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约法提出的责任内阁制将大总统权力架空，实权自然就落在了内阁总理身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唐绍仪，之所以选他，一方面是因为他跟袁世凯自朝鲜时期就结下的深厚友谊，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和谈的北方代表，革命党比较能接受他。按说唐绍仪应该是两方面都摆得平的人物，强势说不上，至少也不会四处碰钉子，但是我们要注意，跟唐绍仪私交不错的仅仅是袁世凯，其他北洋人物跟他可没交情，而他在南北和谈期间的作为，也惹恼了这帮本来就对他不咋感冒的爷。唐绍仪在谈判中有两件事情让北洋系不高兴，一是加入同盟会，不过这好歹是他个人的事，北洋系这帮人虽然不高兴，但也管不了那么宽；二是同意革命党军队北上，这就让北洋军人不高兴了，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力，让你引狼入室的？因此，打从唐绍仪当上总理的那天起，北洋系这帮人就没停止过对他的攻击，袁世凯耳朵里成天听到的都是诸如“唐绍仪挟革命党自重，意欲自立门户”的言辞。大家想，袁世凯本来就对自己被架空不高兴，这些人再在耳朵旁一念叨，那他还能一如既往地信任唐绍仪？
这内阁还没运转呢，大总统就跟内阁总理暗生芥蒂，那大家说这届内阁还能好得了吗？果然，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当了一百天不到，就不声不响地交了个辞呈，一走了事。唐绍仪这个总理难啊，北洋系那帮人老是甩脸子不说，袁世凯也对他不再那么信任，再加上任上那一堆烂事，他是真干不下去了。
首先是钱，由于清政府留下的这一堆烂摊子，现如今民国政府穷到干点啥都要找洋人借钱，虽然最后全权负责借钱的是财政部长熊希龄，但是一个内阁总理老是纠结于柴米油盐的琐事，心里总是不爽的。
当然最要紧的还是人，这也是导致唐绍仪不辞而别的最重要原因——这涉及的是直隶总督的问题。原本唐绍仪将这个位置许给了王芝祥，袁世凯一开始也同意了，但是呢，心里又总有些疙瘩，总觉得直隶总督这样的实权位置不能给一个跟同盟会接近的人。然后等几个直隶军人通电反对之后，袁世凯就跟唐绍仪说是不是让此公去当个“南方军宣慰使”。唐绍仪当然不同意，都说好了的事说改就改，那他这个总理还有威信吗？但是袁世凯不管那个，直接就发布了命令——大家要明白，人事任命是要经过内阁批准的，袁世凯这样自行其是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唐绍仪他对自己这个没有实权的大总统不满吗？
一来二去，唐绍仪觉得自己这个总理是干不下去了——袁世凯都发飙了，他还怎么干？在唐绍仪提交辞呈后，革命党的几位内阁官员也同时辞职。于是，第一届内阁就随着内阁总理的不辞而别而寿终正寝，而此时距离内阁成立还未满百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坏的开始呢？
如果说此前袁世凯对这个空有一个冠冕的大总统还是心存不满的话，那么此次借王芝祥一事公然跟内阁争夺人事权就完全是借题发挥了。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抵触从暗到明，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开始力图摘去头上的这个紧箍咒。这一天迟早会来，只不过，在民国第一届内阁还未满百日就来实在是早了些。
借刀杀人刀在手
民国因武昌起义而肇始，论功行赏，武昌功臣们也应该分得一杯羹，但是中国政坛历来有论资排辈之弊，武昌功臣虽厥功甚伟，但资历根基则相对较浅，因此在分蛋糕的过程中难免吃些亏。当时武昌首义的功臣较为著名的有“三武”，孙武、张振武以及蒋闻武，他们这几位是真枪实弹地闹革命，甚至孙武还在试验炸弹时受伤，但是因为年轻，这仨都没有能飞黄腾达，反而被革命党逼上梁山的黎元洪现在倒是春光满面，混得很开。
要说黎元洪他们家还真是祖上积德，荫其子孙。简单来说，黎元洪突然在民国叫响名号的过程是天上掉馅儿饼，黎元洪怀疑那是炸弹，拼命闪躲，但闪躲未及便被人摁住，然后馅儿饼生生砸到了他头上。黎元洪的事迹告诉我们，如果上天注定要给你机会，即便你辗转腾挪就是不想应，到时候也一定会有人逼着你应下来——真是想不发达都不行。黎元洪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民国的要角，与孙中山、袁世凯以及黄兴并称民初四巨头。大家想想，后面那仨为了赢得这个地位吃了多少苦头，而黎元洪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黎元洪的好运气还没有结束，刚刚出了风头，就被人瞄上了。
瞄上黎元洪的是立宪派，如今的民国是袁世凯北洋系和同盟会双巨头，在清朝时期还名声响亮的立宪派却快被人遗忘了。立宪派这帮社会名流想来想去，还是得找个人撑场面，而找来找去，就发现黎元洪最合适。黎元洪有个诨号叫黎菩萨，就是说他忠厚老实，为人谦逊，有长者之风。这个特点非常符合立宪派的审美观——对这帮人中庸的处世哲学而言，黎元洪实在是深得其心。更美妙的是，黎元洪现在好歹算个巨头，而且无依无傍，两头都不挨着。这么一琢磨，立宪派和黎元洪实在是天作之合。
