行李济深之职。黄绍竑是桂系三号人物，李济深对他当然很放心，汪精卫导演工作干得太棒了，简直滴水不漏，不明就里的还以为他真是实心实意地为李济深打算呢。
实际情况是，汪精卫打算利用李济深离粤之机，由张发奎发动兵变，控制广东，而请黄绍竑的本意是将桂系在广西大本营的指挥者一网打尽，汪精卫果然不愧是伪君子，害人的本事一点都不差。策划已毕，事情当然就顺利展开，张发奎确实跟李济深一块儿走了，但是他去了香港之后并没有出洋，而是就地指挥兵变，在广东行事的是其部下黄琪翔（1927年11月17日）。一切都还算顺利，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缺憾是，让黄绍竑跑了，黄绍竑得到广东财政厅厅长的密报，连夜乔装潜逃，赶回了梧州，幸免于难。这样本来以为两广皆入彀中的计划因为黄绍竑逃跑而失算，此次事变仅仅只拿到了广东地盘，不管怎样，这也算捞到好处了。
张黄广州事变是汪精卫借着李宗仁西征之机发动的一次兵变，事变之后双方互相攻讦，好不热闹，而在双方大打嘴仗的同时，在野势力共产党和蒋介石则蠢蠢欲动，将广州事变推向了又一个高潮。毕竟，民国并不只有汪精卫和桂系两家，别的门派当然有权趁着热闹，干些于他们有利的事，闹剧才刚刚开了个头。
“中美合作”
蒋介石回国了，休养早就休养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就要为复出作准备了，要复出，就总得有个契机，而等着契机从天上掉下来太消极，老蒋用了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创造契机，而他利用的则是汪精卫和桂系的矛盾。
汪精卫和桂系本来都是老蒋的政敌，但是政治这个东西，本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为友，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老蒋回国之时，正是桂系如日中天，在政治上，和西山会议派合作操纵着特委会，而在军事上，李宗仁成功将唐生智驱逐，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字辈李宗仁居然成为了今日国民党的头号红人。我们说过，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取得和其实力并不相称的地位是最忌讳的，李宗仁现在便是如此，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但是他的实力还不足以将国民党内各派系利益摆平，甚至连个没有军权的汪精卫，李宗仁也搞不定。而汪精卫呢，眼看这是一天比一天混得惨，如今少了军事支柱唐生智，桂系更加不将其放在眼里了。但是，汪精卫和孙中山一样，局面再被动，他都能有办法掀起波澜，打不过你，搅和死你。
蒋介石此次正是看上了汪精卫的搅和能力，他要利用汪精卫来对抗桂系，然后在双方闹得难以收场之时，由他顺理成章地出山来收拾局面。蒋介石对局面的判断相当准确，桂系虽强，但是目前被困在两湖战事之中无法脱身；汪精卫虽弱，但是他有足够的能量在桂系无暇他顾之时兴风作浪。但是不管谁强谁弱，双方都没有能力真正击倒对手，因此老蒋便能借着混乱趁势取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汪精卫总是被人利用，在老蒋巅峰之时，他被桂系利用逼迫老蒋下野；而在桂系鼎盛之时，他又被老蒋利用促其复位。尽管这在汪精卫看来是相互利用，但是在派系的微妙斗争中，汪精卫从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得利方——因为他和孙中山一样，没有军事实力。汪精卫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手腕获得些许小利，但是他在那些实力派眼里终究只有牵制的价值，一旦这种价值失去，那么他得到的也随时会失去，这就是在乱世讨生活的投机政客的悲哀——尽管拼命折腾，但到头来发现自己只是成了别人适时进退的工具。所以说，从一开始，汪精卫就注定了他在国民党内非主流的尴尬地位。在政治上，仅有清誉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时候有了军队也并不足恃——比如下野之前的蒋介石。
