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特尼尔教授从一名患淋巴结病变的同性恋患者身上提取了一种病毒（即艾滋病病毒），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1984年5月，《科学》杂志又发表了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盖洛的文章，称盖洛等人首次从48名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了大量的病毒，并强调他们是独立发现的。蒙特尼尔马上发表声明，认为盖洛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血样是他寄给盖洛的，并指责盖洛剽窃他的科研成果。到了1987年，经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双边调停，达成两国共享优先发现人体艾滋病病毒的权利。《芝加哥论坛报》进行了3年的调查，证实盖洛所发表的论文依据是法国送的血样，但是盖洛的做假行为却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最终，《科学》杂志宣布盖洛论文中的照片显然是法国蒙特尼尔所拍的照片。1991年，法国几个研究所的联合调查结果公布：盖洛的病毒样品品种与蒙特尼尔送给盖洛的病毒样品是一模一样的。盖洛最终不得不向世人承认：他分离的艾滋病病毒来自蒙特尼尔送给他进行辨认的病毒样品。至此，艾滋病病毒的发现权所属才最终有了结果。
10.月球骗局——以科学之名欺骗
历史上著名的“月球骗局”发生在1835年。这一年的8月25日，创办不久的纽约《太阳报》以大字标题刊出了一名记者捏造的消息：“约翰·赫歇尔爵士最近在好望角取得了重大天文发现。”声称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利用一架新型望远镜，把月球景物看得异常清楚。在他笔下，赫歇尔的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月球表面的各种物体，这些物体包括：鲜花、树木、湖泊、怪兽。然后，记者还说赫歇尔发现了月球上长着翅膀的人形动物，并从它们的姿势判断出。它们是有理性的生物。公众的胃口被吊了起来，报纸的销量也以火箭的速度上升。当这些新闻在欧洲传播时。巴黎科学院甚至为此召开了一次讨论会。谎言很快就被戳穿了。9月16日，《太阳报》公开承认了他们虚构这些消息的错误。可是，这场荒唐可笑的风波延续了数月之久才最终平息下来。
11.阿尔萨布蒂案件——科掌骗子屡屡得逞
阿尔萨布蒂是一名伊拉克人，后来到了美国。他一路招摇撞骗，剽窃大量论文，以此粉饰自己的简历，从而骗得政府的大量资助，混迹在各高校之间。阿尔萨布蒂剽窃论文的方法很简单：他把别人发表过的论文用打字机重新打一遍，把原作者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把稿子寄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杂志发表。他的这个手法瞒过了世界各地几十种科学杂志的编辑。这些杂志大部分是不引人注意的，因此这类剽窃案很难被追查。虽然许多证据确凿的剽窃文章后来都被撤销了，但在科学文献记录的最高权威——大型科学检索计算器档案中，有几十篇论文仍然署着阿尔萨布蒂的名字。
12.激酶级联说——杜撰的诺贝尔奖级发现
1981年5月，在冷泉港实验室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康奈尔大学一位24岁的研究生斯佩克特。向与会的专家们讲解了他的最新致癌理论——激酶级联说。这个新理论的思路是那么清晰，实验证据是那么确凿，科学意义是那么重大，马上被认为是一个诺贝尔奖级的重大成果。斯佩克特与导师拉克尔联名将这一理论发表在1981年7月的《科学》杂志上。许多著名的研究人员都转向这一热门，但他们并没有下苦功去重复斯佩克特的实验，而是把自己的试剂交给斯佩克特去测试。
然而，慢慢地，人们发现斯佩克特的实验结果别人重复不出来。后来，与他同系的一个病毒学教授终于戳穿了他的造假行为。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斯佩克特伪造实验结果这点千真万确，可他的理论却仍有一定价值。有人说，如果斯佩克特只把它当做一个假说发表，而不是想要去证明它，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天才。
13.被遗忘的脉冲星发现者——诺贝尔委员会的性别歧视案
1967年8月8日，剑桥射电天文台的女研究生苏珊·乔斯林·贝尔在长长的记录纸带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干扰”信号。直到11月28日，贝尔才成功地记录下这个射电源的节奏：它每隔1.33秒向地球发出一个脉冲。她的导师休伊什认为这有可能是地外文明——外星“小绿人”发出的信号。可进一步的观测表明，那是一种新型的天体。这个天体发出脉冲的频率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贝尔在过去的观测数据中又找出了3个脉冲星。1968年2月，贝尔和休伊什联名在《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脉冲星的发现，并认为脉冲星就是物理学家预言的中子星。这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发现，可是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却只戴在了导师休伊什的头上，贝尔竟被完全忽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指责，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丑闻。
14.聚合水事件——加载百科全书的“伟大发现”
1962年，苏联科学家德佳奎因连续发表论文，宣称水在石英玻璃毛细管中加热后性质反常———500℃沸腾，—8℃才结冰。接着，不少国家的科学家纷纷参与这一研究。美国著名的光谱学家利平科特声称他用拉曼光谱研究后证明这种水确实不同寻常，这是水在石英表面上聚合成的，可以把这种水命名为“聚合水”。这就进一步鼓舞了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使他们狂热地投入到“聚合水”这一研究中去。有人甚至发出警告说：千万不要把聚合水带到实验室外，因为它可能诱发水的连锁聚合反应，以致毁灭各种生命。还有人甚至提出制造“聚合水武器”，用来干净地消灭敌对者。从1962年到1973年，世界上发表了有关“聚合水”的学术论文450余篇。当然，也有许多科学家极力反对聚合水的存在。1973年，分析化学家罗西友以一种巧妙而又令人信服的方法证明，“聚合水”不过是溶有钠、钾、氯离子和硫酸根的水。始作俑者德佳奎因也不得不发表声明，承认“聚合水”的确是溶解了石英管上杂质的水。于是，聚合水这一“伟大发现”就此告吹。但是我们还是在科技百科全书中查到了“聚合水”这一条目：“聚合水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的实验性人工制品的例子，在它最后被仪器分析和理论分析推翻前曾引发了引人入胜的争论。”
这场历时10年的科学界的轩然大波，既有科学研究中的失误。也有人为的原因，而后者是主要的，它干扰了严格的科学实验的进行。一些人对“新发现”盲目乐观和狂热，为了成名而哗众取宠，为了求得经费而对论文急于求成，为了论战而醉心于新闻宣传，以至于违背公认的科学研究准则，不切实际地向传媒渲染自己取得了科学的“进展”和具有的“伟大”意义。而某些对科学不甚了解的新闻记者，则以猎奇的心态不断在报章上制造轰动效应，从而使这种“病态”进一步升级。