还有比黎元洪狗屎运更好的吗？武昌起义之前，除了湖北那帮人，谁听说过他？如今借着武昌起义的东风，他已经是名扬全国，要啥有啥了。当然，黎元洪运气好到这个地步，自然也会有人对他坐享其成看不顺眼，比如武昌三武中的张振武。张振武是横竖看黎元洪不顺眼，他就是闹不明白，为啥他拼死拼活到后来什么都没捞上，而黎元洪甚至嘴皮子都没动一下就什么都捞着了。
黎元洪对这样的小青年一开始是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想着把张振武这个刺儿头调离武汉，大家眼不见为净总好了吧。没想到张振武真有邪的，袁世凯打发他去蒙古做调查员——说实在的，这事儿虽然苦点，但也是建功立业的机会。但张振武硬是理都不想理，径直回了武汉。黎元洪一看这孩子这嚣张样，脑袋又开始疼了，但是越怕出事就越出事。张振武回武汉后，湖北就陆陆续续出了些事，一会有人把中央下来的调查员给毙了，一会又有几个看军政府不顺眼要造反了，一会又是楚望台军械所守兵闹事。反正，没消停。更让黎元洪心悸的是，他查到军械所闹事的那帮人跟张振武有关。事情明摆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振武压根没想着要和黎元洪交好，完全是回来拆台的。
黎元洪想来想去，觉得张振武这事比较棘手，要是放任不管吧，张振武肯定还能闹出更大的事儿来，要是管吧，怎么管呢？警告？光警告有啥用啊，这不逼着张振武摊牌嘛！谈判？张振武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讲话的人啊！杀人？对，只能杀人了。不过要讲到杀人，这事就更大了，张振武再不对，终究还是武昌功臣，活着的时候显不出牛逼，死了影响就大了，要是落个擅杀功臣的罪名，黎元洪可怎么接着混啊。最后，黎元洪用他那大智若愚的脑袋想出了个马马虎虎的主意——借刀杀人。
黎元洪谁都可以找，你也别去找袁世凯啊。想要借袁世凯的刀杀人，呵呵，那你认为袁世凯那么多年是白混的？从来只有袁世凯借刀杀人，哪有听说过别人借袁世凯的刀杀人的？但是黎元洪一时犯了傻，没琢磨琢磨，就被袁世凯来了个后发先制。袁世凯同意了，但是在同意之前，他又发电再问了几遍，等到确定黎元洪密电无误之后，方才应承下来。且说张振武在武汉玩够了之后，回到北京先后于德昌饭店和六国饭店大宴宾客，请的也是军政两界要人，排场搞得挺大。从饭店出来后就被五花大绑送去了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然后陆建章给他看了袁世凯的命令、黎元洪的密电之后，便让张振武去见天父了。
张振武这一死不要紧，立即引发了革命党的动荡，孙武等武昌要人、同盟会驻京代表也前去探望。当时孙武跟黎元洪走得很近，有人怀疑是他主使，他自然也要辟谣一下。其实辟不辟谣，这事都跟他无关。开国元勋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而且根本未经审理，连为什么死都说不清楚，这当然让革命党非常不满，群情愤愤，矛头直指袁世凯。有人说黎元洪得逞了，大家可不要小看袁世凯哦。袁世凯看到这帮人来质问，那叫一个镇定，连声说这跟我没关系，我是受人之托，不信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袁世凯图穷匕见，将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黎元洪借刀杀人，自以得计，醒过神来一看，这把刀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握在了自己手里！黎元洪太嫩了，他也不想想，袁世凯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帮他办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这下好了，把柄被袁世凯捏住了，生生被袁世凯吃了一干净。幸运的是，张振武被杀虽不符合司法章程——当时民国只有个约法，还是临时的，对这个章程倒也没个明确解释，但黎元洪倒确实也捏到了他该死的证据。革命党那帮人也只能说念及张振武有功，本应宽宥小过之类，但对他被杀又拿不出个不该杀的确凿理由，最后此事只能是随他去了。张振武本来人缘也一般，同盟会不过是要借此攻击袁世凯，但最后发现只能攻击到黎元洪，而且还没多大分量，因此也就罢了。
不过，这一来一回的，袁世凯倒是捏到了黎元洪的小辫子——大家出来看啊，你们眼中的宽厚长者就是这个货色，然后黎元洪就只能任由袁世凯摆布了。黎元洪本来是第三方势力，本应该明辨利弊，左右逢源，没想到自己弄巧不成反成拙，被袁世凯借力打力，将计就计，生生给降住了。黎元洪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袁世凯，因此他也就只能吞下被袁世凯反制的苦果了。
反清盟主
在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似乎革命党和同盟会是同义词，但事实上，同盟会虽然包容了很多反清志士，影响力也是反清组织中最大的，但其与革命党并不能画上等号。所谓革命党，实际上是站在清廷的角度而言的。对于朝廷来讲，不管这个人出自什么会，只要他造反，便是需要铲除的革命党。但是，对于革命党人而言，则不可能像清廷一样一锅烩，毕竟大家各有所属，不免有些门户之见。《隋唐演义》中讲说十八路反王起兵反隋，到最终免不了要排排坐，推定个混世魔王程咬金来当盟主。而革命党呢，同样也存在个盟主的问题。虽然孙中山人望鼎盛，资历甚深，是当然之选，但须知任何政治地位的取得都不会轻而易举。
