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身上美好的品质，显在一时贵在一世。显在一时易，贵在一世难。）
前文提到，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生育了五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在这个庞大的杨氏皇族中，每个儿子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的往事。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初年，励精图治，完善中央官制，创三省六部之雏形，灭陈平叛，统一全国，结束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大分裂，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编《开皇律》，依法量刑，又开科举制度之先河，一度创造“开皇之治”的盛况，但在辉煌功业的背后，杨坚有一个始终打不开的心结，那便是家里的亲情问题。亲情遇上政治，几乎不会出现“《北京遇上西雅图》式”的浪漫，多数情况下有的只是因尔虞我诈而出现的永恒的隔膜。晚年的杨坚渐渐没有了开皇初年的宏图大志，他开始听信谗言，生活渐趋奢侈，亲情问题也在持续困扰着他，以至于除了杨勇之外，另外两个儿子杨俊、杨秀也都面临着与大哥几乎一样的命运。
杨俊是文帝第三子，小名阿祗。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登基后的杨坚封杨俊为秦王，非常重视他，因此杨俊也得以历任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尚书令、洛州刺史、右武卫大将军、秦州总管、并州总管等要职。杨俊其人与杨勇非常相像，起初在文帝面前也是一个“乖儿子”的形象，笔者总结了一下，认为他有三个品质最得杨坚欣赏。
第一，崇敬佛门。《隋书·文四子传》记载：“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可见杨俊对佛教的崇敬已经发展到了想成为佛教徒的地步。但是杨坚不允许他走进佛门，所以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杨坚不允许他出家并不代表杨坚不喜欢他的这个品性，相反，笔者认为，虽然史书上没有直接表明杨坚对此的态度，但是杨坚应该对佛教有很深厚真挚的感情。理由与杨坚的出身有关。杨坚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主要由鲜卑和汉两个民族组成，按照鲜卑族的习俗，孩子们都要有一个小字，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小名。杨坚有一个听上去很奇怪的小名，叫那罗延，由尼姑智仙所起。那罗延是一个佛教概念，由梵文音译而来，在佛教中是一个金刚大力神的名称，后来便解释为金刚不坏之意。除了名字之外，杨坚的出生也充满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据《隋书·高祖上》记载：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偏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须，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
前文提到高熲的出身时，笔者认为将大人物的出生描写得特别奇幻是中国古代史书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在此写隋文帝杨坚时自然也不例外。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记载并非全实全虚，而是虚实皆存。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其中描写杨坚“鳞起”、“角出”、“龙须”、“五柱入顶”、“目光外射”等外貌神态属虚，而说他生于冯翊般若寺，由尼姑抚养长大应当属实。杨坚登基之后，非常重视佛教的复兴。现在南京市摄山栖霞寺中有一座舍利塔，便是在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得到复修。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了当时佛教兴盛的场景：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轻，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当中提到的“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象，自汉武帝时，便已经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从未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发起过实质性的冲击，甚至在南北朝时期还因北魏君主拓跋焘的禁佛运动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到隋文帝时期虽不能说佛教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但这个数据至少反映了此时思想界宗教界文化的交汇和包容等一些可喜的变化。
