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弼虽然未处宰相之位，却有宰相之量。看完苏东坡的手稿，陈公弼命人一字不易，全文上石，并慨然说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陈公弼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对苏东坡日后的影响很大。从这件事之后，苏东坡痛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陈公弼是个真正的长者，便开始主动修好，二人的关系随即出现转机，从相互敌意慢慢变成了惺惺相惜。
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陈公弼作传，其中有这样一段：“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东坡全集·陈公弼传》）
陈公弼在凤翔任上，因将别州馈送的公使美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后来抑郁而终。无聊的人据此分析，陈公弼之所以获罪，是因为欧阳修为了给苏东坡出气，就在背后下黑手，对陈公弼展开了报复。
在我看来，以陈公弼的坦荡，欧阳修的学养，苏东坡的豁达，这种说法恐怕是不怀好意的人刻意杜撰，摆脱不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嫌疑，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苏洵《九日和韩魏公》）苏洵一直过得很压抑，好在宰相韩琦一直向朝廷力荐，苏洵得到了“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
北宋官制，官员职称前一般要加四个字：“行”、“守”、“试”、“权”。“行”指高职兼低职，“守”指低职任高职，“试”指“试用”，“权”指“暂代”。
本朝国耻“靖康之变”后，徽、钦父子被掳北上，太宰张邦昌被金国强立为“伪楚”皇帝。这位爷深知自己几斤几两，与大臣开会时自称“予”而不称“朕”，公文往来时用“手书”而不用“圣旨”，所封官员的职称前一概加“权”字。
“校书郎”主要从事校雠典籍，订正讹误的工作，官阶为从八品，是名副其实的芝麻小官。老苏拼得头发都白了，对“校书郎”的职位相当不满。
苏洵直接挑明了自己的意思：“京官之与试衔，又何足分多少于其间，而必为彼不为此邪。然其所以区区无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苏洵《上韩丞相书》）
意思虽然挑明了，官还是要做的，苏洵在写给韩琦的信中说：“洵久为布衣，无官长拘辖，自觉筋骨疏强，不堪为州县趋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于恣睢漫漶，以伤害王民也。”
“校书郎”官职太小，工资太低，要是另外能给安排个官，我保证好好干，这就是苏洵的态度。韩琦确实够意思，他也觉得苏洵是个人才，便让他遥领文安（今河北廊坊文安县）主簿的空缺，具体工作不需要赴任，而是待在汴京编修礼书。
苏洵终于混成了国家公务员，便收起所有的旁杂心思，一心扑在编书上。苏洵刚刚稳定了工作，北宋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仁宗驾崩了。
宋仁宗是个好皇帝，令人悲哀的是，他所有的儿子全部早夭。国不可一日无君，宋仁宗堂侄赵曙继位，这就是宋英宗。
宋英宗上台，苏东坡任期已满，就要回京述职。宋英宗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不出意外的话，苏东坡就要时来运转了。
北宋历来实行考察官员政绩的“磨勘”政策，地方官员三年任期一到，朝廷依法将其停职停薪，以便考察他的政绩。根据考察的结果决定去留，表现好的留下担任新职，表现不好的直接撵回老家种地。
一朝天子一朝臣，宋英宗是因为宋仁宗无后才幸运地做了皇帝，早年曾任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也算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好些年。
苏东坡文名日盛，加上之前老皇帝、老太后不住口地夸赞，宋英宗一上台就想提拔苏东坡为“知制诰”，让其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令。为了摸摸满朝文武的底，宋英宗找到韩琦，与韩琦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探讨。
宋英宗满脸期待地看着韩琦，没想到韩琦却极力反对。韩琦不愧是官场老江湖，他认为苏东坡突然身居高位，不是什么好事，闹不好会毁了苏东坡。
爱才若渴的宋英宗只好做出让步，建议让苏东坡担任翰林修注，负责处理宫中公务以及记载之事。韩琦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苏东坡有“为天下用”的大才，但综合各方面因素，还是将其留在中央培养锻炼为好，依靠恩宠让其搭乘直升机，反而会害了他。
宋英宗虽然满心不乐意，对韩琦提出的意见却不能不考虑。韩琦倒是给面子，想出了折衷的招：让苏轼进入国史馆修史吧，这是他的长处，可以做到人尽其才。
宋英宗对韩琦投向赞许的目光，对老韩的意见全盘接受。就在宋英宗以为万事大吉时，韩琦提出来一个条件：按照惯例，在苏轼进入国史馆之前，要先考他一考。
宋英宗按捺不住心里的疑惑，当场反驳韩琦，说：“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宋史·苏轼传》）之所以要考一个人，就是要知道他是否有真才实学，别人我不敢说，像苏轼这样的人，还有必要考他吗？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宋英宗说出这样的话，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老韩，你太拘泥于常规了，何必多此一举；老韩，你该不会是嫉贤妒能，故意刁难苏轼吧。
尽管宋英宗放了狠话，却依然不能左右韩琦的意思，苏东坡必须参加上岗考试。毫无悬念，苏东坡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手中妙笔一路生花，顺利通过三关考试，被正式任命在国史馆修史。
不能不说韩琦是苏东坡的伯乐，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韩琦深知在史馆工作的官员，有在宫中图书馆值班的条件。
苏东坡是文化人，文化人见了书比见了女朋友还亲，苏东坡正好趁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这为他将来文学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琦做了苏东坡仕途之路上的绊脚石，宋英宗是这样想的，其他文武大臣也是这样想的。这要是搁到当下，苏东坡肯定对老韩有点看法，不拿刀子找他拼命算是轻的。
苏东坡是个很可爱的人，他的做事风格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预料的。史书记载，苏东坡听到韩琦的话，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极是恭谨，说：“公可谓爱人以德矣。”（《宋史·苏轼传》）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们都是最平凡的人，干着最平凡的工作。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在毕业以后，干上恰投自己兴趣的工作，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文字编辑很枯燥，却是我的兴趣所在，且不管前途怎样，至少我不用带着情绪去上班，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幸运。
修史确实是苏东坡热爱的职业，自打进了国史馆，苏东坡就在寄情诗书上更上了一层楼。操琴怀古，曲酒对月，这期间苏东坡的生活可谓适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苏东坡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留下了数十首曲论琴铭，不仅新意频出，而且见解独特，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苏东坡生平的辅助资料。
《礼记·乐记》上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音乐是个好东西，不仅反映人类的情感，而且可以缓解工作压力，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享受。我在心情不好时，经常抓起洞箫，要么吹奏一首《沧海一声笑》，要么吹奏一首《牧羊曲》，伴随着抑扬顿挫的箫声，心里的不快便一扫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