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同她讲话，她惶惑地抿嘴一笑，停下来回答我。舞女同我说话时，我为了让她赶上来，站着等她，她照旧收住脚步，在我迈步前，站在原地不动。山路七弯八拐，越来越难走了，我便进一步加快步伐，舞女依旧保持一问的距离，跟在我后面奋力攀登。
山中幽静。其他人落在后面好远了，已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了。舞女问我：
“您家住在东京哪儿？”
“不，我住在学校的宿舍。”
“我也去过东京，在樱花节去跳过舞……那时太小，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接着，舞女断断续续问我诸如“有父亲吗？”“到过甲府吗？”等等。她说，到了下田就去看电影，还讲了死去的婴儿。
登临峰巅，舞女坐到枯草丛的木椅上，放下鼓，用手帕揩汗。
她本来准备抖搂脚上的尘土，却突然匍匐在我脚前，拍打我的裙裾。我急忙缩回身子，她趔趄一下，跪倒在地上了。她就蹲着替我浑身掸了一圈，还把撩起的裙摆替我放下来。我对站在那儿喘着粗气的舞女说声：“请坐！”
一群小鸟飞落椅旁。幽静得只能听见小鸟飞到枝丫，碰撞枯叶的响声。
“您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呢？”
看样子，舞女很热。我用手指咚咚弹了几下鼓，鸟儿展翅飞去。
“啊，真想喝水。”
“我去找找看。”
少顷，舞女从枯黄的树林中空手而回。我问她：
“你们在大岛净做些什么？”
于是，舞女突然举出两三个女人的名字，让人摸不着头脑。好像不是大岛，而是甲府的事。好像是关于她只读过两年的小学同学的事，东拉西扯前言不搭后语。
十多分钟后，三个年轻人才来到峰巅。大妈在她们来到的十分钟后到达。
下山时，我和荣吉故意晚走一会儿，我们悠闲自在地边说话边上路，我们走了两町左右，舞女从山下跑过来说：
“这下面有泉水。快去，我们没敢喝，等着您哪。”
听说有水，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去。树阴下的岩缝泉水滚涌。妇女们团团围着清泉。大妈说：
“请您先喝。手挨着，水要浑的，我们想，女人先喝，会把水弄脏。”
我用手舀着清冽甘醇的泉水喝将起来。妇女们不忍遽然离去，拧着毛巾擦汗。
下山进入下田大街，几处炭窑烟雾缭绕。我们坐在木堆上休息。舞女蹲在路边，用粉红的梳子替小狗梳理长毛。
“要把梳齿弄断的。”妈妈阴着脸没有好气地说。
“没关系，反正到下田要买新的。”
打从汤野，我就想把她插在头顶的这把梳子讨来，觉得她不该替小狗梳毛。
看到堆放在马路那边的许多捆毛竹，我和荣吉就说用它做拐杖最好，便踱过去，舞女也追上来，挑了比她身子还高的一根粗竹。荣吉问她：“拿它做什么？”舞女愣一下，然后把那根毛竹捅给我，说：
“送您一根拐杖，我拔了根最粗的。”
“不行，粗竹子一眼就看出来是偷的，让人发现了不好，给我送回去！”荣吉说。
舞女走向竹堆，又跑了回来。这回，她拿了根中指般粗细的竹子递给我。然后，匍匐在田塍上，气喘吁吁地等待其他女人赶上来。
我和荣吉始终同她保持五六间的距离，走在前面。
“他只要把牙拔掉，镶上金牙不就得了吗？”
耳朵里蓦地飘进了舞女的只言片语，我转身回视，她同千代子并肩而行，大妈和百合子稍许落在后面。她们好像并没有觉察到我回过身子。千代子说：
“比您想象的要重，比您的书包重哩。”
艺人们同客店的旅客热热闹闹地打着招呼。这些人几乎全是些艺人和跑单帮的客商。下田港口仿佛是这些候鸟的老窝。客店的孩子们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舞女赏给他们一些铜板。在我准备离开甲州屋时，舞女抢先跑向门口，一边替我摆好木屐，一边说：“带我看电影去啊。”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低声说。
像是市井无赖的一个男子，领着我们走了一段路，我和荣吉来到前任町长开的一家旅馆，洗了个澡，并吃顿有鲜鱼的午饭。
“明天做道场，请用这几个钱替我买把花吧。”
我把包着身边仅有的一点钱的纸包塞给荣吉。我必须搭明早的船回东京，已经囊中羞涩了。我借口学校有事，艺人们也无法强行把我留下。
吃完午饭还不到三小时，又吃起晚饭。饭后，我独自一人向下田北面走去，过了桥。爬上下田的富士山，眺望港湾。回来的路上，弯向甲州屋，艺人们正在吃鸡肉火锅。
“哪怕您只尝那么一口也行，女人用筷子碰过虽然有点脏，但还可当个笑料哪。”大妈说着，就从行李里取出一副碗筷，“叫百合子去洗一下。”
虽然她们以明天是孩子的七期为理由，劝我哪怕推迟一天动身也好，但我还是拿学校作借口，没有同意。于是，大妈一再说：
“那么，寒假来吧，我们都到码头去接您。请事先通知一声哪天到，我们盼着那一天哪。千万不要先去旅馆，我们到码头去接您。”
当房间里只剩下千代子和百合子时，我约她们去看电影，千代子捂着肚子说：