由此笔者推测，杨坚如此重视佛教的复兴，与他幼时在寺庙中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按照《隋书》中的记载，杨坚应当是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寺庙，开始在外做官：“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十四年的佛寺岁月，足以在杨坚的心中刻下一个“禅”字。所以，杨坚能够欣赏杨俊崇敬佛门的品质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仁恕慈爱。这个品质与杨俊崇敬佛门一脉相承。平陈战役时，杨俊奉命统军驻扎在汉口，把守长江中上游，牵制陈军主力，从而为下游韩擒虎和贺若弼的战斗赢得时间。彼时与之相对峙的是南陈将领周罗睺、荀法尚等，他二人“以劲兵数万屯鹦鹉洲。”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两军对峙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双方势均力敌。而此时，据《隋书》记载，杨俊是“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兵力远远在陈朝军队之上。所以当时其中一个叫做崔弘度的总管请求主动出击，一举击垮南陈军队，但杨俊此时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考虑到了士兵的生死，严令不许出击，《隋书》记载：“俊虑杀伤，不许。”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老师评点杨俊时认为他有妇人之仁，但笔者认为杨俊此举，的确是建立在妇人之仁之上，但又超越了一般的妇人之仁。杨俊严令禁止进攻的原因是他考虑到了士兵的生命，他不愿这么多人白白牺牲，从某个程度上讲，对敌军姑息确有妇人之仁之嫌。而至于笔者认为此举超越一般的妇人之仁，主要是体现在两点。一是禁止进攻是杨俊“仁恕慈爱”的外在表现，二是杨俊意识到此时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特殊在哪里？《隋书·周罗睺传》记载：
晋王广之伐陈也，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军不得渡，相持数月。遇丹阳陷，陈主被擒，上江犹不下，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睺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廼降。
所以此时的情况是南陈后主已经被擒，并且晋王杨广命令他带手书给周罗睺，让他投降。既然如此，隋统天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此时便可以用其他的和平手段来定江南，又何必杀伐不止呢？杜甫有九首《前出塞》，笔者认为其中第六首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中也写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杨俊便是在追求这样的境界，所以他“不许进攻”的命令实际上是包含了战略考虑的成分在其中的，并非是像一般的妇人之仁那样不识大体。果不其然，杨俊不战的方针最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周罗睺率部来降，一场无谓的杀戮就此避免。
第三，谦虚让功。从前文杨勇的诸多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坚是一个非常反对儿子骄傲自满、刻意抬高自己的行为，比如冬至行为就非常让杨坚恼火。但杨俊并非如此，周罗睺率兵投降之后，他便派使者给父亲杨坚上了一封奏章，写着：
谬当推毂，愧无尺寸之功，以此多惭耳。
实际上，招降周罗睺，杨俊功不可没，但是他对自己的功劳只字不提，甚至说“愧无尺寸之功”，这句话尤其讨杨坚欢心。为什么？我们知道自从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确立以来，相权与王权是一对一直存在的矛盾。到了魏晋南北朝，一个特殊的群体——士族开始崛起。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影响颇深，永嘉之乱后，汉民族衣冠南渡，司马家族依傍这些江南士族建立东晋王朝，才让汉民族的血脉得以延续。史学界称此时的政治为士族门阀政治，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甚至将这个概念推向一个极端，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笔者认为田先生观点自然有其道理，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我们仍需注意的是，早在三国时代，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后，中国的政治就已经有了门阀的色彩。在曹魏政权中后期，一直存在着司马家族和原有的曹氏王族共治的局面，虽未有田先生所言西晋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贵族王敦、王导兄弟“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但最终发动高平陵之变夺走曹氏天下的正是司马家族，换句话说，司马家族将士族政治推向了一个扭曲的方向，打破了士权与王权原有的平衡。因此笔者认为，从那时起，士族门阀政治便已经有了雏形，或许会有一时的此消彼长，但并不影响总体的趋势。不论这样的政治模式究竟定型于何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期对于汉民族来说，是黑暗的一页，对于王族们来说，也是心中不愿揭开的伤疤。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分裂，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两次大统一，分别为秦统和隋统。隋文帝杨坚正是第二次大一统的伟业的缔造者，他自然深知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下世家大族的势力之强大，所以隋文帝平生最不喜欢朝中有一呼百应的权臣，更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和这些人有过于密切的秘密来往，当时朝中有所谓“四贵”，分别是杨雄、虞庆则、苏威和前文提到过的高熲。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在文帝时期所受到的待遇，相信各位就明白了。杨雄是隋朝重臣，起初任右卫大将军，手里握着兵权，后来因为太得众人仰慕，杨坚不得已任命他为司空，看似提拔，实则是夺走了他的兵权，因为在隋朝司空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而已，没有实权。虞庆则在平定突厥时立下赫赫战功，为隋朝的安定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在平定李贤叛乱时遭同僚诬告而被隋文帝诛杀。苏威主持修订了《开皇律》，律文五百条，有“刑网简要、疏而不失”的评价，为后世历朝立法所沿袭，但苏威本人后来却因结党营私之罪被屡屡免官，政治生涯坎坷起伏。有关高熲，前文已有介绍，在此不做赘述。这“四贵”皆是重臣，但皆落得晚景凄凉的下场。杨勇与高熲走得很近，结果就是被文帝和独孤皇后一点点冷落直至被废。所以杨坚最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子自矜功伐，得意自满，尤其是到了晚年，杨坚变得更加多疑，常常无端猜忌，儿子的一言一行都会让他非常敏感。杨俊如今上表表明了自己不仅不贪功反而心中有愧的情感，自然让杨坚非常开心。
