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的信。”我朋友托莫科拿着一个薄薄的航空信封对我说。我点点头，却并不起身。“或许你等一会再看。”她建议道。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日本。这次旅行是父亲给我的毕业礼物。临别时父亲再三关照我要准时返家。可两个月后，我却写信给他，说我要留在日本教英语。我心里明白，这信使他伤心，因此怕他回信。
房间里摆设简陋，我坐在那儿，想起了父亲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当年，他和我一样，满脑子全是出去闯荡的念头。倘若我血管中有流浪者的血液，那是我承袭了他的基因。
那是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父亲刚满20岁，他搭上棚车穿越落矶山脉西部的丘陵地带。他不愿像我那俄国移民的祖父一样，总是生活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之中。
他有自己的鸿鹄大志。他要造桥，套牛，渡太平洋。他发誓，不混出人样，决不返家。他从纽约上棚车，下轮船，一路辗转，来到了加州。他伐过木，捕过鱼，还给牛烙过印，但他的梦想却始终没有实现。
一天，快天黑的时候，父亲来到一个地窖里歇脚。由于长途跋涉，他那薄似纸片的鞋底已经磨穿，脚趾冻得麻木而失去了知觉。他试着摩擦脚趾，可情形并无好转。
“怎么啦？”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他转过身，见那人年纪不满30，高个，骨瘦如柴。
“脚趾冻僵了。”父亲没好气地说。过后，又指着鞋子：“上面有洞了。”他并无兴致和这陌生人说话。因为许多个月来，他东漂西荡，受尽磨难，渐渐地已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
“我叫厄尔。”陌生人说。他开始对我父亲讲起他的家。他家世代务农，他也是不满足于农场的生活而离家出走的。最后他说：“这路我已经走够了。不管怎么说，我仍是一个农场孩子，我的根在那里。”
也许是出于对家的向往，父亲突然间感到特别孤独。“这几天里，我要回家。”他喃喃低语，“在我弄到一点钱和一双可穿着回家的皮鞋的时候。”
几分钟后，他感到有东西碰他的脚跟。他转过身来，发现厄尔的那双厚底黄皮鞋躺在他身边的地板上。“穿上试试。”厄尔不容推辞的语气，令父亲不得不将冰冷的脚伸进了鞋子。不知不觉中，那种温暖的感觉使父亲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甜蜜的梦乡。
父亲醒来已是黎明。地窖里只有两人，没有厄尔。其中一个告诉我父亲：“厄尔让我转告，说他未曾去过纽约，希望他的鞋子能到那里。”
父亲摇摇头，不能相信。在穷困中，把自己的皮鞋让给别人，这个牺牲实在太大了。但他最终意识到厄尔不仅给了他一双皮鞋，而且给了他对人的信任。当天下午，父亲就踏上了一列回家的货车。
神思稍定，我急忙打开信封。这是一封短信，父亲写了一些琐事，如妈新买了窗帘，家中的狗看了兽医。最后，他在信的末尾补充说：“亲爱的孩子，你在日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要你幸福。如日本是幸福所在，那我能够理解。但你记住，不管你走得多远，路多坎坷，你随时可以回家。”父亲的话是一件礼物，对我，就如厄尔的鞋子对他一样，弥足珍贵。
事情并不像我憧憬的那样。我期望得到的工作落了空。我对日本的迷恋也随之消退。于是，我起程返家。这倒并不是作为孩子顺从父亲的意愿，而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为自己的心和那陌生人厄尔的礼物所驱使。闯荡世界，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