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一年了，累一年了，斗一年了，皇帝亲自主持宴会让群臣放松休息，宴会期间大家放下包袱尽情享乐，闹心的事儿留给明天。可是这里面的秩序不能乱了，就好比年会上领导挨桌敬酒似的，他很清楚应该站在谁那里敬酒，全桌人也很清楚需要站起来配合领导，这就是钓鱼宴的秩序关系——天子未得鱼，宰执不得举。侍中未得鱼，学士未可举（《涑水纪闻》）。钓鱼的时候，如果皇帝没钓上来，其他人咬钩了也得挺着。等皇帝钓上了鱼，继而宰相举竿，然后按照次序举竿。这期间当然有些官员心不在焉，经常参加觉得没什么意思失去了新鲜感，比如王安石。宋仁宗某次的钓鱼宴，时王安石任知制诰，坐着难受，竟然把鱼饵给吃了。皇帝钓上鱼后用红网装起来，宰相得鱼后，用白网装起。秩序不能乱，一旦乱了，严重的容易发生命案，譬如曹利用，他用了红网装鱼。当时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断言道：“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曹利用未几而败。
曹利用最著名的故事即是代表北宋与辽国谈“澶渊之盟”的岁币问题。
当时真宗表示可以给点儿钱，但不能割让土地，一百万吧！宰相寇准嘱咐他说要是给钱多了回来我弄死你！曹利用顶着多方压力前去谈判，果不其然辽国提出割地。辽国萧太后说，后晋给我们的土地让周世宗夺走了，今宜还我。曹利用巧妙地回答，晋人以割地给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割地之请，利用不敢以闻。《宋史·曹利用传》仅简简单单地记录了几句对白，个中细节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是那个时代最犀利的谈判专家，他在这次活动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回来之后内侍问他给了多少钱，曹利用伸手抓痒说，此为机密大事，当面奏官家。内侍回禀真宗，没说多少钱，只是伸出三根手指头挠了下脸。真宗大叫道：“三百万？”良久，才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只要息兵停火比啥都强。曹利用面见官家，真宗急忙问具体数字。曹利用卖了个关子，臣有罪，许给辽国银绢过多。真宗说，少废话，到底答应了他们给多少？曹利用说三十万。真宗先惊诧，继而大喜，这事儿办得明白！澶渊之盟，双方商定辽、宋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宋朝两个县的税收。其时大宋有一千多个县，用两个县的税收换来百年和平，这笔买卖做得值。曹利用因此官升枢密副使，历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左仆射兼侍中衔。
无独有偶，也是在一次节日宴会上，宰相寇准有劝酒的毛病，劝到曹利用这里，老曹不喝。三劝两劝两人干了起来，寇准认为他公然拒绝宰相的敬酒，这是给脸不要脸。曹利用认为咱俩现在平级别拿你那宰相头衔压我，你以为老子还是当年被你威胁的那个小官呢？寇准急了，骂他一句，你不过一匹夫，竟然不给我面子？曹利用不甘示弱，我是中央高官，你身为宰相竟骂我是匹夫，明天到官家面前理论。其他官员赶紧出来圆场，此事不了了之。之后寇准被丁谓、曹利用排挤出中央，在地方过着萍踪江湖的生活。寇准被贬道州，老百姓闻听寇相公要来没房子住，于是自发盖房，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地方官把这事儿报告朝廷，坐镇中央的丁谓很快下了命令，贬雷州。寇准临行时前来送行的官员百姓不计其数，道路堵塞，马也不愿意走。寇准悲从中来，哭着对地方官员说，回去告诉丁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这样对我？其后，丁谓被贬崖州路过道州，地方官袁抗转达了寇准的话。丁谓说打击他的人是曹利用，跟我没啥关系，当年一次节日宴会上，他们两个因为劝酒吵起来了，盖因此事（《事实类苑》）。
钓鱼宴上的这种秩序关系，导致仕途上有人欢喜有人忧。曹利用用红网装鱼的细节被人看到，并且提出了断论。曹利用权势过重，为人愈发飘忽。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即位，年岁尚幼，晏殊提出了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以此掣肘真宗朝老臣的权势。其时刘太后与曹利用、丁谓等人联合赶走寇准，权势已然壮大，垂帘听政只不过走个过场而已。刘太后对合作伙伴曹利用颇有忌惮，从不叫他名字，称呼为“侍中”。
曹利用身上最大的特点是骄傲。骄傲是需要资本的，他可以大张旗鼓地说大宋百年和平是他谈出来的。事实在那儿摆着，无可厚非。至于澶渊之盟中有功劳的寇准，早已经被收拾了，论功行赏曹利用获利最大，所以常常“以勋旧自居”，根本不把刘太后放在眼里，导致“左右多怨”。曹利用在御前奏事时，稍有不合心意，则以指爪叩腰带。太后身边的人就说了，先帝在的时候他敢这样吗？太后颇衔怒。人缘不佳，四处得罪人，没人说好话，指不定什么时候谁背后捅一下。曹利用得罪人的事儿颇多，内侍官罗崇勋犯了错误，刘太后让曹利用教导教导，哪知曹利用一顿臭骂，气得罗崇勋深深恨之。
