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淀粉厂的生意非常好，土豆儿个大，出了不少淀粉，整个淀粉厂都挂满了湿的粉条子，远远望去，白花花儿一片。爷爷把货（粉条子）基本上都卖给了他认识的一个外地的生意人。
爸爸说的让他先给点钱，一点儿不交，拉走了他不守信怎么办啊。
爷爷说没事，这个人靠谱，去年从这儿拉了两车了，钱都给了。
看着那个生意人拉走三车后，又来了，爸爸急了，当着那个人的面，爷爷和爸爸争执了起来。
爷爷气急败坏的说：“你是老子，还是我是老子啊？”
爸爸回家后很郁闷，喝了个酩酊大醉。
第二天，他决定，不在爷爷那儿干了，他说爷爷太一言堂了。
爸爸会做饭，从小就喜欢做饭，正好林场缺个做饭的大师傅，他就去林场做饭了。
半年过去了，那个外地人答应的付款时间已经过去了，也没来。
爷爷急了，那可是他全部的投入，一万多块钱呢？在九十年代一万块钱，就是万元户，几乎村儿里没有几家万元户。
村儿里好几十号人辛苦了半年，就巴望着这工钱呢，加工土豆这边儿加工厂的年青小伙子，弄淀子的刘学和两个人，漏粉那边儿的姜文等七八个人，还有晒粉条，砸冻粉的十来个农村妇女，她们每一个人不是起早摸黑的干，这笔钱儿曾经让他们寄予了多少的希望，在每次吃饭每次睡觉时，不停地打算不停地盘望，现在钱要不回来，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爷爷让四叔去找那个外地生意人，四叔去了几次，先还能找着人，只是说没有钱，给凑凑，后来连人也找不着了。
他们就是人群里的老鼠。
村里人不敢出去打工，是怕被外边儿的老鼠儿骗，年年有胆大出去打工的，一年到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村里儿人对外面充满了恐惧，他们觉得爷爷这儿里是最安全的，可是现在也不安全了，老鼠已经到了村儿里。
对于老鼠，他们没有能力防范，他们还沉浸在古老的信任观念里，我给你干活，你给我钱吗？给不了，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当时的法制也不是很健全，那注定了，那个时代有许多人，许多老实人的汗水浇灌滋育了别人。
随着时代变迁，老鼠也变换了多种形式，只不过，时至今日，恶意欠薪，已被写进了刑法，加大了对老鼠的打击力度。
爷爷则陷入到了危机当中，别人可以欠他的，但是他不能欠别人的，他开始四处借钱。
此时大爷家的木板厂做的挺好，与老刘家做的一样大，无形中，两家就形成了竞争。
大爷给爷爷拿了几千块钱，总算把工钱给发了，但爷爷还是欠下了几千块钱的帐。
村儿里的风言风语又起，每天我都会听到“父债子还”，没儿事的时候，也会听妈妈与婶婶们开始在一起唠着“父债子还”
四婶会对妈妈说：“还呗，让他姑爷子跟着一起还吧”在淀粉厂，爷爷是很依赖我老姑夫的。
大人的话会在小孩子的内心生根发芽，我理解不了整个事情，但却产生了对老姑一家的不满情绪。
爷爷想念嫁到南边儿去的四姑，让我给写封信，我总算写得了几个字，信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表达对老姑夫的不满。
“你四姑回信了”爷爷对我说，我有点儿心虚。
爷爷很高兴，说你四姑信上说了，明年正月回来。
从那天开始，四姑正月要回来，就被提上了日程，是大家每天都盼着的一件事。
她结婚后只回来过一次，回来后给大家带的花生，还有白面。
白面对于我们来说那会儿已经不再是奢侈品，但是她们那儿产小麦，面好，大家还是挺期待。
正月四姑终于回来了，她们是倒了几次的车才到的县城，又从县城做班车到了苏木，好在大爷家里有了拖拉机，大哥开着拖拉机把他们接了回来。
后院热闹，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四婶非常殷勤的照顾着每一个人。
大爷一家、三叔一家、大姑、四姑、老姑家家都过来了，说了一会儿话，男的都上东屋抽烟去了，西屋里就剩下女的和孩子，都围着四姑转，说些家常理短。
我掀起门帘往西屋看看，四婶终于发现了我，“快进来，看你四姑给你们带的书包”。
我有点儿害羞的跟四姑夫打了声招呼，四姑夫和她女儿说话有点儿垮，我听不太懂。
我接过书包，这种从后面背的书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只在爷爷家里电视里看见人家背的都是这种书包，我终于告别了两条布带子的布书包。
四婶又拿过一条脚蹬裤给我，四姑夫用他带点垮的声音说：“小改将来去当模特吧，现在就长那么高”老四接着说：“是呗，小改长的杨柳细腰的”。
大姑递给我一个水果，说是桔子，我们这儿不产这个，这是我第一次吃到了桔子，也见到了桔子，而不知道桔子其实是南方常见的水果。我不知道，是因为村里太封闭，商业太不发达。
苏木的集市对于我来说就是最远的最繁华的地方，那时桔子还是奢侈品，尚不能见到，没有人进货是因为成本太高，冬天只有苹果和梨，夏天有西瓜。
直到初三的时候，有一次和爷爷去县里，才知道外面的繁华。
四姑一家待了半个月，是东家请，西家请，但因为她儿子很不适应北方这么冷的天，爷爷说那就先回去吧。
走的时候，奶奶开始偷偷的抹眼泪，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着面，爷爷的心情也很沉重。
大家给她拿了许多东西，蘑菇、榛子、棒子米，四姑夫直喊拿不过来，不要再拿了，老姑说：“再带上这几个猪蹄子，赵秀芝（四姑的名字）爱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