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苏雪林当初的“反鲁”，确有点“一失足成千古恨”，回不得头了，但她后来的以此作为“终生事业”，便大有一种干脆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了。或许这也就是她很长一个阶段，甚至在大陆改革开放后还被定为“反共文人”而被“封存”的原因吧！
其实苏雪林在台湾的“反鲁”是尴尬的，人们觉得她几乎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了，听得多了，人们对她的那些“谩骂”不但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兴致，甚至还多少生出了些反感。然而，令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最先对她公开表示反感的，不但让她一下陷入尴尬，而且差一点要了她命的，竟然不是什么“左派”，而恰恰是也以反鲁自我标榜的一群人。
文化史家刘心皇指责苏雪林称鲁迅为“文妖”，“是感情用事的‘反鲁’，谩骂式的‘反鲁’，是不理性的‘反鲁’，没有说‘平实话’，以至于完全落了空，甚至反效果”。曾任《中国时报》主笔、时任《反攻》杂志主笔的寒爵更是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文《替苏雪林算一笔旧账》，不但指责她以“反鲁英雄自居”，而且大大地与她清算20世纪30年代曾经“拥鲁”的旧账。这真是要了她的命！因为，此时正是台湾当局所谓的“戒严”时期，被指责“拥鲁”，无异于被指责“拥共”。
苏雪林不得不发表了《为〈国闻周报〉旧账敬答寒爵先生》等文章，尴尬应战：我那些是从艺术角度赞扬鲁迅的，“我所反对的是鲁迅的为人及其杂文所引起的恶劣影响。读《阿Q正传》，我直到于今还说他写得很不错”。如此学理上的论述，在苏雪林所写的与鲁迅有关的文章中真是不多见，这本身足可说是对她这位以“反鲁”为“终生事业”学者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反对只能谩骂，学理分析不得不加以赞扬—实际上已陷入了一个悖论。
其实苏雪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此时作为一名学者的苏雪林，恐怕从理性上也多少明白自己的“反鲁”真是没有太多的意思了，但她又不能放弃。
“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能成为学者的很少，苏雪林兼作家学者于一身，且都有可观成就，这是其难能可贵之处。但也正是如此，作为学者的她，其身上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地同时存在。如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常有独到而新奇的发现，为此她曾获得人们的高度赞赏，如《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曾将她誉为“学界神探”；但与此同时，立论轻率、论据粗疏和论证牵强的毛病也常常出现在她的研究成果中，且研究过程中常常感情用事，甚至意气用事也常有发生，如她关于楚辞与西方神学的关系研究，就曾被人多有指责，但她仍坚持不懈；再有她对《红楼梦》研究的一些结论，连他的恩师胡适也多有批评，明言要她放弃，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她的长项，但她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还在胡适逝世后出版了她这并不成熟多有漏洞的《红楼梦研究》，显得固执而任性。
观其一生，苏雪林一生的学术活动中，无论是前半生在大陆，还是后半生在台湾，提起她人们似乎就会立马有一个印象，这就是好打笔仗。就此而言，在现代文学史上，恐怕只有那被她终生攻击的鲁迅可以与之一比了。对此有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曾探究其原因，觉得也与她不幸的爱情与婚姻生活有关，以至于将生活中的不满发泄到了学术活动中。如果这样的分析有道理，那么联系她《自传》中说过的那段话，如果没有她这不幸的婚姻，那也就没有苏雪林了。以斯言之，她的人生和生命也是一个悖论。
1973年对于苏雪林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一是在这一年里她从成功大学正式退休了，二是在这一年里她得到了好友方君璧的一个消息。
苏雪林的退休说来又是一件令她尴尬的事。当初台湾当局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说是大学教授可以任职终身，但后来又一度传闻说年龄到了75岁如果还不退休，以后若退就不给退休费。此时苏雪林的档案年龄是74岁，而实际年龄已76岁了，非退不可了。但是退休费的多少与教龄挂钩，有一个规定，如果在一个公立学校达到20年教龄，退休费就优厚。苏雪林有着四十多年的教龄，但是却分成了两段，一是在大陆时的一段只有19年，而在台湾的教龄本来正好20年，可其中被调教育部任职一年，扣掉也只剩下19年。于是她只能拿最低的退休金。退休金可以一次领取，也可以分期领取，分期领取可以根据物价上涨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如果人死了，就会立即中止。苏雪林考虑到自己已年逾古稀，已活不了多少年了，便选择了一次性领取。此时她似乎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就在此时，她得到了好友方君璧的消息：她曾于前一年获准回到了阔别24年的祖国大陆，受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在他的安排和关照下，遍游神州大地。这让她想起了临别大陆时与周总理夫人邓颖超的那次接触。于是，一个美好而又迫切的心愿在心底悄悄地生根发芽—这只有她自己知道。
八
苏雪林那个美好的心愿就是回家，回她真正的家，那个深处于皖南山中岭下村中已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家！
然而，还能回得去吗？
或许苏雪林也曾这样多次问自己吧！但是她这个人生的愿望，并不因这样的疑问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越来越强烈，以至成了她人生的一种力量。或许正是凭这股力量的支撑，从小就体质欠佳的苏雪林，竟然活过了百岁，她的生命本身便也因此而成了一个奇迹。
