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妈妈不让我在去邻居家玩了，邻居家的孩子也不过来了，起因是双方因为滴水檐、走水以及猪圈和两房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争执。
虽经村儿里调解，但双方各不相让，各说各的理儿，他们都认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家是他们的责任，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家那是被人看不起的。
今天儿村儿里书记说，在给做一次调解，但爸爸妈妈认为大爷虽然是书记，不会向着自己，只知道让让让。这是我依稀的听的懂的他们在早晨吃饭时说的话。
战争前的沉闷。
我只有六岁，我还无法理解战争的意义，在早晨吃饭时，从父母凝重的眼神里，我感受到了说不出来的紧张，那个圆圆的地桌上，只有弟弟还吃起来没完没了。
妈妈催促着他快点吃，并对着我说：“你吃完后，带上他去你大舅母家，如果我们不去接你，你就不要回来”她说完后，怕是我听不懂，又说了两遍，我点头答应，愈加惶恐了。
在我走后不久，爸爸、妈妈和邻居就打了起来，她们在园子里扭打在一起，各方的亲属也有出来拉偏仗的，他们打的是昏天暗地，他们大都正义而凛然，邻居女主人的脸上刻着“视死如归”的精神。
院外的碾道上，有些孩子为了看园子里的热闹，站在苏白的碾子上，一只脚站在碾沿上，一只脚登在木头制作的碾框上，这个碾子还是有人经常用的，老李家的大婶，过来赶快把孩子碾下去，并骂孩子没有规矩。
那个因为小时候生病吃错了药的聋子马老六，正在街上的一口井上有序的摇着辘轳，吊上了水倒在他的水稍（桶）里，三两下，他就装满了一挑子水，晃悠悠的挑着走了，路过了这儿看热闹的人群，他面目没有任何表情，那一切的热闹与他无关，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了一个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
当他们被送往镇卫生院后，现场上遗留下来的是拽掉的一把把头发，还有地上留着的血。
我写这些，绝对不是想说他们谁的对错，也不是想说，他们的思想怎的如此狭隘，在一个时代背景下，那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们所谓的生存之本。
古有宰相“让它一墙又何妨”的家书，肚量精神令人千古传颂，可其现实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宰相甭说一墙，就是另置一屋十屋也不在话下，他有道德高尚的成本，而一个终其毕生得来一屋的农民，他可能就让不起那一墙，不是不让，是让不起。
道德在一定意义上调整人们的事物还是有其限度的。
人性在生存之前的较量通常都很苍凉。
在一个法制还不足以健全不足以普及的时代，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维护着他们眼中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为他们的原始付出代价，他们都被对方打进了医院。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这种场景，并不是只有我家和我的邻居，差不多村儿里的每处邻居都有着他们纠纷，而纠纷也大体类似，无外乎房子和土地。
一听外面说谁家打架了，我们小孩子就会乐得疯似的跑过去看热闹。
我们两家变成了世仇，仇恨还未化解，第二场战争就打起来了，这次是在扎木苏的地里打起来的，双方都认为对方挤了自己的地儿，自己本来能种的垄数，现在因为被对方挤，只能少种一垄。
这次打的最为严重，如果不是有人拦了一下邻居家的搞钯，我也许就此失去了父亲。
从此双方结怨，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大人的不相往来，孩子也不来往，在学校里玩耍时都尽量躲避着。这种情形也不是我家独创，每个孩子都有着他的“仇人”。
总是在想，在童年快乐的时光里，如果把这一不和谐抹去，我们会更快乐。
但没有办法，那是一个时代，因为那时，那一亩三分地，就是我们活下去的衣食父母，家家几乎都是靠着那一亩三分地活着，而少有其它的经济来源。
这一“仇恨”一延续就是十多年，终于在邻居选了个地盖了个更大的房子，把他家这一房子卖给我们时开始化解。
在随着种出来的庄稼越来越养活不起一家人的时候，人们有着越来越多其它收入的时候，“土地”到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用命去争取，通常一亩地，四五百块钱就租给别人家了，也就没有那么多架可打了。
十多年后两家人冰释前嫌开始座在一个桌上打麻将的时候，他们是否为他们的行为后悔过。
也许没悔可后，即使时代再来一次，他们终究别无选择，我一直坚信，人在生活面前是卑微的。
村里的战争在随着时代向前一步步减少，但利益的争夺却远没有结束，利益的争夺本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我们又何需回避呢？
我从不认为利益是一个坏东西，人们追求属于自己的本无可厚非，那是生存之本，但是生存之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伤害和眼泪。
也许法制，法制能规范人们的恶念，能保障人正当的利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我们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