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制科策试中，性情不羁的苏东坡敛住了自己的锋芒，内向沉稳的苏辙倒是胆大包天，按题目要求实话实说，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宋仁宗，将吾皇陛下臭骂了一顿。
“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宋史·苏辙传》）苏辙因为直言犯上，成了众人征讨的对象。
宋仁宗倒是很开明，摆了摆手，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不能不说，苏辙遇上了好领导，这要是搁到当下，苏辙就算不被拍死，至少也要被炒鱿鱼。
制科策试顺利结束，考官们阅卷后，苏东坡以“文义灿然”被选入“三等”。苏辙虽然“大逆不道”，但宋仁宗爱惜他的才华，钦笔一挥，将其选入“四等”。
那时候的制科选士分为五等，“一等”、“二等”只是精神高度，好比今天的有奖购物，商家大张旗鼓地摆上百万大奖，顾客参与其中，却往往只能得到一支牙刷。
“一等”、“二等”历来都是空缺，紧接着是“三等”、“三次等”、“四等”、“四次等”，最后面的“五等”相当于不及格。
宋史《苏轼传》上说：“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吴育忠诚干练，足智多谋，当年直接入围“次三等”。苏东坡比吴育高了半格，是宋朝开国以来，一百多年里唯一一个成功入围“三等”的究极考生，是名副其实的“百年第一”。
苏轼、苏辙兄弟制考高中，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事。考试之前，宰相韩琦曾对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李廌《师友谈记》）此言一出，原来打算请人推荐报考的考生，竟然有十分之九主动放弃了考试，由此可见，眉山老苏家的才气早已传遍天下。
苏洵在跑官路上历经八十一难，终于修成了正果，没有经过考试就被封为校书郎。在校书郎的岗位上，苏洵尽职尽责，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很快被任命修礼书。修礼书，顾名思义，专门为皇家作传，这正是苏洵的特长，也是苏洵热爱的行业。
宋仁宗本来要把苏东坡留在朝廷，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李廌《师友谈记》）就这样，初涉官场的苏东坡成了凤翔通判，也就是凤翔府的二把手。
二把手就是“老二”，从古至今，“老二”这个称呼总是给人一种有点“二”的感觉。因此，无论官场还是职场，很多人都想当老大，所谓“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是也。
二把手是个相当微妙的角色，不太好干：谦虚谨慎，不出风头，不抢功劳，就会给人留个好印象；凡事高人一头，做事随心所欲，态度蛮横无理，撑不了三天，就会卷铺盖走人。
宋朝老赵家吸取唐朝老李家藩镇割据的教训，对各地节度使实行严格的节制制度，不仅常常更换其驻地，而且派遣副职判官监督本州官员，这就是通判的由来。
凤翔位于陕西西部，紧邻西夏，是北宋西部的边防重镇。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民族政权，对宋朝不怎么友好，双方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戍守西北庆州、邠州、泾州等地，迫使西夏皇帝李元昊向宋称臣。
由于战事频仍，凤翔百姓不仅人力财力耗费巨大，就连日常的生活生产也不能保证。苏东坡到任后，先建了一座庭园，又修了一处水池，种上几十种奇花异草，作为自己的官舍。
由此可见，刚刚参加工作的苏东坡和我们这些普通人差不多，吃着皇粮不忘寄情山水，任务繁忙不忘忙里偷闲，并不像有些传记中所说的那样：忧领导之所忧，急百姓之所急。
这时候的苏东坡，游山玩水的兴致肯定高于翻阅如山的案卷，观赏书画的兴致肯定高于访问贫苦的百姓。但也不能据此下结论，苏东坡当了和尚不撞钟，将自己的本职工作丢到了九霄云外。
通判的公务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太守大人无意分权，初来乍到的苏东坡倒也落得清闲。这是苏东坡第一次离开老爸、老弟，独立面对一片未知的世界，虽然有娇妻稚子陪伴，但不甘寂寞的苏东坡并没有感到快乐，签署公文、提审人犯这样的工作，让苏东坡觉得很没劲。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东坡是诗人，无聊的时候难免要写首诗，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就是苏东坡写给弟弟苏辙的。
我非常喜欢这首诗，便试着将其翻译成了白话文：
人生在世，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就算偶尔留下一点足迹，那又算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像随处乱撞的飞鸿那样，随便在哪个雪地里留下几个爪痕。一切都很偶然，飞鸿到底是飞向东边，还是飞向西边，没有人能提前知道。
老和尚早已圆寂，空留一座埋藏骨灰的新塔，当年题过字的破壁，又有谁知道它的存在？在我看来，老和尚骨灰的新塔和每个人题字的破壁，与同在雪地上留下爪痕的飞鸿岂非一样？你可还记得通往渑池的崎岖旅程——路途远，人又疲，连驴子也累得直叫。
索然无味的生活使苏东坡的内心充满矛盾，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他只好端起酒杯对月婆娑。不甘寂寞的苏东坡突然意识到，所谓的做官并不如他梦中想象的那般美好。
“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林语堂《苏东坡传》）
在务实与利害上，王弗远远超过了苏东坡。王弗对苏东坡是钦佩的，她欣赏他的才华，欣赏他的性格，甚至欣赏他的鼾声。但是她知道，苏东坡只是个诗人，诗人在处理人情世故时，往往容易意气用事。
一旦这样的诗人变成了疯子，或者当上了皇帝，国家和人民必将陷入灾难的深渊，比如南朝的陈叔宝，比如南唐的李煜，比如本朝的赵佶……
婚姻是围城，有的人想进去，有的人想出来，诗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这样一种惯例：诗人和婚姻不能共存。道理很简单，诗人往往喜欢爱情，爱情往往是婚姻的坟墓，诗人有了爱情，就等于走进了坟墓。
有一种例外是幸运的，那就是婚姻遇上了爱情，王弗就是这样的例外——只要她活着，就是一首诗，两首诗，三首诗……
在王弗看来，苏东坡浪漫有余，却沉稳不足。苏东坡不大善于发现别人的短处，在他看来，人不存在好坏之分。人之初，性本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要深刻检讨我自己，因为我说不清这是优点还是缺点，但绝不是幸运。
王弗经常提醒苏东坡，现在是自己独立生活，出门靠朋友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得能分清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有一次，苏东坡与来访的朋友谈话，神佛鬼道，天马行空，两人聊得甚是投机。
客人走后，王弗对苏东坡说：“你不应该和他说那么多。”
苏东坡不明所以，问：“却是为何？”
王弗说：“他不怎么说话，只是在听你说，尽量迎合你的意思。”
苏东坡想了想，拍了一下脑门，说：“还真是。”
王弗虽然情商很高，却时刻谨记“后宫不得干政”的格言，对于苏东坡通判本职以内的工作，从不说三道四。苏东坡好比一个孩子，有懂事的人管着，一切都还好，一旦自由玩耍，就难免要干出点自以为是的荒唐事。
苏东坡虽然干了荒唐事，有的却是将错就错，不仅没给自己惹来麻烦，而且受到凤翔百姓的集体拥护，还让朝廷给自己记了一大功，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行文求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