1998年3月21日，由唐亦男教授牵头，苏雪林的学生们为她举行了一个102岁的生日庆祝晚会。就在那个晚会上，苏雪林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埋藏在心中多年的那个心愿—我要回家！
老人一语既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一时无语凝噎。
见大家无语，老人拉住唐亦男教授的手，用孩童般乞求的目光望着她，在这样的目光中，唐亦男教授再也无法拒绝了！
在唐亦男教授的一番准备后，苏雪林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苏雪林终于回家了，在阔别73年之后，虽然这实在是迟了一点！
岭下村的村民们得到消息奔走相告，她回来的日子成了岭下村的一个节日，人们燃起了鞭炮，数千人在村口夹道欢迎这位老寿星回家。他们或许并没有读过她的书、看过她的画，他们只是欢迎从自己村里走出去太久太久，也走得太远太远的一位游子。望着一张张陌生而又亲切的面孔，和眼前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山水村寨，苏雪林竟然不光有眼泪，还有笑。
来到苏氏宗祠，看到破败的景象，她一时默默无语，突然，她抬起了因长期骨质疏松而不能抬的手，从随行护士手中麻利地抽了一张纸巾，拭去了夺眶而出的老泪。
来到海宁学舍，她又笑着说：“就在这儿，那个白字先生—采五先生，告诉我们说‘玉容寂寞泪阑干’就是眼泪滴到了阑干上，还教我们净念白字，害得我几十年后还遭人耻笑。”此境此言，如说昨日，说得在场人也一齐笑了起来。
来到老屋时，她又老泪纵横，但当她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一间厢房门口时，又笑着说：“这儿是我的洞房，是我的家，我不走了！再也不走了！”说话时她并没流泪，而在场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流下了眼泪。
来到苏氏祖坟前，她亲手燃起一炷香，并深深地低下头，默默祭拜苏氏祖先，然后满含热泪地说：“我死后要埋在这里，陪伴我的母亲！”
谁能拒绝老人的这个心愿呢？因为苏雪林的回家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据说，她在高雄机场临上飞机时曾说：“从此这儿（指台湾）已没有我的家了。”苏雪林此行，已将自己的灵魂留在了故乡。
几天后苏雪林又回到了台湾那个她说不是她家的家。或许是她此生心愿已了，在已走得太长的生命历程中，再也没有支撑她走下去的力量了。回台后的苏雪林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其间执意退掉了早已在台预订好多年的墓地，再次表示死后要回葬岭下的愿望。
仅仅一年后，即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便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4月29日，台湾成功大学为她按天主教的仪式举行了葬礼，并火化。8月23日，苏雪林的骨灰被送回老家岭下，并遵照她的生前愿望，安葬于母亲的墓旁，永远陪伴她的母亲。一代才女，终于魂归故里。
回家是一种最好的和解，她努力了！
回家是一种最后的了断，她实践了！
回家是一种理想的圆满，她做到了！
归去来兮！
在今天看来，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文化精英们曾一时纷纷抛弃原配的行为似乎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那些被抛弃的原配们，今天绝大多数都已被历史的烟尘淹没了。
但是也有例外！
当然我这里说的“例外”并非是指江冬秀与朱安等，虽然她俩的确也是“例外”，但她俩的这个“例外”，是其事实上并不曾被抛弃：江冬秀不但不曾被胡适抛弃，反而是她似乎在婚姻中牢牢控制住了胡适；朱安也并没有被鲁迅抛弃，而只能说是被鲁迅放弃了。
张幼仪被徐志摩无情地抛弃了，这和当时许许多多精英的原配的命运是一样的，但例外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虽然在历史的星空下没有作为那个时代“新女性”的代表林徽因、陆小曼们那样耀眼，但也绝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所完全淹没，时至今日，我们仍将不必拂去历史的烟尘，就会发现她竟然也是在历史的星空下很有光彩的，并且若将她与林徽因、陆小曼等几个与徐志摩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作一番比较，我们甚至会惊讶地发现，她活得原本也不差，也活出了自己的名堂，至少是生活上还比她们更滋润：事业有成、儿孙满堂，金钱、亲情，甚至爱情，应有尽有，总之，俗世间的所谓幸福她几乎一样都不缺！
1947年林徽因因肺结核发作而动了一次大手术，术后她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了，于是提出想见一见张幼仪和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孩子。这让张幼仪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此之前，林徽因一再宣称自己并没有爱过徐志摩，且与徐志摩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既然如此，此举实在有点无厘头。但是善良的张幼仪，虽然并不知道林徽因此举的原因与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还是带着儿子阿欢（徐积锴）等一起赶到了林徽因的病床前。虽然最终林徽因并没说什么，只说是“想最后看一看志摩的孩子”，但是张幼仪分明还是从林徽因的目光中读出了她对人生的眷恋和对自己的羡慕，也就在那一刻，她望着病床上这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所有曾经的抱怨、仇恨和愤怒都冰释云消了。
是的，张幼仪之前有过太多的抱怨、仇恨和愤怒，因为她是那场旷世爱情的第一个失败者，但是谁又能说她不是最后的一个胜利者呢？她以自己的善良、隐忍、坚强和执著为自己的人生最终突出了重围，以至于既成了许多旧式女性与“新女性”对垒过程中的一种激励，也成了她们的榜样和表率；且她的这种激励、榜样和表率的作用，又绝不同于江冬秀之流。因此，即使在今天看来，张幼仪确实也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