下野之前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样是一条腿走路，蒋介石只有军事资本，汪精卫只有政治资本，所以不管蒋介石爬得有多高，他都随时可能摔落——他的军事资本不足以全面压制其余派系，而缺乏政治资本则会成为一颗影响其权位的定时炸弹。在党内，蒋介石除了张静江、吴稚晖和戴季陶等少数几位相契的元老外，并没有什么强硬的势力，而他着意栽培的陈氏兄弟也仅仅是刚刚起步，虽然在5月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但是要真正瓜熟蒂落尚需时日。陈氏兄弟是蒋介石的长线投资，但是要迅速在党内站稳脚跟光有长线投资是不够的，蒋介石还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短线投资——而这正是蒋介石下野期间的主要任务。
下野期间的蒋介石虽然正处于事业的低谷，但是这也可以看作是为更强势的爆发蓄力，拥有黄埔系的蒋介石潜力无限，而正是这种潜力让蒋介石有了寻求政治交易的资本。山西富商孔祥熙和他的妻子——赫赫有名的宋家大小姐宋霭龄就看上了蒋介石的潜力，并积极运作一场对民国政治而言非同凡响的政治婚姻——蒋介石和宋家三小姐宋美龄的联姻。
蒋介石跟宋美龄的联姻如果完全称之为政治婚姻也并不属实，事实上，双方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两人在1920年便已经相识，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有表现出可能发迹的迹象，他只是一个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军界新人，他对宋美龄的追求可能确有一见倾心的意思。当时的宋家已经是颇有名望的大家族，宋耀如（又名宋嘉树）是孙中山的早期追随者，他的两个女儿宋霭龄和宋庆龄先后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甚至他的二女儿宋庆龄还嫁给了孙中山——尽管这场婚姻遭到了宋家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宋家虽然极力反对宋庆龄和孙中山的这场婚姻，但是不得不说，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大大提升了宋家在民国的地位，也成了宋家政治辉煌的起点。以当时而言，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交往即便有政治目的在内也不会是主要因素，更多的是英雄爱美人。
宋家为何反对孙宋联姻？反对的原因大抵是如下几条，首先宋庆龄与孙中山年轻差距悬殊，宋嘉树从朋友到岳父的角色转换难以适应；其次，孙中山有为孙家宗族承认的正室卢慕贞，宋庆龄可能不易得到孙家宗族尤其是孙中山长兄孙眉的认可；再次，宋家和孙中山相交甚深，宋耀如早年与其合作反清，宋霭龄担任孙中山多年秘书，对孙中山脾性为人一清二楚，宋家可能也不喜欢孙中山的为人；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当时政治前途黯淡，处于政治生涯的低谷，宋家不愿意宋庆龄跟着孙中山过居无定所的日子。
同样的，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宋家长辈（尤其是宋母倪桂珍）大多表示反对，主要的理由是蒋介石有妻室，而且他是佛教徒（宋家是基督徒），当然这一切在精明的宋霭龄眼里都不是问题，她看到的是联姻后的前景：宋家的名望，蒋家的权势，孔家的财富，看起来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更何况当事双方都有意于对方。在宋霭龄和孔祥熙的极力撮合下，宋家长辈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双方在1927年12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结束了长达7年的爱情长跑。
这场婚姻的政治意义远甚于感情意义，时人称之为“中美合作”，宋美龄和美国外交界的关系向来融洽，蒋介石通过这次婚姻正式打通了和美国的政治通道，从而填补了和苏联决裂后的外交真空。蒋介石借助与宋家的合作获得了雄厚的政治根基，同时，孔祥熙在中国金融界的背景让蒋介石扩大实力所需的经济底座更为牢固——蒋介石之所以能压倒国民党其余派系，与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分不开的。通过一场婚姻，蒋介石解决了外交和财政这两方面的问题——而这两方面正是制约国民党前任首脑孙中山发展的桎梏，老蒋正式拥有了大展拳脚的全部资本，接下来要做的仅仅是顺利地复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