《罗织经·保身》：“庶人莫与官争，贵人不结人怨。弱则保命，不可作强；强则敛翼，休求尽善。罪己宜苛，人怜不致大害。责人勿厉，小惠或有大得。”明确地指出了责备下属的尺度，像曹利用这样骄傲是非常危险的，常言道过分的谦虚是骄傲，过分的骄傲是自信，放在官场里，则是骄傲加自信等于死亡！骄傲到鼻孔朝天的人，走道不会看脚下的路，很容易一脚踏空，必将坠入万丈深渊。好了，大家都在等机会，机会一旦出现，必出手置其于死地。
曹利用的侄子曹汭成了突破口。又是官员后院起火，很多人败在了这上面，曹利用也不例外。侄子曹汭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乱，任赵州兵马监押时多有不法之事，被州民赵德崇告了御状。内侍官罗崇勋主动提出要去审理此事，一个公然报复的机会，可想而知，罗崇勋着手办理没事儿也得整出事儿来。审问之下，查出了猛料，曹汭一次喝酒喝多了身披黄衣，令人呼万岁，这一条足以致死。曹汭押解京城，直接杖死。曹利用以治家不严受到了牵连，降级为枢密使，出判邓州。事情到这儿并未结束，按照官场斗争的习惯，不出手大家相安无事，一出手必然一整到底。罗崇勋说曹汭是曹利用内侄，谋逆之事与他有关系，不能就这么草率处理。刘太后想也对，拿下曹利用。宰相张士逊不敢苟同他们的意见，力挺曹利用，气得刘太后给他一顿臭骂，曹利用举荐你，你就为他辩白是吧？再问另一位宰相王曾，也是这个态度。两位大员不合作，那就一起来吧！清除党羽，务必连根拔除。曹利用罢枢密使，降左千牛卫将军、知随州。张士逊因此罢相，以刑部尚书衔去了江宁，其后的王曾以玉清宫大火失职贬知青州。
曹汭的一件事导致叔叔曹利用被踢出中央、曹利用的两个儿子被罢官、家产悉数没收，事情到了这等地步，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官场斗争的《罗织经》，唐代武周时期酷吏来俊臣、万国俊编著，讲述如何罗织罪名，权谋斗智，揭示了人性最为阴暗的一面。宰相狄仁杰读完冷汗涔流，武则天阅后自叹不如。其心机、智慧、凶残、冷血、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堪称巅峰，更重要的是该书披露了历史上为什么忠臣永远斗不过奸臣。
习惯告诉我们事情还没有完。曹利用倾家荡产了，一毛没有，想着怎么挣点钱，于是乎挪用公款放贷，被朝廷抓住了把柄再贬房州，上任时由内侍官杨怀敏随行。中央大员去地方工作，有内侍官同行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当时已是刘太后的天下了，内侍官罗崇勋、江德明当政。老曹曾经骂过罗崇勋，这不可能有他的好。估计在临行前领导罗崇勋曾面授机宜，所以走到襄阳驿，杨怀敏不走了，以语逼之。具体说了什么不太清楚，总之不会有什么好听的话，无非刺激、挖苦、鄙视曹利用的各种恶语。骄傲的曹利用如今骄傲不起来，虎落平阳被犬欺，刚愎自用的脾气一上来，遂投缳而绝，上吊自杀了。杨怀敏、罗崇勋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以曹利用在上任途中“暴毙身亡”上奏朝廷。
官场斗争的第一原则，逾越了实际秩序和精神秩序必然遭整，这也是曹利用给我们的启示。他在实际中的确逾越了礼法，如钓鱼宴上用红网装鱼、对新领导刘太后不尊敬、不照顾同事及属下的情绪，致使人人厌之。即便没有前面僭越那一条，单凭骄傲到“上下背德”的地步，必然挨整。正所谓“为上者疑，为下者惧。上下背德，祸必兴焉。”（《罗织经·事上》）钓鱼宴有着光彩照人的一面，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却暗流涌动。一名官员能否在官场钓鱼宴中钓得鱼、赏得花、行得稳、走得远、吃得开，关键要弄清楚官场斗争的方式以及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句话是很多人的处世之道，放在官场里绝对不适用，你可以保证不攻击别人，但无法保证别人不攻击你！甚至有时候不清楚因为什么被黑，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背后的玄机无外乎认清钓鱼宴，看透《罗织经》。
2.一名非主流的技术官员
李余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原任国子监博士，后来出任常州知州，地点在今江苏省常州市。李余庆在任期间雷厉风行，对恶势力绝不姑息，手段毒辣，狠人一枚，常州“打黑”系列行动震荡各界，凶人黠吏畏之如神。没有最狠只有更狠，早先当地的黑社会横霸一方，自李大人上任以来当地各方势力噤若寒蝉。这就说明了当官的只要够狠没有不害怕的，地方上所谓的“凶人黠吏”不过是衙门的附庸，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欺男霸女，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这种直接利益上的斗争关系，必然有一方选择妥协。
