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以这个形势来讲，何应钦必须采取守势，不让后方遭难便是大功一件。一开始，蒋介石的安排也是如此。但是何应钦通过分析认为，福建人数虽众，但成分复杂，各部矛盾重重，难以协同，况且闽粤多山，孙传芳的部队多为北军，对地貌地势也难以适应。此外，周荫人官声恶劣，贪财暴敛，为福建百姓所恶，福建民军四起，周荫人后方并不稳固。
经过分析，何应钦认为只要击败周荫人的主力第三军，福建便可以平定。形势果然如何应钦所料，何应钦出奇兵攻取永定，俘虏周荫人司令部机要人员，周荫人仅以十数人脱逃，而后何应钦乘胜追击，大破周荫人部队，攻取松口。周荫人失利，其余各部均各星散，投诚的投诚，溃逃的溃逃，李生春率领周荫人留闽残部投靠国民党，虽有反复，终被剿除，而周荫人则窜逃入浙，自此福建大定。
何应钦此战对敌情分析透彻，战略运用灵活得当，出奇兵直接攻击周荫人本部，事半而功倍，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福建的胜利即为北伐军扫除了后方的隐患，又为大军合围浙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非常关键。何应钦的出色表现也为他奠定了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福建告捷是北伐军的意外之喜，蒋介石自此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正式参与战事。
北伐军在江西和福建的决定性胜利给了原本踌躇满志、准备一举平定南方的孙传芳当头棒喝，孙传芳的美梦方才初醒，但是自己造的孽自己得受着，虽然他立即明白了联结吴佩孚、张作霖共赴大难的重要性，但无奈与吴佩孚芥蒂已生，北洋直系自此丧失根本，灭亡日近了。
迁都之争
北伐军节节胜利，两湖、闽赣四省告破，而江浙两省也近在咫尺，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音，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迁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这个北伐过程中的小插曲也再次暴露出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
国民党原先的大本营是广东，但是广东地处偏远，难以协调全国事宜，因此在北伐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国民党内部便有迁都之议。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部的军事统帅，同样也持此议，一开始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就是迁都武汉，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地处中心，对北伐军的发展颇为有利，但是就在迁都武汉的决议即将落实之时，蒋介石的态度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知道，北伐是苏联支持，国共两党共同参与，而国民党军队为主力进行的一场战争。但是，大家也知道，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地位很尴尬，而反对迁都武汉则正是这种尴尬的集中体现。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并不团结，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另立山头，而国民党中央则由苏联支持下的左派与共产党把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这个联盟的后台则是当时国民党头号政治人物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在中山舰事件中遭到蒋介石算计，避祸赴法，但影响力甚巨，并随时可能回国复职。蒋汪二人虽然在镇压右派时取得一致，并在一段时间内亲密无间，但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政治法则注定了二人必有一场对决，对于蒋介石不利的是，他虽然执掌兵权，但其嫡系仅为第一军，其余各军均关系暧昧，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在党内依然根基薄弱。
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领导北伐军连战连捷，但是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唐生智的势力迅速膨胀，已成蒋介石大患。唐生智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介绍，赵恒锡待他不薄，他还依然造反，更何况蒋介石跟他非亲非故，小唐更加不会与其琴瑟和谐了。唐生智本来只是一个师的师长，但是自从造了赵恒锡的反之后，军力就蹭蹭地上蹿，尤其是借着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的便利，大捞而特捞。在两湖，虽说他没打什么硬仗，但是得利颇丰，收编了大量的北洋溃兵。此时他的实力到了什么程度呢？真真吓坏人，一共有28个团，将近10个师的兵力。
那么唐生智如何能那么快就变得不可一世了呢？一方面唐生智是湖南人，在两湖地区收编部队可用老乡之谊，另一方面，唐生智和北洋的很多旧军人都有校友之谊。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前，民国的军官大多来源于此，“保定系”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界最大的势力，甚至压过“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当时的唐生智就借助这层背景，收拢了好些原保定系的军人。蒋介石倚仗的部队是“黄埔系”，这是中国军界的后起之秀，也被前辈“保定系”视作最大的威胁，所以保定系领袖唐生智和黄埔系领袖蒋介石，从他们的军系背景而言就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