“身子不舒服，走那么远，吃不消哩。”她脸色苍白，浑身无力。百合子拘谨地低垂着头。舞女正在楼梯那儿和客店的孩子们嬉戏。她看见了我，缠着大妈答应她去看电影，最后，脸色凝重地走向我身旁，替我摆好木屐。
“怎么啦？就让他带你一个人去看算啦。”荣吉从旁插嘴说，好像妈妈不同意。为什么不准她一个人去，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行将离开大门时，舞女在抚摸小狗的头颅，闷闷不乐，使我连一声招呼都不敢同她打，她似乎失去了抬头看我一眼的力气了。
我一个人去看的电影。那位女解说员，凑在小洋灯前读解说词。我的脚刚迈进影院就缩了回来，回到旅馆。我肘抵窗槛，经久不息地眺望街头夜景。幽暗的街巷。我好像听到从那遥远地方传来的轻柔鼓声，不知缘由的泪水悄悄地从面庞滑落。
七
我动身那天清晨七时用餐时，荣吉还没进屋就在半路上直着喉咙喊我。他身穿印着黑徽纹的罩褂，好像是特地为我送行而穿的礼服。
不见女人的踪影，寂寥之感油然涌向心头。荣吉进屋后对我说：
“本来大家很想送您，但昨晚睡得太迟，现在还没起床，请您原谅。她们要我转达，希望您冬天一定到大岛来。”
清晨的街头，寒风砭人肌骨。荣吉在半路上，买了四盒敷岛牌香烟、柿子和卡奥露牌口服清凉液送我。
“因为妹妹的名字叫薰。”他笑容可掬地说，“坐船吃橘子不合适，吃柿子没关系，可以防止晕船。”
“把这个送给你吧。”
我摘下鸭舌帽，把它戴到荣吉头上。然后从书包取出学生帽，一边揉搓褶皱，两人一边笑着。
走近码头，舞女蹲在海边的身影映入眼帘。直到我们走近她身旁，她纹丝不动，默不作声地朝我们点点头。昨夜的妆还没有卸，更加使我感伤不已。眼角的胭脂，衬托着一脸愠色，增添了幼稚的矜持。荣吉问她：
“她们来了吗？”
舞女摇了摇头。
“她们还在睡着哪？”
舞女点了点头。
在荣吉去买船票和渡船票的当儿，无论我同她说什么，她只是双目直盯那伸向大海的江堤，缄默不语。好几次，我还没有把话讲完，她就连连点头。
这时，一个泥瓦匠打扮的人走近我身旁，粗声粗气地喊道：
“大娘，我看这位最合适不过了！”然后对我说：“这位学生，是去东京的吧？我相信您才拜托的，能不能把这位老大娘带到东京去？这位大娘实在太可怜啦。她儿子在莲台寺银矿打工，这次，得了流感那玩意儿，儿子和媳妇全死啦，留下才这么大的三个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让她回老家去。老家是水户，大娘什么也不懂，到了灵岸岛，劳驾送她坐去上野的电车。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在这儿给您作揖，拜托啦。您看她这副样子，也会觉得可怜吧。”
呆若木鸡般站在那儿的老大娘，身背一个吃奶的孩子，双手还各牵着一个女孩，小的三岁，大的五岁。从外面就可以看到，腌的包袱里装着大块饭团和咸梅。五六名矿工在那儿安慰老太太。
我不假思索地同意照顾老太婆。
“拜托啦。”
“谢谢。本来应当由我们送她到水户，可是办不到哇。”矿工一一向我致意。
渡船颠簸不定。舞女仍在咬着嘴唇盯望着一处。我伸手抓住软梯，回转身，本想说声再见，却强咽了回去，只点了点头。渡船驶回。荣吉不停挥动我刚才送给他的那顶鸭舌帽。渡船驶向远方，舞女才摇起了一件白东西。
渡轮驶离下田海面，直到伊豆半岛南端消失在身后，我凭栏凝望海面那边的大岛。同舞女分手，仿佛觉得是遥远的往事了。我向船舱内的老大娘扫视了一眼。人们好像已经团团围坐在她身旁，讲着各种安慰的话语。我放下心来，向隔壁的船舱踱去。相模滩浪涛汹涌。就是坐着，身子也不住前倾后倒。船员走来走去，把小铜盆分送给旅客。我头枕书包躺了下来。头脑空空荡荡，失去了时间的概念。眼泪扑簌簌流到书包上。面颊觉得凉，甚至想把书包翻个个儿。我身旁躺着一名少年。他是河津一家工厂老板的儿子，去东京准备升学，看见我戴顶一高的学生帽，肃然起敬。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
“出事啦？”
“没有。刚同人离别。”
我直言不讳。即使让人看见我在哭，也毫不在意。什么也不去想，我只想在安逸的满足中静睡。
也不晓得海上是几时天黑的，网代和热海已经灯火阑珊。我感到又冷又饿。少年剥开竹叶。我似乎忘记了那是别人的东西，咀嚼着他的紫菜饭团，并钻进少年的斗篷中去。我对任何热忱抚慰都能泰然接受，沉浸在如此美丽的怅然若失之中。明晨很早还得陪老大娘去上野车站，替她买能去水户的车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觉得一切都融为一体了。
舱内的洋灯熄了，船上的生鱼和船外潮水的腥味，变得浓烈起来。黑暗中，我被少年的体温所温暖，任凭两行泪水扑簌簌滚流下来。头脑变得有如一泓清泉，滴滴答答，渺无踪迹，涌起了无比甜美的快意。
（李德纯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