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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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青年女作家包川以处女作《办婚事的年轻人》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坛崭露头角。
包川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女工，她在这篇小说里，以真挚的感情、朴实清新的文笔，生动地描绘了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劳动和爱情，道出了千千万万“二级工”们的甘苦和美好的心愿，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办婚事的年轻人》能获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包川真实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的结晶，也是她在此之前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和习作练笔，思想和艺术修养逐步有所提高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包川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还在“文革”前，她在大学里曾遭到左倾路线的摧残打击，尚未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后来，为谋生只得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当了工人。对这段坎坷的经历，包川自述道：“当我终于爱上文学，命运又将我推上出纳、保管、翻砂、修补胶鞋的岗位。于是，我有机会感受了没被夸大的苦难和没被美化的欢乐，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并挣脱个人的痛苦，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包川在工厂里生活了十多年，同普通工人一起，熬过了风雨如晦的动乱年月，迎来了冰化雪消的灿烂春天。正是这段充满艰辛与悲欢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她后来踏上文学道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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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间，我国文坛崛起了一代文学新人。包川以处女作获奖时，年龄比后几届获奖的青年女作家王安忆、铁凝、喻杉等稍大些，她后来的作品似乎也没有她们的多，但包川仍然是当代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群中的一员。在包川不多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当代青年作家创作中某些共通的特点，又带有属于她个人的特殊经历和个性气质的烙印。尽管还不能说包川已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稳固的艺术风格，但人们却能明显的感觉到：包川是用自己眼光、自己的头脑去认识社会、思索人生的，而对着广阔的生活的海洋，包川发出了自己心灵的呼唤。
当我们考察包川创作的特点时，首先感到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对形成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关系极大。同新时期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包川也是遵循着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以写自己熟悉的、感受最深的人和事，作为创作的出发点的。由于包川同普通工人、待业青年和街道居民朝夕相处，忧喜与共，对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疾苦、命运感受深切，烂熟于心，故而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孕育了她的《办婚事的年轻人》。正如包川自己所说：“我是以普通人的心理，渴望表现我们普通人的困苦、欢乐、悲哀、希望。”这几年来，包川的生活视野扩大些了，思想境界也开阔些了。她反思历史，探索人生，立足现实，憧憬未来，艺术的触角伸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活动在这些领域中的，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事件，而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可喜的是，作家是从社会生活的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凡人小事的，是把凡人小事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来展开描写的，因而作品中普通常见的人物、事件、场景往往是与比较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的。
包川描写这些凡人小事，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甚至感到，她似乎是怀着一腔深沉的母爱去拥抱生活，去描写她的人物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坎坷的命运和心灵的创伤。《办婚事的年轻人》中那一对“二级工”为了买一套结婚用的普通家具，不得不节衣缩食几年，以致小伙子因贫血昏倒；《为自行车，干杯！》里的小方甸，多年来想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最后是求助于“请会”的互相租方式才得以实现；在《母爱》里，一生辛劳的母亲，一位普通的清洁工，为自己二十八岁的独子尚未就业而“操烂了心”，以致在听到厂里的招工指标突然被卡掉一些时，她衰弱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猝然倒下了；而《孑孓》里那个像“孑孓”一样不起眼的十岁小姑娘，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艰辛，她父亲是收鸡毛鸭毛的，她只得顶着烈日在大街边叫卖凉水，才能挣够学费……生活中有困难、眼泪，还有污秽、歪风，以及“左”的流毒和偏见，你看：公共汽车上的混乱、行窃，某些工厂生产的不景气，工人们的苦闷和愤懑，有的干部以权谋私，等等，作家笔下的这一切，都是毋庸讳言的生活的真实，都是我们这个经历了一场浩劫的国家百废待兴、艰难起飞时刻的真实的生活情景。