一般来讲，实力强了，胆气就壮了，然后就有了争名夺利的心气，唐生智现在势头凶猛，当然不愿久居人下。如果说蒋介石在国民党根基不深，那么唐生智压根就是个新人，但好就好在唐生智目前的着眼点在军事上，并且有意在国民党内部寻找政治盟友。盟友还是好找的，国民党左派就一直缺个军事大佬撑腰，故而在中山舰事件时可是吃了蒋介石的亏，所以说，唐生智需要政治上的朋友，而左派需要枪杆子，因此干柴烈火，双方感情迅速升温，感觉就是只要老大汪精卫回国，蒋介石就可以被拿下了。
老蒋这个人何其敏感，怎会不知道唐生智和政敌之间勾勾搭搭的状况？而唐生智本人出道于两湖，于此地多有根基，所以一旦定都武汉，唐生智这样的军事强人便会控制中枢，再加上汪精卫的党内人脉，那国民党还能有蒋介石的容身之处？如果让唐生智这样的异己分子当了“九门提督”，以后蒋介石还不得围着汪精卫打转？所以，定都武汉，万万不可。
汪精卫只是一个方面，蒋介石不同意定都武汉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武汉的政治气候。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和汪精卫关系好，虽然蒋介石表面上是个左派，但一直都被共产党当外人，蒋介石之所以在中山舰事件作出如此的过激反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老蒋的潜意识里，只要共产党有动作，那目标就一定是他。而此时的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人大有将武汉翻个底朝天之势，武汉俨然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工农革命的活动中心，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的地盘。当然了，因为中山舰事件时结下的梁子，共产党内部的反蒋空气日益膨胀，包括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内都觉得要整倒老蒋，再加上老蒋在党内素来敌人多，所以此时的武汉实际就是个反蒋大本营。
当老蒋明白定都武汉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不利时，他就果断地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江西目前是北伐司令部，因此为了便于指挥，应该定都南昌，其实他心里的小九九谁不明白？南昌现在是他的地盘，而武汉是政敌的地盘，自然他选南昌而弃武汉了。但可惜的是，国民党内部没人支持他的动议，因为定都武汉是北伐时的既定方针，而且武汉的区位条件显然更有利于国民党向北扩张。
蒋介石为了阻止都城北迁武汉，也算用尽了手段，扣押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然后游说，倡议，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收效甚微，接茬没人理。这次蒋介石搞小动作完全违背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愿，甚至他的老友张静江也反对，所以啊，蒋介石这次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老蒋活动来活动去，甚至赶赴武汉，但遭遇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左派和共产党的白眼和冷言冷语，老蒋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改变局面，所以只能选择妥协，这场迁都之争从1926年年底一直闹到1927年3月，蒋介石寡不敌众，迁都武汉之议宣告落实。
老蒋闹腾没成功，自己当然也得倒霉了，老蒋那一点儿可怜的党权就开始遭到清算，毕竟武汉的天是左派的天。1927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中，蒋介石被大整特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议案，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并且还规定“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可以说老蒋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都被夺了权，损失惨重。
当然，在迁都之争中老蒋虽然输了个底朝天，本来就孤立的党内地位更加孤立了，但是，大家可别小瞧了老蒋，老蒋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还要闹他一闹，当然不只是困兽之斗，他的思虑深着呢。老蒋深知自己时时处于政争的漩涡中心，孤立无援，早晚就会倒霉。因此，他迫切需要在党内找到实力人物的支持，而他挑起这次迁都之争，最重要的考量也在这里，他要通过各方对这个事件的态度寻找到一些可资联盟的帮手，而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蒋介石找到的，不是别人，正是此次北伐中大显身手的广西新贵李宗仁。此公在迁都之争中态度暧昧，虽然没有表态支持蒋介石，但也没有跟风加入武汉的反蒋阵营，而是极力强调团结克制，还说要帮助蒋介石，蒋介石是明白人，当然明白李宗仁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于是，隐然之间，蒋李同盟已经渐显雏形。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要真正获得跟武汉方面争雄的资本，还需要夺取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而浙江和江苏，则正是蒋介石的目标。