要讲到反清盟主一事，免不得要先从名声最过响亮的同盟会说起。同盟会最初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反清组织合并而成，其中，日本的一些光复会会员也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政纲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当然，同盟会中很多会员对三民主义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之所以入会，是出于一个单纯的目的——反清。如果反清一事进行得顺顺当当，这些潜在的矛盾自然也就被压制下去，如若不然，那同盟会这同盟二字也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同盟会是举着反清的大旗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壮大起来的，但是求同存异这玩意儿就是把双刃剑，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内部就会有人炸刺儿。
不幸的是，同盟会一开始的反清事业进行得并不顺当，因此自然也少不得有人对组织不满，要出去单干——比如，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就觉得不爽，举旗单干了。光复会单干，一方面是觉得跟着同盟会干没前途，因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国外混当，光顾着宣传也不行动，这在主张力行高于宣传的光复会成员看来，自然是难以忍受的；另一方面就是光复会成员大多不太接受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舶来品，是洋玩意儿，而光复会那帮人呢，大多是些思想传统的人——章炳麟、徐锡麟和陶成章均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改朝换代，就是换个人当皇帝，因而对同盟会的主张颇不以为然。
相比于宣传重于实践的同盟会，光复会则要激进得多。当然，他们也没能力像太平天国那样把老百姓煽动起来造反，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搞暗杀。光复会成员大多有侠义精神，一股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猛劲，说干就干，不含糊。光复会成员搞的最轰动的事件就是徐锡麟和秋瑾领导的安庆起义，但是轰动是轰动了，领导人却丢了性命。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根本就不理解他们。大家都读过鲁迅的《药》吧，说的就是这事。虽然我们说搞革命要少说多练，但是没头没脑地刺杀个把清朝大员也动摇不了清廷根基啊。更何况，这种刺杀活动代价也未免大了点，光就这次安庆起义，光复会就牺牲了两位主要领导人。在徐锡麟和秋瑾牺牲后，光复会的活动一度陷入了停滞，直到陶成章回国后才有所恢复。
光复会的早期领导者是教育大家蔡元培和国学大师章炳麟（也就是章太炎），不过这两位在光复会单干之后就跟下面这帮愤青渐行渐远，到最后干脆重新加入同盟会当要员去了。此后光复会的主要领导者是国内的徐锡麟和秋瑾，以及国外的陶成章。徐锡麟和秋瑾就那么壮烈了，自然光复会的全副担子就压在了陶成章身上。那么陶成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话说陶成章在同盟会期间曾有一次想要跟南洋华侨募捐，但自己没有名气，人家不爱搭理，他就想让名气大的孙中山写个介绍函，结果孙中山没答应，陶成章便恼羞成怒，要求同盟会免去孙中山的总理之职。以此例而言，陶成章实在是个刺儿头，说好听点叫恩怨分明，说难听点叫睚眦必较。陶成章本来就对三民主义那套不甚感冒，加上孙中山驳了他的面子，也便觉得没有在同盟会待下去的必要，于是便在1910年于日本纠结了些同样看孙中山不爽的同道中人重组了光复会。本来拉出一票人单干已经够招孙中山恨的了，陶成章还变本加厉，在海外跟同盟会唱起了对台戏，抢人抢地，一副要当反清盟主的模样。
孙中山表面上看起来大度能容，实际上早就对陶成章搞分裂不满了。别的事孙中山也就忍了，但要说抢反清组织的头把交椅，那孙公就没那么好说话了。结果在1912年（民国元年）1月14日，专业搞暗杀的陶成章被业余搞暗杀的孙中山给做了，策划此事的是陈其美，而负责实施的便是日后飞黄腾达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还是陈其美的小弟，可以说政治生涯才刚刚起步，但是也该蒋介石发达，他傍上了陈其美这样在孙中山面前红得发紫的大佬，然后还帮助孙中山办了桩想办但又不好办的事儿，如此这般，想不得国父宠信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