李余庆是一位正直的有作为的官员，在任期间常州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贪官污吏、泼皮无赖被他整苦了，大家伙不敢怒也不敢言。当时有一名医官坏事没少干，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按照李大人的清理速度，很快就会轮到他的头上，于是医官先下手为强。医官非常清楚“敌者，利害相冲，死生弗容”，既然选择了李大人作为敌人，那么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罗织经·制敌》：“君子敌小人，亦小人也。小人友君子，亦君子也。”这段文字充分地说明了君子与小人的辩证关系，即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所谓的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与小人为敌，也就变成了小人，反过来小人与君子友善，自然而然变成了君子，儒家思想里的两种人格身份在官场斗争中起不到多大作用。《罗织经》说得未免极端，可是现实中的确如此。有时候我一直在想研究历史究竟要干什么，结果到头来还不是不断重复错误？前人的经典著作说得相当明白，后人却经常在这上面栽跟头，也许研究历史就是在重复错误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错误。医官下手了，发挥他的特长，直接给李余庆下毒。李余庆上吐下泻，有进气没出气，临死前忽然察觉是医官所为。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李知州命人抬着自己到州府升堂，传讯医官，当场打死，之后他也去世了，葬于横山。医官下毒不够彻底，反遭李余庆最后一波的反扑，最后两人同归于尽，为斗争献出了生命。多年后，当地人依然敬畏李余庆，路过他坟墓，下马缓行。家有重病患者就到他坟墓取土，洒于床席（《宋稗类钞》）。
该事件中有令人不解之处，医官为什么与知州大人斗在一处？这其实是一种直接的利益侵害关系。李余庆雷厉风行，要在常州来次大换血。贪赃枉法的那帮人自然感到了来自衙门的压力，他们的利益直接受到了衙门的“侵害”。医官见不能脱身，只有来了一招鱼死网破。给领导下毒，这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如果朝廷命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任上，势必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地方势力若不能够摆平有关部门，只好请相关嫌疑人去有关部门做客“喝茶”。此例中可见医官迫不得已，生命利益遭到了李余庆的严重威胁，若不出手下一个死的只能是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医官的力量终究不能够与知州大人对抗，然而利益面前各不相让，有多大能量使多大能量，似乎与官职、地位、名望等等毫不相干，唯有甩开膀子一搏。宋代医官属于技术官，又作“伎术官”，泛指在朝廷任职的专门技术人士，例如天文官、书法官、绘画官。技术官是游离在体制外的一支队伍，与当朝执政的文官集团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更类似于吏员，专门为皇帝及公卿大臣提供服务。正统科举、恩荫、举荐入仕的文官士大夫其实瞧不起他们，在收复失地不如考中状元的宋代官方“重文”的政治环境下，技术官不招待见稀松平常。技术官面临四大问题，即升迁难、待遇差、没权力、地位低，因为升迁特别困难，导致工资待遇不高，所以又导致社会地位低下。以医官为例，宋代设有医官院，规定医官秩有十四阶，如成全大夫、平和大夫、翰林良医、保安郎等。宋初规定技术官十年一磨勘，宋仁宗庆历改为五年一升迁，这与文官三年一磨勘的制度相去甚远。苟能耐住寂寞，清闲一辈子，如果想提高物质生活，只有动歪心思，那么斗争也就不可避免。
技术官中医官待遇虽然一般，但灰色收入颇丰。宋代医疗市场较为发达并且混乱，《老学庵笔记》记载，宋高宗定都临安，皇帝一来像一块吸铁石，四方士民商贾悉数跑到新都城临安。官府创建开张，朱红大墙刷得焕然一新，被广大商人当成了广告宣传栏，如“王防御契圣眼科，陆官人遇仙风药”，“干湿脚气四时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大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如此凡数十联，医药广告占了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医官、名医，远比民间的江湖郎中要价高。但凡地方有疫情，朝廷会派医官出差，地方赠予治疗费颇多。如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广南军队中流行瘴疫，医官院选医官三人，赐绢五十匹，遣赴桂州，治愈数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医生行医的费用通常是双方协商，或者医生开价，外加患者打赏。看一次大病最少也得十贯钱，最多达到三千贯。如迪功郎周仅患有疝气，当时有一医生针灸治愈，给了十贯钱外加三匹绢，过了半个月病又犯了，再寻医生已不见。仁宗时陕西华州士人郭行父亲患病，医生开价一百贯，少一个子儿也不干！最后郭行只好依他，方才治好了父亲的病。这种漫天要价的现象屡见不鲜，宜兴名医段承务有一次给人看病要了五百贯（《宋代物价研究》）。宋高宗御医王继先飞黄腾达是个例外，秦桧让夫人王氏与之结拜，足见显贵，是医官中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