衣锦还乡
老蒋在北伐中厥功甚伟，但是却因为迁都问题被国民党中央恶整，非但党内地位没有因为北伐之功而水涨船高，反而还被降了职，夺了权，老蒋可以说在政争中落了下风。老蒋虽说是北伐军总司令，但是他的嫡系力量仅为何应钦的第一军，而第七军的李宗仁也只是态度暧昧而已，在政治上，除了张静江、吴稚晖等少数几个元老与他相契之外，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均与他不睦。因此，目前的老蒋根本就没有与汪精卫对抗的本钱——除非老蒋裂地自立。
老蒋当然也知道如果跟着国民党中央去武汉，无疑是羊入虎口，朝不保夕。因此，为今之计，只能攻取江浙以为基本，而后谋图自立，老蒋的优势在于他是浙江人，在江浙容易得到认可。而此时攻取江浙显然是个好时机，因为孙传芳先失江西，后丢福建，北伐军已经对江浙形成合围之势，更关键的是，孙传芳的部队并不稳当，而浙江的士绅们也更倾向于自己人入主。
中国人最重乡情，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往往同一个地方出去的就容易互相帮衬，形成小集团，这种现象古今皆然。在民国时期，北洋便是以籍贯划分派系，直系多为直隶或周边人士，皖系多为安徽或周边人士，而奉系更是以东北人为主。而乡情之于政治在细节处更是体现得颇为明显，以老蒋为例，其政治生涯的导师陈其美便是浙江人，而与其相契的张静江和吴稚晖也都是江浙人士。所以，从乡情的角度来讲，山东人孙传芳肯定在浙江不如蒋介石这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讨巧，虽说浙江士绅天天闹着退兵息武，但实际上他们显然更希望由老乡蒋介石来浙主持大局。
东南的士绅实力雄厚，一遇战事便会四处活动，乞求息战，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失败，但是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在奉军南下时，这些士绅便迫使北洋政府在上海退兵，并从此不设防区。这次眼看战事即将重燃，他们就又开始活动了，没办法，有钱人嘛，谁愿意自己苦心经营的店面厂子老受炮火的威胁？但是，这些士绅这次显然没有活动开孙传芳，孙传芳此次铁了心要死守浙江了。
孙传芳原本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梦也越做越唯美，但是革命军先取江西，后夺福建，显然对老孙触动不小，可怜老孙还没当过一天的派系老大，便要面临覆亡的危险。老孙立马明白了靠自己是挡不住气势如虹的革命党了，所以他前一段就屁颠屁颠地去了北方，跟原先的仇敌张作霖谈判，意思是老弟我扛不住了，为今只有老哥你能救我于水火，咱虽说是有些小摩擦，但毕竟是一家人，这次国民党显然是冲着我们北洋来的，所以还请老哥接济则个。张作霖当然比孙传芳聪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岂能不知？于是就自封为安国军大元帅，孙传芳和吴佩孚当副手。但让老张觉得有些丧气的是吴佩孚却对此很冷淡，即便他已经被打得丢盔卸甲，不日将亡，他也不愿意发话让老张救援，没办法，吴佩孚天生有股傲气，越是困难，越要自己死扛。老张当然也想玉帅发句话，但是等来等去玉帅就是不吱声，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这个所谓联军其实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张作霖对吴佩孚一直心存感激，尽管吴佩孚总也不理他，但是他还是在等吴佩孚发话，毕竟玉帅不说话，这个联军便是名不副实，老张的大元帅也当得不开心。孙传芳入京乞怜已经是病入膏肓，江南局势几无可挽回，于是老张决定采取守势，稳固江北，固守江浙，而奉军则先期派遣张宗昌鲁军驰援江苏。
浙江方面其实早在北伐军与孙传芳激战时便已经闹出了夏超反骨的内乱，但可惜夏超在浙江多有树敌，事未成而被孙传芳援兵宋梅村部扑灭，夏超本人也命丧黄泉。但是，孙传芳部队的倒戈大戏才刚开了个头，不久，与孙素来不睦的周凤岐，以及浙江省长陈仪便投靠了国民党，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部队也以浙人为主，他们倒戈之后便先期在浙江与孙部交战，只不过实力悬殊，很快便丢失了阵地，纷纷撤退，但不管怎么说，炮灰的作用还是起到了，也为攻浙的主力白崇禧领导的桂军开了个不算太好的头。
白崇禧当然不愿意放弃大好的立功机会，在衢州召开前敌会议，集结革命军，寻找屯兵兰溪和金华的孙军主力决战。孙传芳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孟昭月在兰溪，周荫人残部在金华，而孙传芳在安徽的部队也蠢蠢欲动，试图打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双方战事一点即燃，孙传芳的部队本无战意，在北伐军的强势进攻下，很快便纷纷败退，当然了，途中免不了有些将领向革命党输诚，很快孙传芳主力孟昭月的抵抗就被摧毁了，丢掉富阳之后，浙江全境已大部归属北伐军。1927年2月18日，白崇禧进驻杭州，宣告浙江战事初告胜利。而孙军在浙东，浙南的残部则在何应钦的协助下很快肃清，孙传芳一败再败，丢掉了浙江之后，已经基本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
浙江的战事结束，江苏便成为了新一轮的焦点。此时，张宗昌的部将毕庶澄已经到达江苏，准备和孙传芳一道背水一战。但是打仗这东西，气势折了，便再难挽回，比如孙传芳，连失三省之后，虽然自己还勉力支撑，但一众手下就不愿意跟着他厮混了，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孙传芳得到了奉军的支持，准备做最后的挣扎时，手下又有人投诚了——安徽的陈调元便在安庆宣布与孙决裂。陈调元叛孙算是孙军玩完的一曲前奏，孙传芳号称长江五省总司令，但实际上真正归他控制，忠于他的部队还真不多，自与北伐军交战以来，手下时有部队叛变，而陈调元在安徽釜底抽薪无疑让孙传芳目眩耳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