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是怎么破产的
吴晓波/文
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发生在1884年，主角是当时首富胡雪岩，结果是他倒掉了。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是一个传奇。他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还是清朝近三百年唯一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1882年，胡雪岩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金，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都是由他一手操办。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可是，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左宗棠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这让胡雪岩十分迟疑。
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自晚明以来，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而1860年之后，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原材料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另外，还有信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了，高调坐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惟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
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量之一，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暂缓，消息传回中国，军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量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爆发，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盘石”的钱庄生意，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
“红顶商人”以一种莽撞和壮烈的方式挑战英美纺织公司，这应该是传统商业力量在技术和工业模式都处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绝地反击。他的破产，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陨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支，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
清华校长罗家伦
张昌华/文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坚持，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他首先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人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居功甚伟。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投、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唯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结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时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中央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几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降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位职员被裁去20多位。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他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为激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还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香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就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人要的货色，可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一下子共辞退6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鼓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拒绝。罗家伦有魄力，有识见，不刚愎自用，如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又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用人唯贤，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资格最老，他是中国史专家。当时若聘他为系主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不得不以校长身份兼历史系主任，占了这个“缺”，留给一年后方可到任的蒋廷黻先生。当时学贯中外历史的蒋廷黻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罗家伦礼贤下士亲自到天津去请。因蒋已受聘于南开，最初表示不愿。罗家伦坚持，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答应等南开聘期满后再去清华。罗家伦晚年在回忆中提及此事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15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钟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常通信，切磋诗词，互相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生活设施。到任不久，他写了份《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的报告，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大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罗家伦之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在1928年初担任战地政务委员时，偶然中见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发现那是一个黑洞！外交部掌权者利用基金购股票、买公债、炒外汇，大肆中饱私囊。有笔股票抬头写的就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陈氏竟堂而皇之浑水摸鱼提走20万现款……清华基金，是外交部一块肥肉，谁当政都不肯放弃管理权。罗家伦的提议，遭到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也有人来缓颊说情。罗家伦一概不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制造废除基金会的社会舆论；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交辞呈，以“辞”抗争。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他在递辞呈的前两天，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披露了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还公布前任清华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他将谈话稿寄到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引起社会关注。一场“恶斗”后，原基金董事会终于撤销，基金回归清华。后来，罗家伦理智地将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呼吁“改隶废董”。“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隶属教育部；“废董”，即废除清华基金会。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经过一番努力，终获成功。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同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