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父亲带她来到了阳台，指着楼下罂粟园里的支那人。
她想了想，想努力想起来，可什么都不再记起。之后，她被关进了卧室，支那人被集中了起来。
“谁把报纸给了孩子？”从门缝里，她偷偷瞄到了父亲的中国翻译怒气冲冲的问。
没有人回答。
“是谁？”父亲用母语继续问。
依然没有人回答。
枪响了，不知从哪儿来的枪声。
门缝里，她看到一个支那人倒了下去。
“是谁？”父亲的中国翻译用支那话继续问。
依然没有人回答，于是第二个支那人到了下去。
“是谁？”父亲的中国翻译说话的时候，换了位置，她看不到他，却看到了一个年老的支那人站了出来，脸上满是皱纹、皮肤黝黑、牙齿熏黄熏黄的，“是我说的，你和他说，”年老的支那人指的是父亲，“你告诉他，他们小日本鬼子，迟早要灭亡，迟早要从中国的土地上滚……”
又一声枪响了，她看到年老的支那人到了下去，倒在了门口的石阶上，脑袋掉落到了石阶边的青石板上，脑浆迸裂，但是，那眼神居然盯着她……穿过石阶，穿过厚厚的铁门，从门缝挤了进来，才穿越她的眼睛，直射进了她的脑海，放佛在告诉她：你们小日本鬼子迟早要完蛋，迟早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滚蛋。
那之后，她病了！
整日头晕晕的，那个掉落的脑袋和刺穿她心灵的双眼一直折磨着她，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血红血红的罂粟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割罂粟汁的支那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她和父亲割裂了，虽然他依旧爱他，依旧满足她提出的任何要求，可她却不再爱他，在她的眼里，父亲成了某个故事中的暴君或是支那人眼中的鬼子刽子手。
罂粟花开的季节里，她总会躺在楼顶宽阔的阳台下看下面割罂粟汁的支那人！那么机械式的割着，纵使监督他们的自己人拿皮鞭抽她们，对他们恶语相加，他们也如同没有听到似的不言不语，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有一天，她问母亲，父亲他们是不是真拿支那人做实验。母亲惊讶的看着她，“孩子，这是男人们的事情，我们女人不改过问！”
“母亲，我觉得父亲他们不对……”
她的母亲，一个只把自己拿男人附属品的日本女人，跟着她的父亲，从北海道飘扬过来到满洲，生活在罂粟园，显然将罂粟园当成了自己的全部。日本、满洲、支那、美国、珍珠港或是别的什么从报纸上看来的东西，她怎么懂！因此，当她在她的面前评论父亲、父亲的同道所做的功过是非时，她哪里会懂！
在她，在女儿的眼里，母亲的世界只要北海道小镇上方圆几公里的土地，迁到满洲了只有山谷里小河边上的罂粟园。可是她，也唯有她，年幼的她，能够嗅出支那人的力量，支那人的危险，从哪些冷漠的目光下、机械的协作里、迸溅的脑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