但是笔者认为，人性中种种美好的品质，显在一时而贵在一世。能做到“显在一时”，不代表就能做到“贵在一世”。只有做成大事的人才能做到“贵在一世”——很显然，杨俊不是做大事的人——他自己的前途，恰恰被狠狠地摔毁在这四个字上。
杨俊做了哪几件毁形象的事呢？按照《隋书·文四子传》的记载，一共有三件。
第一件，放债求息。《隋书》说：“其后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隋朝虽然不穷，但挥霍财富，肆意放债绝非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所能容忍的。对于杨俊此举，史料未有很详细的过程记载，但仅一句“民吏苦之”便足见其影响之恶劣。
第二件，穷奢极欲。《隋书》对此记载的很详细：
于是盛治宫室，穷极侈丽。俊有巧思，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为妃作七宝幂篱，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
不难理解，杨俊奢侈，第一个表现是兴修宫室，第二个表现是装饰器具，第三个表现是粉饰宫殿。杨俊心灵手巧，主持修建了很多宫室，并且还给自己的妃子亲手设计饰物，最重要的是他设计了一座水殿，香料粉饰墙壁，白玉铺设台阶，房梁支柱，全部布满明亮的镜子，中间再用宝珠镶嵌进去。这样的华美很难用语言形容，笔者读到此处时，突然想起来曾经去泰国北部小城清莱游玩的时候，参观过一个叫白庙的地方。白庙又叫灵光寺，通体雪白，晶莹剔透，气势恢宏，笔者猜想《隋书》中描写的水殿景象，应当和这座庙十分相像。
第三件，好色无度。隋朝皇族大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杨俊更是如此，前文提到，他从小就希望当个和尚。但很可惜，最终他和尚没当成，反倒成了“花和尚”。杨俊建好水殿之后，经常与客人、小妾甚至**在殿上夜夜笙歌。这些行为最先惹怒了杨俊的正妻——崔氏。崔氏有个特别的身份，他是崔弘度的妹妹。崔弘度是什么人？前文提到杨俊与周罗睺对峙时他曾经认为先下手者为强，建议杨俊主动出击，讨伐南陈军队。在《隋书·酷吏传》中，他和厍狄士文、田式、燕荣、赵仲卿、元弘嗣、王文同六人一起被划归为“酷吏”一类。史书记载他：
弘度膂力绝人，仪貌魁岸，鬚面甚伟。性严酷……纳其妹为秦孝王妃。
秦孝王就是杨俊。崔弘度的妹妹崔氏多少继承了哥哥“性严酷”的性格特征，《隋书·文四子传》对她的形容是“性妬”，“妬”是“妒”字的旧写法，不太常见，但意思与“妒”字相同。所以“性严酷”的崔氏在目睹了丈夫灯红酒绿的奢侈腐败生活后，嫉妒心油然而生，决定实施报复。如果换做其他普通女子，可能是哭诉，可能是放刁，可能是寻死觅活，用现在的话讲叫“一哭二闹三上吊”，但酷吏的妹妹绝不是普通的女子——崔氏为报复杨俊，直接在杨俊吃的瓜里面投了毒。
幸运的是，杨俊中毒后没有一命呜呼，但是一病不起，不得不回京城医治。很多史书对这部分的内容记载的比较简略，但我们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推理一下，不难得出，隋文帝杨坚发现杨俊是因为中毒而病，于是开始查找凶手，最后查出是儿媳妇崔氏，追问之下得知是因为杨俊宠幸小妾。这样一来，杨俊建宫室，修水殿，纳小妾等种种行为便全部被曝光。隋文帝杨坚平生最反感这些事，一怒之下也不管还在病榻上的杨俊，直接下诏：“免官，以王就第。”即免去杨俊的一切官职，只让他以秦王的身份呆在府邸里。当时的左武卫将军刘昇来劝谏说：“秦王没有什么其他大的过错，只不过多花了一些公款用在了器物宫殿上面。臣觉得可以宽恕。”杨坚说：“法度不可违！天子犯法与民同罪，更何况是秦王。”后来杨素也来劝他：“秦王的过错，还不至于受到如此惩罚，希望陛下您详查。”杨坚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按照您的意思，为何不另外修订一部《天子之儿律》？当年西周初立。武王的弟弟管叔姬鲜和蔡叔姬度发动叛乱，周公力挽狂澜，大义灭亲，我的胸怀，怎能与周公相比，所以怎能无视法度呢？”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恐怕任何劝谏都改变不了杨坚的心意了。
病榻上的杨俊听说此事后，派了一个使者到隋文帝那里回复这道诏命。隋文帝对这个使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从内容来看，这番话很明显是杨坚希望使者转达给杨俊的，而对杨俊来说更严重的是，自己的行为在父亲杨坚口中竟然上升到事关江山稳固的高度，这对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隋书》记载杨俊的反应是“俊惭怖，疾甚。”最终，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六月，身患重病的秦王杨俊在忧虑和恐惧中病逝于府邸。令我们所有人唏嘘不已的是，身为父亲的隋文帝杨坚在听说杨俊的死讯后，仅仅只是“哭之数声而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人都不愿经历的一大伤心事，但是杨坚却对杨俊冷漠至极，父子之间的感情，在宫廷之间，再一次没有经受住权势与威望的考验。
秦王府的幕僚曾经请求杨坚为杨俊立一座碑来纪念，《隋书·文四子传》里记载，杨坚面对这些请求，只是淡淡地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自此，一个流淌的皇族血液的才俊公子，他对佛教的虔诚，在建筑手工方面的天赋和成就，被封建社会中的君主权势践踏得体无完肤，他留给后人的没有很多，一座荒冢，几页史册。
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