以色列人的安全观
魏建华/文
走在以色列大街上，所看到的景象一定会让你深刻体会到，“安全”几乎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身背冲锋枪的士兵随处可见；每个餐馆、商场以及电影院、剧场等公共场所外，都会有腰佩手枪、手持金属探测器的保安人员；而要进入一些大型的公共场所，打开背包接受检查以及通过安全门是必需的程序。
在一些繁华场所，原来用铁皮或木头做的垃圾箱通通被换成了透明塑料袋，政府说这是一种“可视安全策略”，因为一旦恐怖分子在透明的塑料袋里放置炸药，很容易被发现。
我一年多前刚到以色列来时，每次出门都觉得恐慌和惴惴不安，经常看到的那些黑洞洞的枪口好像也随时提醒着我有爆炸的可能；可当地人告诉我，这样的场面会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也会提高对爆炸袭击等恐怖事件的警惕心。
在2005年10月返回以色列的飞机上，我碰到一个在北京大学教了6年希伯来语的以色列小伙子。问他回到祖国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不担心，因为“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而你刚好又出现在那辆公共汽车上的概率几乎相当于零”。他还幽默地说，爆炸就相当于交通事故一样，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耶路撒冷呆久了，我发现了一件“怪事”。一家餐馆发生自杀式爆炸后，没过几天，当这个餐馆修整完毕重新开张，又立刻会像原来一样生意兴隆，一点都不会受到爆炸的影响。
在耶路撒冷一条名为德国领地的酒吧街上，多家酒吧以及离住地不远的餐厅都曾遭到爆炸袭击。可如今，我们每次从其门前经过，看到生意红火依旧，在感叹“奇怪”的同时都会禁不住问一声“为什么”。
长期以来与巴勒斯坦以及相邻的阿拉伯国家为敌，以色列的战争状态自1948年建国至今仍未解除。无休止的对峙使人们的心理显得更加成熟和理性，即便发生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大多数人也不会过于恐慌。
自从爆炸袭击发生以来，以色列政府规定，凡是商店铺面、餐馆等公共场所必须雇用保安，保障安全，否则将被课以重罚。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在训练特工时有一条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不一定非要去战斗，去牺牲。
在以色列，每当有游行示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或庆祝活动，大街上就会有成群的保安和警察，同时警方直升机也会在空中盘旋。
以色列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在阵势上吓倒恐怖分子。当恐怖分子企图发动袭击之时，看到如此多的保安，心理上就会退缩，很有可能会到别处寻找机会。如果找不到机会下手，那么最终就会放弃袭击计划。
会做生意的犹太人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商机。于是，当以色列常年遭受爆炸袭击，并不断提高其安全保卫的同时，就有人看到了这其中的商机——输出“安全”。以色列的安全公司常年为其他国家的大公司，甚至高层领导人训练保安人员。以色列的大批安全专家曾被邀请参与了上届雅典奥运会的保安任务，并训练反恐人员。
小国大为
张永兴赵长春杨伶/文
无论是欧洲的瑞士、芬兰，还是亚洲的新加坡，都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前茅。对于这三个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相对较少、资源也略显匮乏的小国而言，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并非偶然。
经济定位明确清晰
根据本国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特点，瑞士在19世纪中期将发展重点放在钟表制造和金融服务上，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又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如今，标有“SwissMade”（瑞士制造）的产品，如药品、精密机床、手表、军刀、巧克力等，都已经成为高质量产品的代名词，甚至许多人以购买瑞士制造为时尚之举。在日内瓦市郊技术最先进的中心地带，聚集了众多的钟表名家。生产出世界上工艺最复杂并随时间不断增值的豪华珍贵钟表。而在日内瓦湖的左岸，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见证着瑞士这个世界上金融服务最周到的国家。接受专门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严格的保密制度、始终为储户着想的信条，使得全球1/3的财富在这里聚集。
新加坡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也非常清晰和理性，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工业化也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的，也曾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但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从国家的特点出发，逐渐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实现了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非资源约束型的转型。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已经升级或者被替代，产业结构实现了完整的优化与重组，科技贡献率超过了70%，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超过了2%。
与瑞士和新加坡相比，芬兰的发展起步更晚，但却后发先至。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在全球兴起，芬兰人面临着继续发展资源驱动型经济，还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选择，芬兰政府和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只靠芬兰仅有的自然资源——森林资源和木材加工及造纸工业等传统产业，不仅会使芬兰的资源枯竭，而且还会使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因此芬兰必须选择发展知识型经济。芬兰成立了以政府总理牵头的国家科技政策委员会，加大科研与开发的投入，逐步建立起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机制。
教育为先以人为本
无论瑞士、芬兰还是新加坡，人口都不超过1000万。但他们却通过积极的教育和吸引人才的政策弥补了自身人力资源的不足，实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