包川忠于生活，直面人生，描绘了这一切。但十分可贵的是，作家的目的不在展览伤痕，也不过多渲染苦难，更不沉湎于哀叹、怨愤、牢骚。她是怀着对祖国人民真诚的爱，怀着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来描写严峻而充满希望的生活的。包川在《相见》里借人物的心理活动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心声：“梦魇已经结束，祖国母亲被蹂躏得遍体鳞伤，需要我们去抚平……”是的，抚平伤痕，展示光明，燃起人们的希望之火，是包川认识、把握生活和进行总体构思时的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它渗透在对日常生活里凡人小事的描写中，从而使她的作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具有一种鼓舞人上进的力量。
正是从这样的立意出发，包川的多数作品，写严寒，烘托出春天的温暖；写阴影，反衬出阳光的灿烂。她着力揭示生活的美，发掘普通人的心灵美、性格美，展现人们对生活的执著信念和对未来的向往追求。那在生活中屡次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母亲，内心里始终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和信赖；那一对过着清贫生活的小爱人，并不怨天尤人，而是以“从我做起”的主人翁责任感，为国分忧，刻苦学习，渴望为四化献出聪明才智；小孑孓虽然柔弱、稚嫩，但她渴望学习文化的心情和靠劳动自立的朦胧的信念，使人多么高兴；泥工班十五个小伙子之间的相互关怀，坦诚和友爱，真是暖透人心……
正是从这样的立意出发，包川在作品里还满怀兴致地刻画了一些品德情操高尚的普通人形象。《雨过天青》里的待业青年张丁，富有热情和朝气，他同几个小伙伴办起了小百货店，在世俗的偏见中昂头生活，没有一丝“社会弃儿”的自卑感。他说得好：“生活没安排我们攀科学，进国营，而当了编外干部，等外营业员，我们就要去拿自己这个项目的金牌、银牌呀！”这是一个掌握了自己命运的踏实有为的青年。《四路车轶事》里那个七十三岁的退休老工人钟大爷，不愿在家享清闲，每天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义务值勤，维持秩序。他不顾怯懦麻木者的冷嘲热讽和小偷的威胁报复，始终忠于职责，见义勇为，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机警的哨兵。我们还忘不了《贤妻》里英雄测绘兵的贤妻杜鹃，这真是一个熔铸了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可亲可敬的女性。丈夫林风一心扑在祖国的测绘事业上，为填补西藏无图的空白二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世界屋脊上。贤淑、勤快的杜鹃，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悉心照料老小，承担全部家务，为丈夫免除后顾之忧，她也为测绘事业默默地奉献出一腔心血！在读这篇小说时，我似乎感到包川的心颤抖了，她以饱蘸诗情的细腻笔触，描绘了杜鹃高尚美好的心灵世界，唱出了一曲纯洁、坚贞、壮丽的爱情之歌呵！
写大时代的凡人小事，着力揭示关系生活中的美，抒写普通人的悲欢与希望，这就是包川作品留给我们的主要的鲜明的印象。正如老作家马识途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概括的那样：“她对于生活并不是冷漠的旁观者，她相信人，相信美好的心灵和善良的愿望。她相信未来。她的作品，在冷漠中有热情，在沉郁中有欢乐，在辛酸中有喜悦，在感叹中有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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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写大时代的凡人小事这一特色相联系，包川的作品看取生活的着眼点，切入生活的角度，往往是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她往往是从生活中的一个角落、一个侧面、一个片断入手，来间接地、曲折地透视或折射出重大的社会矛盾或人生哲理。在作品的谋篇、布局和情节安排上，往往是事件单纯，线索明晰，结构紧凑，笔墨简练，颇具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
《贤妻》的构思，就鲜明地反映出这个特点。解放军某部测绘大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事迹，曾被中央军委表扬。当包川接触到这个题目时，也被很多悲壮感人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她对于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自知之明：她不熟悉测绘兵的战斗生活，对西藏高原的情景也缺乏实际的感受；但对勤劳善良的贤妻良母和天真烂漫的孩子却非常熟悉，满怀深情。因而，当她进入创作过程时，就依照自己的个性气质做了扬长避短的明智的选择。她不正面描绘测绘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那样可能吃力不讨好；而从测绘兵家庭生活的侧面落笔，则便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样写，既显得构思巧妙，富有人情味，也从杜鹃美好的心灵，折射出测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透过和睦家庭温情脉脉的画面，人们不是也能想见那测绘兵战风斗雪、英勇献身的壮丽的情景么！
《链条》触及了拉关系、走后门之类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矛盾，但作家也未展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是截取生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描写了一个星期天上午在代理劳资科长家里几个人的谈话，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活画出了以权谋私者的丑态，并暗示出生活中的关系网盘根错节的情景。
包川有些作品情节场面的单纯集中，近乎于独幕剧式的结构。包川曾经写过话剧，这对她小说的艺术结构是不无影响的。《高音喇叭》写的是动乱年月中城市居民院里的一场争吵，出场的几个人物过去是亲密的近邻，如今彼此成了冤家，视若仇敌，经常为莫名其妙的事情争吵不休。整篇小说就写了这场吵架的场面，“以毫无意义的谩骂开始，各人都丧失了本分和人格，用刻薄下流的语言辱骂践踏对方，结果都付出了痛苦的代价”。这是疯狂年代里的一幕荒唐的闹剧，喜中透悲，引人发笑，令人痛心。它颇为别致而典型地暴露了长期的左倾错误和“文革”是多么严重地毒化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践踏了人的尊严、良知和理性。
这类独幕剧式结构的作品，虽然情节场面单纯，但却写得并不单调、枯燥，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安排得有层次、有波澜，抑扬起伏，跌宕多姿。试看《今天是几号？》。时间：企业调整时期新厂长刚到任不久的某天下午；地点：刚合并的某厂装配车间校正组的一间小屋里，人称这儿为“冷宫”；人物：有名有姓的人物主要有六个。由于原厂里走马灯似的换了“四朝人马”，四分五裂；现两厂刚合并，矛盾重重，人心涣散。大幕拉开，校正组当班的六人无所事事，取笑打闹，话说东家西家，品评厂内厂外。但这一台戏，并不是混说一场，而是层次分明，层层递进：话题首先从绰号“开国元勋”的三十二岁的憨痴小伙子同朋友约会引起，六个人先后卷进这无聊的笑闹中，互相讥讽，指桑骂槐，互揭伤疤；接着新厂长带来的“考勤官”上场，话题自然与大家切身攸关的严肃的内容有关，触及了两厂合并的矛盾和对新厂长上任的不安猜测；再后是收发室老王送报进来，话题又进一步转到对全国改革形势的关心和担心新厂长包庇偷模具的亲信。话题的几次转换，表明矛盾逐步发展，情绪愈渐激烈，戏也就到了高潮。紧接着，于高潮处立即煞尾，恰到好处，干净利落；广播通知开职工大会，宣布厂部对偷模具者的处理决定。新厂长不徇私情，秉公断事，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信赖，人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弥漫着灰暗雾气的屋子，仿佛也透进了阳光。六个人物一台戏，曲折有致，妙趣横生，尽管他们各有其心事苦恼，但都关心改革的成败、厂里的兴衰，不愿这样无聊地混日子。从这出独幕剧，人们清楚地看到：“冷宫”不冷，汹涌澎湃的改革的热流，不是正冲击着人们的心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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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川广泛地观察社会，探索人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各种探索尝试。从这十二篇作品可以看出，包川似乎有几种笔法，根据各篇不同的内容特点，灵活运用，富有变化。一个青年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应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应当多做探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这对于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有益的。
包川的好些作品，是采用的传统的白描手法，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以简练的笔墨作传神的勾画。她的笔触比较细，善于通过人物的神态举止、音容笑貌的刻画，反映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变化，细节的选择、运用也较有表现力。
善于用对话刻画人物，是包川艺术表现上的另一鲜明特色，这在那些独幕剧式结构的《高音喇叭》《四路车轶事》《链条》《今天是几号？》等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鲁迅很注重小说人物的对话，他说：“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说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说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包川注意从普通工人、城市居民的日常口语中加以选择、提炼，使人物的对话生动活泼，富有地方色彩，不同人物的语言又是与人物特殊的身份、经历、教养、个性气质相吻合贴切的。如《今天是几号？》人物的对话非常精彩，六个人物各有各的声口：“开国元勋”的憨痴中不乏精灵、被人戏称为“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娃的锋利和泼辣、郑妈的有恃无恐的优越感、黄夫子的迂直而清醒、刘妹不合俗流的自命清高、吴姐的重重心事和忧郁，等等，都从人物个性化的对话中（有的仅有一两句台词）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收到了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
在《相见》《逝水滔滔》这两篇作品里，包川根据内容的特点，又尝试了另一种写法。两篇作品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创伤，作品不是截取一个生活的横断面，而有较长的历史跨度；不是独幕剧式的结构，而是打乱时序，让现实和回忆作多层次的交错；不是传神的白描手法和用对话刻画人物，而是着重心理刻画、内心独白、剖析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语言运用上，没有市井俚俗气，而带有浓厚的书卷气，典雅、华丽、有辞采……这显然是包川借鉴和吸取现代主义某些表现手法而做的新的尝试。
包川作品的不足，主要是有些作品思想内涵还不够丰富、深厚，对现实变革和时代精神的反映还不够深刻有力，作品中那种具有较大艺术概括力的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还不多见。包川有的作品，也力图向生活深处开掘，扩展思想容量，但显得不大自然。如《逝水滔滔》虽然写得情意真切，但思想内涵显得较朦胧、含混，某些触景生情的联想和人生哲理的思索略嫌牵强。《为自行车，干杯！》后面部分人物的情绪变化很陡，从伙伴买自行车泥工班长突然联想到自己在“文革”混乱中的“罪过”，深深自责，这既显得生硬，从结构上看前后也不大协调。《雨过天青》的主题思想较直露，人物塑造上也有理想化色彩。另外，有的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尝试中，也有不够娴熟、和谐之处。
从《办婚事的年轻人》的获奖到《逝水滔滔》一书的问世，在文学之路上，包川已进到一个新的起点。包川时值年富力强，创作也正方兴未艾，热切地希望她再接再厉，继续探索前进，更深刻地反映伟大的时代，进一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万木争春、繁花竞艳的社会主义主义文学园林里，发出自己的色彩和芳香。
1984年11月写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